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丹 张惠兰
过去几个月，往返中国与日本的飞机上，不断出现日本高官的身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最得力的干将陆续派到中国与各界沟通。日本驻华使馆外交官，也不断与官民两界接触。他们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安倍访华能顺利成行。
安倍曾经是二战后，首位把中国作为出访第一站的日本首相。2006年，他第一次就任日本首相13天后，就开启了访华行程。此前，因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五年里，再无日本首相访华。安倍那次访华，也被称为一场“破冰”之旅，隶属于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的《人民画报》，曾将安倍称为“开启改善中日关系的‘希望之窗”。
到安倍2012年12月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时，访华变成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自2012年野田佳彦政府“钓鱼岛国有化”风波后，中日关系再次陷入冰点。安倍上台，一直想访问中国，通过高层直接交流，缓解局面。他也曾不断派要员访华协调，这期间，虽有2014年北京APEC、2016年杭州G20，他得以到中国参加国际会议，但对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想法，一直没能实现。
“上一次安倍访华前，中日之间的问题还没有现在这幺复杂”，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周永生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时中日之间主要矛盾是历史问题，症结在参拜靖国神社上，现在又有了领土争端，以及因为中国崛起引发的日本、美国的复杂态度。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安倍的身影才终于再次出现在北京，此时，距离2011年12月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访华，已经过去七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改善势头持续加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安倍这一次访华，“有助于巩固提升中日两国政治互信，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交流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发展。”
最后一刻
9月25日，距离安倍访华还有整整一个月，74岁的谷内正太郎又一次来到中国，并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举行会谈。
谷内正太郎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在日本政界举足轻重，被人称为“安倍背后的男人”。周永生认为，谷内可称得上安倍在“外交方面最心腹的”智囊。他这次来中国，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调安倍访华的相关事宜。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次“高级别政治对话”肩负着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协调任务。在《朝日新闻》看来，这次会谈对实现安倍于10月访华“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在（外务省的）时候还没有国家安全保障局”，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小原雅博接受本刊采访时说。63岁的小原雅博，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25岁进入外务省，2013年任驻上海总领事。在他卸任前的2014年，安倍主导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局。
清华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刘江永对本刊分析，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可以说是安倍晋三在安全保障和外交决策上的统筹机构，包括外务省成员，也包括警视厅、防卫省、法务省一些官员，实际上是安倍对外战略决策的核心。甚至外务大臣不能做的事情，他都通过国家安全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来推进，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互访的问题。
谷内正太郎访华时，日本媒体已经连篇累牍报道了安倍10月要到中国来的消息，甚至连具体时间都公布了。但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冷静，外交部也只是透露，双方正保持着沟通。显然，最终方案仍未确定。
两国关系此时已然有了很大改善，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俄罗斯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时，会见了安倍晋三，5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展开“破冰之旅”，访问了日本。但中日关系牵涉历史、领土以及其他大国的影响，不到最后关头，变数仍然存在。
安倍晋三与谷内正太郎对此应该并不陌生。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安倍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据当时媒体报道，安倍晋三曾对身边人说，“既然有（从中国来的）邀请，就不想逃避”，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密切沟通，日方推动此事的核心高官同样是谷内正太郎。但最终，这次访华没能成 行。
2016年9月4日-5日，G20峰会在杭州召开，中国作为东道主，邀请各国领导人参会。安倍认为这是中日首脑再次会谈的一个很好机会，再次派谷内正太郎到访中国，磋商相关问题。
这一系列磋商，一直持续到G20会议召开。峰会举行前，中美、中俄领导人会面早已确定，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仍表示，尚未决定两国首脑是否在峰会期间会晤。直到9月4日峰会开幕当天，这个议题仍然悬而未决。
据当时媒体报道，围绕会谈日程，两国官员一直交涉至4日深夜。日本政府随后迅速将中日元首即将会谈的“好消息”告知媒体，日本NHK电视台在深夜零时20分发出快讯。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分析，中方之所以将会谈推到峰会后举行，是“为了先看安倍在G20上的言行”。
虽然一直想改善对华关系，但在涉及到中国的很多问题上，安倍经常发出相反的信号。比如在修宪、历史问题上，仍然偏向右翼立场，而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又频频与中国发生冲突。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江永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分析，日本近期在中日关系的一些大问题上言行不一致，一方面表示要改善对华关系，另一方面却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搞小动作”。这显然成为中日首脑会谈的一个重要阻力。
安倍的Flag
