张珺

枉死

1995年11月22日，凌晨4点半，西班牙南部城市赫雷斯市的市中心，一辆出租车驶进了一家加油站。

司机在一号加油泵前停了下来，转身下车，将喷嘴对好油箱，等了许久，却一滴油都没有汩出。他回头四下张望，才发现加油站的门已被撞坏，杂志、报纸散落一地，商店墙上满是血迹……

几分钟后，地区警察来了。

警察循着血迹，来到收银机后的办公室，强行推开门后，发现一个年轻人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血流不止。

又过了五分钟，一组医护人员挤进了乱糟糟的办公室，试图在一片混乱中控制住年轻人的伤口。

但4点45分，胡安·霍尔加多还是死了。

5点，负责该地区刑事调查的代理行政长官曼努埃尔·布特拉戈来到了加油站。

他当年41岁，从未处理过谋杀案。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血迹的果汁盒，又收集了23个指纹，但没人知道这些指纹是属于肇事者，还是哪个刚巧在那天进入加油站的顾客。

曼努埃尔没有封锁犯罪现场，随着谋杀的消息传开，这里变得越来越混乱。5点半，曼努埃尔发现自己被医护人员、犯罪学家、警察和当地记者包围，众人给带有血迹的地面加上了数百个脚印，调查人员徒手捡起犯罪现场的种种疑似证物……

最终，曼努埃尔推测，这次袭击有两名或更多的攻击者，虽然没有证据，但他怀疑凶手是瘾君子，洗劫加油站，抢走了7万比塞塔，当时约合人民币不到5000元。26岁的胡安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那天晚上，他还和一位同事换了班。

曼努埃尔用六个星期的时间拘留了第一批四位嫌疑人，三人有前科，四人都是瘾君子。次年2月，他告诉媒体，案件即将水落石出。

决定

“我从没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当弗朗西斯科听说他的大儿子死了的时候，反应就像许多突然失去亲人的父母一样。

他是一名银行职员，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妻子安东尼娅的丈夫，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

谋杀案发生后的几周里，当局确实曾努力解决，51岁的弗朗西斯科亟待知道结果，但政府机关没有给他。

1995年12月21日，在第一次确定嫌疑人的几周前，弗朗西斯科召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人参加特雷斯市史上的首次“正义游行”。

朋友、政客和陌生人在旧城蜿蜒的狭窄街道上游行，邻居在窗户和商店门前大喊着给他加油鼓励，第二天，当地报纸的标题是“为胡安哭泣”。

胡安谋杀案的残暴让许多赫雷斯的居民感到愤怒，“它打击了许多家庭，每个人都担心也许有一天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儿子。”一位当地护士说。

调查展开了，审判却遥遥无期，检察官发现，关键的证据，如带有血迹的果汁盒，已经丢失，几个证人的证词是在胁迫下做出的，“警察进入犯罪现场就像一只公牛闯进商店一样。”特雷斯警察局的负责人后来承认。

随着媒体和民众对警察和当局的批评愈演愈烈，弗朗西斯科也开始在城市的主要广场举行集会，每月一次。他在胡安的坟墓边立誓，“不管后果如何，我都要为你沉冤昭雪。”

“身份”

弗朗西斯科过起了双重生活。

每天早上6点，他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到60英里外位于塞维利亚的办公室，他在公共汽车上打盹，在银行工作到傍晚，回家换衣服。

然后，他到特雷斯视的一家旧教堂里闲逛——这里已变成“毒窟”，弗朗西斯科与瘾君子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拼命想要挖掘出与谋杀他儿子有关的任何信息，直到凌晨时分，他还会去那些被废弃的联排别墅里，皮条客经常光顾的妓院和黑酒吧里打听。

2009年1月11日，西甲足球比赛上，弗朗西斯科突然跑上球场，被球员和工作人员半请半抬了下去

他不是空手而去，而是带着香烟和氯卓酸钾药片——这是一种镇静剂，本用来治疗他所经历的慢性焦虑。

弗朗西斯科用烟和药引诱这些瘾君子，当别人兴奋起来时，他开始提问，并用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一一录存下来。

而在周末，弗朗西斯科也不再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坐下来一遍遍地听他的录音。通常，消息都让他失望，没有意义的名字，离奇的故事和无法继续的死胡同。

“他认为自己比一个资金充足的警察部队做得更好，这是我一直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被告的律师说。

