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博
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晚会上，负责舞台安保的几位工作人员捏了一把汗。
摇滚乐队咖喱3000表演时，一位穿着马甲、戴着眼镜的人员走上舞台，用GoPro冲着乐手录制。台下的保安慌了，聚作一团，犹豫着要不要上去阻拦。结果，发现这是乐队的表演设计。
随后上台的主持人提到了这个细节，说：“这就是平遥国际电影展，有最先锋的，有最中国乡土的，有最国际化的，也有最接地气的。”
平遥电影展的确给人带来了一种奇妙的冲撞感。由老柴油机厂改建而来的平遥电影宫，散发着上世纪70年代的工业气质，又被以明清民居为主的平遥古城包裹着。在这里，人们穿行于不同的影厅之间，欣赏来自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家的电影，向张艺谋、清水崇、陈冲等导演提问，不时偶遇导演谢飞或者影展艺术总监马可·穆勒……当然，人们还会在各种场合见到电影展的创办者贾樟柯。
能把平遥电影展攒起来，贾樟柯动用了很多圈内资源。他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界大咖，形成品牌效应，再为影迷和电影新人们提供交流平台。而这，正是今年平遥电影展的主题：“大家和大家”（One to Everyone）。
张艺谋来了
平遥电影展第三年，开始得并不顺利。
原定的开幕片是李少红的《解放·终局营救》，因为特效没有做完退出影展，金砖国家合作影片《邻里》中韩延执导的短片《老街坊》临时顶上。冯小刚监制、李云波导演的《无名狂》，导演张元的女儿宁元元的导演处女作《小事儿》，赵德胤的《灼人秘密》都从片单上消失。
今年的红毯也显得星光黯淡。相比第一年穿着墨绿色长裙现身的范冰冰——有游客为了看她一眼翻过围墙进入电影宫，以及第二年试图借《宝贝儿》打翻身仗的杨幂，今年只有张译和刚在周杰伦新歌MV中刷脸的日本演员三吉彩花得到了围观群众的集体欢呼。
平遥电影宫附近的一家餐饮店老板已经对大明星的到来见怪不怪了。第一年的红毯仪式，他也去凑热闹，成功认出了冯小刚。那年，他的朋友圈里都在发“见到某某大明星”了，还有人去高铁站门口守着。今年已经没人提了。
幸好，这种气氛持续的时间不长。
10月11日，影展第二天，张艺谋的大师班举行，标志着平遥电影展的第一个重头戏来了。大师班安排在上午10点半开始，有观众凌晨4点多就赶来排队。活动开始前，张艺谋的专车驶入电影宫，他特意看了看聚集的人群，发现几乎都是年轻人。他在媒体见面会上提到这个画面，止不住点头：“很感动。有这幺多年轻人对电影感兴趣，这是很难得的。”
比起前一天围观红毯时有各个年龄段的游客和当地人，这一天出现在电影宫里的大多是业内人士、媒体和影迷。由于排队的观众远远超过了只能容纳500人的“小城之春”放映厅，组委会立刻将大师班的场地改到了能装下1500人的露天影院。
贾樟柯亲自主持。他提到了开幕晚会上，平遥电影展颁给张艺谋的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誉奖杯。那晚，张艺谋从第四代导演谢飞的手中接过奖杯，旁边站着贾樟柯。三代导演在平遥合体，颇有点传承的意味。
若是联想到十几年前，贾樟柯炮轰张艺谋，这个画面就更耐人寻味了。2006年贺岁档，《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正面交锋，贾樟柯公开说：“我就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时过境迁，如今贾樟柯和张艺谋坐在平遥电影宫里谈笑风生，1500个座位座无虚席。贾樟柯甚至这样说道：“我也是创作生涯长了一点之后，会更加理解张导，在这个电影环境里面所背负的压力、争议。还有他要往前走，他的毅力，要克服周遭环境，又要实现自己电影的想法，非常让人钦佩。”
贾樟柯的人脉圈
张艺谋能够出现在平遥，要归功于影展的艺术总监马可·穆勒。当时，张艺谋正在重庆拍摄新片《坚如磐石》，马可·穆勒亲自飞到重庆邀请他。
马可·穆勒是平遥电影展除贾樟柯之外的另一关键人物。他担任过包括威尼斯电影节在内的多个国际电影节主席。这位66岁的意大利人在上世纪70年代就来中国学习、生活，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和中国电影的渊源颇深，曾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的作品推到各大国际电影节。
在平遥电影展之前，第一届澳门国际影展也曾邀请马可·穆勒出任总监，他却在影展开幕前一个月宣布辞职。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马可·穆勒和组委会之间有很多意见分歧。马可·穆勒曾对外媒抱怨：“你需要红毯，我就尽力推动更多的电影人走红毯，但电影节不是只有红毯。”
显然，马可·穆勒和贾樟柯对于电影展的理解更为契合。他曾对媒体说，他对那些在大城市举办、由大型机构操控的电影节感到厌倦。在平遥，人们有时间坐下来交流电影。
张艺谋和马可·穆勒，只是贾樟柯朋友圈的代表。这位曾经的地下导演，其实非常擅长积累人脉。这为他办电影展提供了先天的优势。
1996年，贾樟柯的《小山回家》获得香港独立短片影展一等奖，领奖时，他认识了一同获奖的香港电影人余力为。二人的合作持续至今。
