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静怡　杨建伟

大理蔬菜教育社区，天晴时，菜妈带着孩子在草地上做瑜伽（受访者供 图）

二月底的大理总是飘着阵雨，天青色的云在苍山上游荡，沿着一条小径，穿过花田、小池塘，尽头是一所小学。早上9点，孩子们甩着雨伞在刚泛青绿的草坡上奔跑，落山风从耳边穿过。

10分钟后，开始上课。五年级第一堂是语文课，短发年轻的老师让孩子们拿出卷子，评讲《我们为什幺会放屁》的课后习题。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用传统评卷方式上课，之前的语文课上，老师会用《王者荣耀》的游戏来解释历史人物。

孩子们觉得无聊，不少人干脆趴在桌子上。下课前，老师征求孩子们意见，这个学期的语文课喜欢用什幺形式上。

“《王者荣耀》可以吗？”老师问。

“我们早就不玩了。”

老师仍然耐心地跟孩子们沟通，提醒他们，“这学期会有学分制，大家还是要注意”。

“学分制是什幺呀？”对这些孩子来说，这还是个新名词。这是学校和家长们不断碰撞、协商、妥协之后的结果。学校不希望用分数去评判一个孩子，可是家长又需要反馈，而且也要考虑到这些孩子毕业后，需要适应其他中学的教学环境和模式，双方协商后，最终推出了“学分制”这个新尝试。

这不是一所通常意义上的学校，而是大理一所实验性的学堂。这个叫“猫猫果儿“的教学试验田并非大理的唯一，在这座云南小城，几乎可以找到由当下各种教育理念衍生而来的教学项目：灵性教育、蒙台梭利、国学堂、华德福、自然教育、在家上学……

只是，实验的另一面意味着风险和巨大的不确定性。相比而言，“学分制”背后的家长焦虑，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几天前，“猫猫果儿“就曾经遭遇过一场停课危机。另一位在大理进行在家教育实验的音乐家龚琳娜，一年多以后，也把孩子送上了飞往德国的班机。

“（我爸）搞教育去了”

“猫猫果儿”位于大理洱海边上，看上去更像个隐士居住的山庄而非学校。在这里看不到教学楼，入眼是几个呈阶梯状的白房子，屋顶上茅草萋萋，周围树木环绕，树枝上已经冒出了嫩芽。房子前面是缓坡草坪、圆形运动场、篮球场……站在缓坡上，可以看见不远处云墨般勾勒的苍山，绿黄相间的农田，空气中带有泥土的味道。

离着此地大概三四公里，是另一所叫蔬菜教育社区的学校。与“猫猫果儿”相似，蔬菜教育社区的菜地活动环境也是和自然结合得非常好。

一直以来，这也是大理吸引很多理想主义者、文人的地方。很多人逃离城市喧嚣，选择到大理落户，或开客栈，或寻找其他生活方式。“很多人过来后，势必就面临我的小孩怎幺办的问题”，“猫猫果儿”的教师林冬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些人原本就是逃离既有的、传统的、体制化生活的人，势必不会寻求传统的教育方式，于是从“在家教育”开始，各种先锋的、实验性的教育理念，在大理遍地开花。

做纪录片的陈钢和朋友们，来到大理，创办了“猫猫果儿”幼儿园，之后又开始招收小学生;2010年开始，曾在新华社做教育记者的陈阵创办了苍山学堂;推崇灵性教育的萧望野创办了那美学校。2017年音乐家龚琳娜也和德国老公，带着孩子来到大理，尝试“在家教育”。

菜妈最初是被萧望野的学校吸引来的。她发现女儿在原来的学校里，变得越来越不开心，应试教育之下，体育课变成了语文数学课，每天带回很多抄写作业。纠结很久后，她带着女儿来到大理。

很快，这些学校逐渐形成了集群效应。过去十几年间，教育实验悄无声息地成了大理的另一张名片。这些教育理念各有不同，但共通之处是：告别应试教育。

“（这些实验）在中国还没有取得合法性”，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说，“但据我所知，很多地方也是采取一个比较宽容的状态，不是非要取消禁止，所以它能存活下来。”

菜妈会带着孩子在厨房做菜，在木工房做木工;“猫猫果儿”四年级的升级考试是考验学生能否一个人从大理到昆明，沿路会收到各种任务，有一位观察员记录他的行为。龚琳娜在大理，6个孩子集中起来在家教育，有功夫课、说文解字、音乐课、毛笔字、户外生存课、做菜课。龚琳娜兼任音乐课老师，教孩子们唱二十四节气歌。

在大理，这种实验性教育反而成为一种主流。“大理当年有很多幼儿园今天起来，明天死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实验。家长有了孩子以后就临时抱佛脚，看书。所有流派就开始实验。”“猫猫果儿”创始人陈钢说，有一天，他从臭水沟里拎出一个小孩，问：“你爸呢？”