2017年9月28日，安倍临时做了个决定，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
这一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要举办“国庆68周年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招待会”，原本日方只有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出席招待酒会，但日本首相官邸临时向中国驻日使馆提出并商议安倍出席的问题。
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到酒店入口迎接，坐车抵达的安倍看到后，一下车，一溜小跑奔向大使程永华，并与其紧紧握手。据日本外务省介绍，这是自小泉纯一郎之后首次有现任首相出席类似活动。
在这场酒会上，安倍立下四个Flag（目标）：希望年内（2017年）恢复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实现李克强总理访日；希望2018年访华；邀请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下半年访日，从而全面恢复中日两国高层互访机制。
四个目标，都与中日领导人会晤有关。
“之所以希望恢复两国首脑交往，是因为日本更需要中国。”刘江永接受本刊采访时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安倍一直想拉近双方关系，但并没有得到希望的反馈，在贸易问题上也受到美国压力。但当时，中美关系则显示了非常好的前景，“安倍就有点慌，他担心美国撇开日本跟中国搞关系，（像尼克松政府一样，越过日本跟中国搞）‘越顶外交，所以安倍政府不希望被中美关系甩太远，急于和中国领导人多会晤，并且实现正式的访华。”
据外务省情报公开室解密档案显示，长期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草拟都是由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政策课长和会计课长层次进行协调，接着上报到局长层面，最后才到日本首相。这种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成为日本外交决策的惯例。
安倍第二次上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外务省作用相对下降了。“安倍越来越注重发挥官房的作用，就是他的首相办公室”，周永生说，安倍很多外交政策，都是由他信任的几个官房官员推进。“有点像特朗普，对官僚机构不太感冒，只信任周边的几个亲信，这是强势领导人的一个风格。”
围绕着首相官邸，安倍建立了新的决策、执行机构，前面提到的国家安全保障局正是在官邸主导的体制下设立的。谷内正太郎出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前，一直担任安倍的官房参事。而且，国家安全保障局设立在内阁府厅舍别馆，距离首相官邸仅1分钟。
在周永生看来，首相权力的扩大，也使得安倍的外交手腕更加灵活，为了达到与中国领导人互访的目的，能够突破各种常规限制。“李克强总理到日本访问的时候，安倍破格招待，全程陪同，一直陪到北海道，总理在北海道的所有活动，安倍都陪同。”周永生说，这在日本外交历史上是少有的。安倍一溜小跑参加中国驻日使馆的招待会，也是他灵活外交的一个表现。
随着Flag的确立，安倍在涉及中国的发言中，也日渐谨慎，甚至开始释放友好信号。1月22日，安倍在日本国会发表的讲话中，虽然谈及日本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但并未将中国视为威胁一方，而且对钓鱼岛问题也只字未提。提到中国时，他所阐述的是如何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以及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对安倍来说，此时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有多重利处。“第一他可以向美国展示中国牌。第二可以向韩国展示，日中关系改善了，韩国也不能老跟我抗衡。”刘江永分析，此外，中日关系改善，对安倍国内的一些政策，也会产生影 响。
信使
“这是一封饱含热情的信，恳请您现在就看。”二阶俊博说。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带队参加了这次论坛。出发前，安倍找到二阶俊博，请他带一封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16日，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二阶俊博时，他趁此机会，递出安倍这封亲笔信，并恳请习近平能当即阅读。据澎湃新闻网转引日媒报道，习近平当时打开信封，读完了这封长达三页，后附中文译文的亲笔信。
信中提到：在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及《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希望两国构筑稳定的友好关系；希望保持对话，在合适的时机实现互访；希望相互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加深对话和合 作。
此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安倍曾提出明确反对声音。日本媒体认为，安倍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态度变化，是为了向中国传达友好信号。
用书信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沟通感情，一直是日本首相常用的方法。据《南方周末》统计，从1998到现在，日本换了9名首相，只有麻生太郎没有给中国领导人写过亲笔信。
“一般来讲，双方不便于常态化沟通的情况下，又希望打破这种局面，会通过书信的方式沟通。”刘江永分析道，通过与中国友好的人士送信、捎话，似乎更能够得到中国的信任。
二阶俊博显然就是这样一位友好人士。早在1976年，二阶俊博就曾作为日本和歌山县议会议员，跟随和歌山县日中友好之翼访华团第一次访华。此后40多年，二阶俊博多次来到中国，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两年前，在中日关系低迷之际，二阶俊博曾率领3000人的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中日友好交流大会。2016年8月，在钓鱼岛局势剑拔弩张之际，二阶又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举行会谈，通过对话缓解紧张局势。
与二阶俊博同行参加“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的人士向日媒透露，“如果不是在中国拥有广泛人脉，二阶俊博无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日本着名记者田原总一郎也曾说，二阶俊博是唯一一位能够频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自民党议员。
这位在自民党内仅次于安倍的二号人物，被称为日本政界的“亲中派”。他带团参加“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也受到中国领导人高度肯定。习近平在与之会见时称，二阶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合作。
对外国人而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极高的政治评 价。
除了二阶俊博，安倍晋三还多次让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带亲笔信。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会见山口那津男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他拿出了安倍致习近平的亲笔信，请汪洋代为转交。据澎湃新闻网统计，这是他第四次充当安倍的信使。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公明党做过很大的贡献，传统上人们印象中公明党对中国比较友好”，刘江永说，安倍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频繁请山口那津男做中日领导人间的信使。