但弗朗西斯科认为，他的私人调查没有进展并不是因为他缺乏侦探知识，而是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他的脸被印在了报纸头版，标题是“勇敢面对悲剧”，他的声音一遍遍播放给当地电台的听众。

1998年3月，他开始尝试使用假身份，带上假发、黏上胡子，穿着皮夹克、戴着太阳镜，似乎有了点大佬的意思。

弗朗西斯科自称佩佩，以新的“身份”与瘾君子们进行对话，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决定不再随机打探，而是将情报收集任务集中在了四名嫌疑人上。他相信警察找对了人，但他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必要的证据来定罪。如果警方无力破案，那他决定自己来。

承诺

弗朗西斯科知道要同时跟踪所有四名被告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同一个圈子里。所以他确定了一名嫌疑人，彼得·阿森西奥，为了保释，这个人一直住在盲人父亲位于赫雷斯的家中。

35岁的阿森西奥有着长期吸食海洛因和犯罪的历史。第一次见面时，弗朗西斯科给了他一粒氯卓酸钾和一根烟来缓解他的神经。临走前，弗朗西斯科告诉阿森西奥，如果他想要的话，他可以给他更多更像样的“药”。

两人逐渐熟识起来，假扮成佩佩的弗朗西斯科会带着不会开车的阿森西奥去买毒品、拜访他的朋友、甚至去看望和前妻住在外市的他的女儿。

阿森西奥通常是一个多疑的人，但他相信了“佩佩”。他后来告诉西班牙媒体《世界报》称，“佩佩给我的是我想要的东西”。

为了获取信任“佩佩”告诉阿森西奥他的帮派在北方制造大量的可卡因，他甚至还雇佣了另一个当地的吸毒者，假装是他的帮派联络人。

终于，弗朗西斯科的卧底行动有了进展，有一天，阿森西奥告诉他，他怀疑一个叫戈麦斯的人和他的同案被告艾斯卡兰特参与了对他儿子的谋杀。

阿森西奥称，在谋杀案发生几天后，他看到戈麦斯把一袋血淋淋的衣服扔进垃圾箱。“当艾斯卡兰特看到这个包的时候，他吓坏了，开始对戈麦斯大喊大叫，想要摆脱它。”——这段录音后来在法庭上播放。

这时的“佩佩”和阿森西奥每周见面两到三次，他甚至辞去了在银行的工作，全身心地调查儿子的谋杀案。

而在弗朗西斯科的家里，悲伤之下，一切都在恶化，安东尼娅对她丈夫深夜“旅行”的感觉很是复杂。有时她会鼓励他，但更多时候还是不理解，“我也想为我的儿子伸张正义，但弗朗西斯科总是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困难的事情，而且完全不听劝。”

他们的儿子帕科偶尔会陪父亲调查，尽管他认为这种努力既危险又徒劳。

确实，弗朗西斯科的生活不仅仅是割裂的，也处于危险之中。

1998年的一个夏天，阿森西奥告诉“佩佩”他将杀死胡安的父亲。因为他听到传闻，说胡安的父亲厌倦了案子不断被拖延，买了一把猎枪，要杀掉几个嫌疑人。

弗朗西斯科目瞪口呆，一阵恐慌中，他告诉阿森西奥，他要帮他“谋杀”弗朗西斯科，以免让他的新伙伴陷入更深的麻烦。

“我为了救自己的命，居然承诺杀死自己。”弗朗西斯科说。

徒劳

尽管在胡安死后，调查人员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但他们最终还是建立了足够的证据来审判这四名嫌疑人，阿森西奥被捕了。

审判前的几天，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律师整理了他在8个月做卧底时的12盘录音带。

1999年1月11日星期一，四名被告进入了法庭。

阿森西奥否认他参与了犯罪活动，称自己不知道胡安·霍尔加多是谁。

“你知道吗，在现实中，‘佩佩就是胡安的父亲？”律师科萨诺说。

阿森西奥红着脸，低吼着说出“不知道”。

随后，律师科萨诺宣布，他的当事人与被告进行了数小时的秘密对话，并公布录音。当时，庭上庭下所有人的反应和阿森西奥一样惊讶，法官们表示，他们需要时间来考虑这些音频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随着审判的继续，弗朗西斯科发现，这个案件缺乏物证，如指纹或血迹;缺乏人证，几个关键证人收回了他们先前的陈述，录音带的重要性变得清晰起来。