“搞教育去了。”

“万恶的肥肉”

洛洛是个敏感的孩子，遇到过于困难的问题，会情绪崩溃得哭。

一次，洛洛与几个同学相约到东面的山上郊游，第二天一大早，她就收拾好书包、穿好衣服、背上零食水果等同伴的电话。从早上等到下午，电话一直没有响。后来，洛洛才知道，同学们已经走了。其中一位同学的妈妈认为，洛洛成绩不够好，没资格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

洛洛的父亲林放在家长会上见过那个家长，“非常积极上进，开家长会都得坐第一排，一直盯着老师和老师对话”，林放说，“优等生家长也是优等家长”。

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林放对洛洛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失望。他开始关注其他的可能性，大理随之进入视线。

决定到离开老家山东到大理之前，林放犹豫了很久。“人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鼓足勇气从（熟悉的环境）里面走出来的。”林放说，他自己很清楚，洛洛学习一般，但她也肯定有自己专长的地方，只要给她信心，她一定能有更好地发展。“而在当时环境里，她一直在疲于奔命，感觉会越来越差。“

林放只是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带着孩子来到大理。没想到，女儿到蔬菜教育社区的第一天，就希望留下来住校。她完全没感到陌生，“周边孩子显得比她原来在体制内的热情，拉着她玩给她介绍学校”。

洛洛很喜欢蔬菜教育，林放收藏着洛洛一张在社区学校的照片，扎着马尾辫的她略显瘦弱，研究着手里的天平，非常专注。

天晴时，菜妈会带着孩子们到草地上练普拉提、晒太阳，去地里干活。她的理念是亲近自然，把孩子当一个人来教育而不是学习机器。今年的新学期一开始，她买了一百株的小树苗带孩子去种树。

“猫猫果儿”是另一种教育方式。2月28日，猫猫果儿五年级综合课上，班主任林冬带领9个孩子做假期作业的幻灯片设计。假期作业是设计一个项目，一位孩子的项目是“假期是怎幺减肥的”，题目就叫“万恶的肥肉”。林冬引导他，在幻灯片写下他的目的、过程以及收获。

林冬还曾带过孩子到昆明去拆过一辆车，车部件散满整个操场。“你会觉得（这种教育方法）很不平常，但在‘猫猫果儿来说，这是日常，这是常识。”林冬说，“它不应该是特别的。教育没有创新教育，它就是生活，就是所有都回到常识部分。”

龚琳娜的孩子们还会去爬苍山，学习如何钻木取火、如何过河。一次，龚琳娜看了他们如何爬峭壁的课，好几个孩子一开始爬不上去，紧张得哭，老师耐心教他们手脚如何用力，如何克服恐惧向上攀爬。“到最后，孩子们一遍一遍上去下来，爬了好多遍”，龚琳娜说，这种野外拓展，让他们克服恐惧，面对大自然，跟大自然亲近，尊重大自然，“才会从大自然里获取你的能量”。

动荡

2月26日，“猫猫果儿”被迫停课了。

图书室和礼堂空空如也，只剩下外墙框架。原本供孩子们活动的圆形空地被红布围起来，绿色的篮球场空无一人。孩子们的声音，从林间消失了。

停课的原因是，学校所占的土地出了问题，有一部分是农业用地。违反规定的部分，主要是操场、图书室等区域，教学楼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上课可以，但课间活动目前是受到很大影响。

孩子们复课了，活动范围缩小了很多。被问到篮球课怎幺办时，林冬说，“只能换成其他体育项目”。

不仅“猫猫果儿”，大理的新式教育机构几乎都遇到过用地纠纷、租金上涨、老师流失、学生出走等问题。

2016年，在林放带洛洛来大理时，菜妈的蔬菜教育就正是处于动荡期。

蔬菜教育基地原来是在洱海边的大木屋，环境优美，她一下租了5年。2016年，该交下一个5年的租金时，房东却把年租从7万涨到了30万。

他们只能另寻其他地方，原本想租下一个地方，“已经规划好做什幺样的校舍，需要什幺木头，水泥建筑是什幺样的”林放说，可是正值大理进行大规模海边建筑拆迁，政策不确定，只能观望，到小院去租。

学校管理者之间，也会出现不同状况。“家庭联盟把一群孩子放在一起，家长们合伙来教。如果说家庭教育理念出现问题，或者某一个家庭和孩子的情感出现了问题，就会根本上动摇幼儿园的合作基础。”陈钢说，一个人的理念不固定，就造成了他坚持的教学方法会有变化。

《梦碎山水间：文艺中产的“大理梦”是怎样幻灭的》一文中，一位家长就曾表示：“搞教育的都是有自己的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彼此之间不能相融，见面能客客气气已经算不错了。”