此前，最爱给中国领导人写亲笔信的日本首相是小泉纯一郎，他在任上共写过6封。随着山口那津男带来的这封亲笔信，安倍的数量也达到了6封。
除了打感情牌，日本外交系统也迅速动员起来。周永生记得，三四月份，日本驻华使馆的外交官来见他。当时李克强还没有访问日本，但日本已经开始筹划安倍访华的事情了。他们向周永生征求对安倍访华时间以及访问城市等问题的建议。跟这些日本外交官交流后，周永生觉得他们“非常热情，有很多关注点，希望能够大幅度地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而且对此充满了期待”。
经济驱动力
“到这个时间了，应该差不多已经决定了吧。”10月12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事务所副所长日向裕弥接受本刊采访时忽然说道。她摸了下自己的手表，抬头望了望挂在墙壁上的时钟。但她所指的，并非是当下具体时间，而是指安倍访华日程。
10月12日下午，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见面会上，果然公布了安倍晋三访华的日程。据陆慷介绍，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对于安倍此次访华的有关安排，陆慷说：“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将同安倍首相举行会见会谈，就改善发展中日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将举行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和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
安倍访华议程里的每一个问题，事先都有相关机构和官员打前哨。“双方都要事先做很多功课以及外交铺垫，努力在领导人见面前首先了解对方的一些看法、关切。”刘江永说，如果要达成相关协议，事先双方就把准备、谈判工作完成了。“领导来访，只是做最终确认，随后公开发表。”
对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来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就是参与准备的相关事务所之一。1982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设立了北京事务所，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提供包括经济、贸易、投资等各方面的信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事务所据点也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扩展到武汉、成都等内陆城市。据日向裕弥介绍，包括中国在内，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全球共设有74个据点。
“关于本次论坛，我们提前知会了各省长官，也和相关政府机关进行了提前交涉，取得各方认同后才共同开展工作。”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向本刊回应道，而之所以选择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作为日方合作机构之一，“因为它们在海外拥有多个据点，能够更好地在第三方市场提供援助”。
此前，日向裕弥还担心，安倍访华日程迟迟定不下来，“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她以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官民论坛为例解释道，按照机构安排，中日企业将首先举行见面会，而后分别在交通物流、资源环境、产业高度化金融支持、地域开发等领域分小组进行商议讨论，最后签订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这些都需要提前做大量准备工作。
2018年9月25日，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日方团长为和泉洋人。“和泉辅佐官是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辅佐官，主要负责各部门协调”，日本产业经济省官员对本刊说。而其团员，则包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财务省等各有关省厅官员，以及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日本各政府部门、经济团体、官僚以及企业家都持积极态度”，前述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说，中日之间经历过很艰难的时期，而经济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现在正是由竞争转向共生阶段，形势比较乐观。
“经济合作是安倍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小原雅博分析，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日商在中国拥有大量经济利益。1990年代泡沫经济时，日本国内曾经兴起过经济上的中国威胁论，然而随着日本日益依赖中国市场带来的经济成长，经济界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日本经济成长的希望。
自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后，日向裕弥也感到中国政府正在变得越来越积极。5月份过后，不断有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官员到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与工作人员就投资活动交换意见。
“每年都会有200多家日本企业负责人来中国进行访问，”日向裕弥说，今年李克强也亲自接见了这个企业代表团，“这也是关系好转的一个表现吧。”
此次安倍访华，大约500名日本商界领袖陪同。10月2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指出，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正在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举措，这无疑将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更大的合作机遇和更广阔的合作前景。相信此访将有助于两国务实合作提质升级，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
政治破冰，经济先行，这是中日两国互动最常见的情况。“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虽然没有正式的国家层面往来，但经济交流就已经开始了。”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岩永正嗣说，两国恢复邦交十年前，日本就根据“日中备忘录贸易协定”设立了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后，事务所取消，替代它的就是日中经济协会。
“只要商业往来继续，即使政治上出现问题，也有可能避免关系恶化。”岩永正嗣说，此前，中日出现过“政冷经热”的现象，也曾出现过“政冷经冷”的现象，但无论哪种情况，中日关系重新开局，经济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