可在审判第四天，法官们宣布了决定：录音带不会被列为证据，因为他们缺乏“真实性或完整性的法律保证”。

出卖

确定罪犯的可能越来越小，但在审判的中途，弗朗西斯科成为了西班牙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西班牙《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弗朗西斯科的文章，标题为父亲的勇气（Padre Coraje）。文章中将其描绘成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儿子争取正义的父亲，面临危险时的“冷静”和他见到阿森西奥的“愤怒”交缠着。

一夜之间，弗朗西斯科一家变成了名人。

当时，安东尼娅还没有从儿子的去世中回过神来，甚至也还在从疾病中恢复。突然间，她的丈夫成了英雄，全球的媒体纷至沓来，在屋外安营扎寨，希望能与这位“勇敢的父亲”说上几个字。

在弗朗西斯科向葡萄牙记者讲述这个案子的时候，法官宣布了判决：所有被告都被无罪释放。

弗朗西斯科心烦意乱，但现在他有了关注度，他认为只要坚持，就有办法对抗法庭的判决。当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提出上诉时，弗朗西斯科把自己锁在了他儿子死的那家加油站，威胁说他将自焚。

虽说没有自杀成功，但他却更出名，尽管此时的弗朗西斯科家开始分崩离析。

“在我哥哥去世之前，他从来没有对我们中的任何一人太好。”他的儿子帕科认为父亲是因为没能在情感上给胡安更多关注而感到内疚，但现在的父亲先是在卧底调查中无法自拔，后来又没完没了地与媒体联络。甚至于帕科离开西班牙去德国工作，父亲都毫不知情。

安东尼娅也觉得，她的丈夫夸大了他的勇敢。“他从来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去冒险。”她说，当他去见阿森西奥的时候，总是有人陪伴。

安东尼娅也坚持不懈地为儿子的死奔走，组织游行，“但我从来没有在媒体上为我做出的牺牲而欢呼。”

2000年，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家人之间的裂痕，在他将胡安案件的书籍和电影版权以600万比索塔高价卖出后，变得更加不可逾越。弗朗西斯科告诉他的家人，他做这笔交易，是因为资方说无论他同意与否都会拍摄，但没人相信他。

“他出卖了自己儿子的死。”安东尼娅说。

电影在2002年上映，2004年，他们离了婚，所有的儿女也和这位父亲断了联系。

勇气

2003年和2006年，胡安的案子两次上诉，一次维持原判，一次被驳回。

弗朗西斯科开始转向为那些因暴力而失去孩子的家庭提供支持。可公众和媒体对他已经失去了兴趣，弗朗西斯科觉得他必须更加努力地去吸引媒体的注意力，才能配得上“父亲的勇气”——

2008年12月23日，他坐在火车轨道上抗议，最后被警察拖走;2009年1月11日，一场西甲足球比赛上，他跑上球场，被人半请半抬了下去。

弗朗西斯科还几乎每天都来到儿子的墓前，陪他说话，想象儿子的痛苦

2009年5月，警方宣布，胡安的案子已经结案。

可是弗朗西斯科不会轻易认输，2015年10月，他穿着一件印有儿子肖像的白色T恤，徒步抵达马德里。

71岁的他从赫雷斯走了600公里，沿着繁忙的高速公路和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为了向司法部长拉斐尔·卡塔拉申诉，重启调查。

当时，他儿子的案件已经接近法定诉讼时效，弗朗西斯科知道他必须做一些戏剧性的事情。他本来可以飞到马德里，但他希望“更有媒体价值”，所以开始了“正义游行”。

他称自己是在为所有被困在地狱边缘的家庭提出抗议，他们仍然不知道那些杀害了他们所爱的人的罪犯是谁。他在“脸书”开启直播，大约有3万人跟踪他的进展;所到之处，地方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几乎都封他为座上宾。

10月中旬，弗朗西斯科和他的律师，与司法部长卡塔拉坐在司法部的房间里。卡塔拉对老人的请求表示同情，并告诉他，尽管他不能无限期地延长调查，但他会尽力。

在法定期满前的5天，调查开始了，几天内，有一个明显的突破，一个曾被废弃的指纹证据指向一个累犯和瘾君子奥古斯汀·莫拉莱斯，但在2006年，他已经死于狱中。

直到现在，新调查都没有带来突破。

弗朗西斯科几乎每天都来到他儿子的墓碑前，皱着眉头。光线穿过云层，照亮了光滑的大理石坟墓。

他一个人住在一间阴暗的小房子里，健康状况已经不佳，但他说自己将尽快从西班牙赫雷斯市走到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庭。

“一定有另一种方式。”他说，“我会找到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