即便是有着同样理念的父母和学校间，在具体细节上，也经常会有不同看法。这时候，到底应该听谁的？“猫猫果儿”的学分制，就是学校和家长在不同理念之下，冲突、妥协的结果。

“不断试错并反思”

菜妈的第一批学生张仰意已经成年了。21岁的她留着落肩短发，小视频里的她投不进硬币游戏时哈哈大笑。

她是最早一批尝试大理新式教育的孩子，13岁那年，父亲把她从北京重点中学北师大附中带到大理，先参加了菜妈的蔬菜教育，一个月后进入父亲与其他家长开办的内明学堂，后来休学在家上学，白天自学初中教材，下午到古城大理四中对面摆摊。她一直在各种教育理念之间流转。

“说实话，我并不是不适应传统教育，学校生活对我来说没有什幺特别痛苦的。（去大理）主要是父母的意愿。”张仰意说，虽然当时已经13岁，她自己是一个不太会反抗、不太会跟父母起冲突的人，“当时我并不是很独立，只是跟着父母的状态走”。

回头来看那段经历，张仰意觉得自己更像是试验品。“没有什幺经验可以让你参考，也不知道会发展成怎幺样。”张仰意说，15岁那年，她很想回传统的美术学校学习，可父母始终觉得学校不好，所以她只能跟着父母走。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学，让她至今一直有不安全感。“在云南那段时间，我可能都不知道我明天会出现在哪里，对自己没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规划。”

事实上，每个到大理来的家庭，都有着不同的原因。有认同这里的教育理念的，也有在传统教育中遇到挫折，来到此地疗伤的。

“很多人把菜妈那当一个避难所，或者是想象成一个桃花源。”林放说，这其实把大理想得过于完美了，“如果要求成体系的知识，（很多实验性的学校是）达不到的”。

林放在菜妈那担任数学老师期间，也尝试过探索成体系的教学，他买了很多国外数学教材，发现并不成体系，“你可以玩一玩，大家做几个数学游戏。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希望学生们能学到成体系的数学知识”。最后他发现，虽然他不赞同应试教育，但最喜欢的教材还是国内人教版的数学教材。

蔬菜教育的孩子，也来了又走了。在蔬菜教育的一部分同学走了之后，洛洛也想离开，她想回到传统学校去，觉得在蔬菜教育学习太散漫了。

“洛洛是一个内心需要秩序的孩子，但我还是希望她在菜妈里再待一年两年，我觉得那里轻松。她说的散漫，我不在乎。“林放说，“我一直认为传统教育与实验性教育都存在问题，我甚至认为实验性教育的问题更多。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最终，为了尊重洛洛的选择，林放为洛洛选择了一所离家近的大理的初中，那是一个乡村中学，他看重的是没有什幺压力，很轻松。一次开家长会，校长在上面苦口婆心，教育村民，要尊重孩子，多陪陪孩子。他很喜欢这个校长。

龚琳娜也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大理。她把孩子送到德国去读书。“到中学，数理化知识很复杂，没办法在家自己教他。”龚琳娜说，这时候，她意识到，孩子需要接受系统性教育了。

《中国式在家上学》作者任杰慧认为，从体制外转回体制内，“一方面是新生事物的不成熟和不完善，一方面是体制内教育的不断改变”。

教育并不只需要一个孤立的学校，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社区、家长以及更为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散落在大理各处的实验性幼儿园、小学不得不面临的一个现实是，孩子毕业后，该怎幺办？

这些年，“猫猫果儿”也在做一些改变和探索，当幼儿园的孩子长大后，开始办小学。陈钢发现，幼儿园父母和小学父母是不一样的。“幼儿园的父母看孩子真的是看成一个新生命，看到孩子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陈钢说，“到了小学，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有一个词会越来越重，叫你如何适应社会。削掉所有缺点，要在竞争中间培养竞争优势。”

在“猫猫果儿”的理念里，成长不应该是被量化的，可是家长们又需要看到孩子被社会共识认可，所以他们建立了学分制，告诉家长孩子每天都在学习些什幺。“普通学校要求的是平均达标，我们要求的是最低标准。”陈钢说，学校、家庭和学生的一个平衡，也是一个相互妥协。

“在探索新式教育的过程中，有没有走过什幺弯路？”

“每天都在走，不过也很难说它是弯路，教育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站。”“猫猫果儿”班主任林冬说，有时候你会绕一个弯，但方向还是那个方向，“只是说走了不同的路而已”。

在“猫猫果儿”五年级教室的墙上，几句彩笔写下的话提醒着孩子们，要不断培养自己的能力，而在创新能力下方，标红的大字是：试错、反思。

（经受访者要求，洛洛、林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