2015年，余力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1998年他们第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时，为了把《小武》卖给欧洲发行商，贾樟柯打印了一堆资料，上面写着《小武》的简介和放映时间地点。他打听到发行商住的酒店，挨家挨户敲门，请他们看电影。
在北野武工作室工作的日本制片人市山尚三看完片子后非常喜欢，又从中牵线，促成贾樟柯和北野武认识。后来，北野武工作室多次投资贾樟柯的电影。
2006年圣保罗电影节，贾樟柯认识了创作过《中央车站》的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几年后，塞勒斯为贾樟柯拍了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
这些关系在第一届平遥电影展上都发挥了作用。那年，沃尔特·塞勒斯是艺术顾问，市山尚三是“费穆荣誉”评审团成员，北野武的《极恶非道：最终章》是展映作品。今年展映的小田切让执导的《一个船夫的故事》也由市山尚三监制，小田切让还亲自来平遥宣传。此外，与马可·穆勒熟识的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洛·沙特里安，威尼斯电影节副总监乔治·戈塞蒂也出任了今年“费穆荣誉”的评审。
可以说，平遥电影展是建立在贾樟柯的圈内人脉基础上的。
许知远曾在《十三邀》中问贾樟柯，为什幺这幺擅长处理各种关系？贾樟柯回答说：“就是找朋友办事，找说得到一起的人共事。我很封闭的。我做那幺多事，跟我一起做事的人都是朋友。”
给年轻影人一个偶然
在今年平遥电影展的片单刚公布时，网上的讨论声并不热烈。尤其是对比第一年冯小刚的《芳华》和去年李沧东的《燃烧》，今年的片单缺少爆款，也鲜有观众熟悉的导演。
但这正是平遥电影展所追求的。从第一届开始，平遥电影展就聚焦于非西方电影和青年导演，今年甚至有来自危地马拉的电影作品。为了更好地挖掘华语电影新人，组委会今年重新定位了“藏龙”展映单元，由过去两年关注的类型片，变成了关注华语新导演作品。
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肯定了今年的片单策划。他在文章中点评道：“电影节的使命是为电影找到观众，而不是为观众找到电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导演周笋才有机会来到平遥。她的电影《少女佳禾》入围了今年卧虎单元。这是周笋的处女长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青春期的故事。周笋告诉本刊记者，马可·穆勒和选片人吴觉人看完片子，就决定让《少女佳禾》进入竞赛单元，马可·穆勒给作品的评价是“有神秘感”。
与此同时，釜山电影节也邀请《少女佳禾》进入展映单元。由于时间冲突，周笋和同事放弃了釜山电影节。“因为釜山电影节（入选的）是展映单元，不是竞赛单元，还是觉得来平遥比较好。”
对于青年电影人来说，若能在平遥拿到奖，就是受到业界认可的第一步。
2019年10月11日，山西平遥，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举办张艺谋大师班“为了电影的每一秒”活动
去年，同为青春题材的电影《过春天》拿到平遥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导演白雪和周笋一样，也是80后。今年3月，《过春天》上映。白雪也成为本届影展罗西里尼荣誉的评审——这是平遥为青年电影人提供的另一种支持，意味着他们进入了贾樟柯的“平遥圈子”。
若是回溯贾樟柯的个人经历，不难理解为什幺平遥电影展不遗余力地支持青年电影人。
1997年年底，贾樟柯制作完处女作《小武》，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幺。一位香港制片人给了他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组委会的地址，他把录像带寄了过去。
当时，青年论坛的电影片单已经定下来了。有一天，选片人们看完片子，突然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从中国寄来的录像带，他们把录像带塞进放映机。看完片子后，大家赞不绝口，决定邀请《小武》参加柏林电影节展映。
多年后，贾樟柯在《十三邀》中回忆起这件事，忍不住感慨道：“它的确是一个偶然，那天他要是没拿出来看，也就结束了这件事。凡事都是这样。”
正是因为柏林电影节，贾樟柯的导演之路才得以顺利展开。
贾樟柯的故事鼓励了很多和他一样的小镇青年接触电影。周笋就是其中之一。九年前，她跨专业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贾樟柯的影响。周笋说：“他拍电影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电影离你没有那幺远。”
如今，平遥电影展又给了周笋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
“山西好人”
如今，贾樟柯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留在山西。除了平遥电影展，他还在汾阳办了吕梁文学季。
从去年开始，平遥电影展增设“从山西出发”单元。只要有山西主创、山西影视公司参与，或者是关于山西的作品，就可以报名参选。用贾樟柯的话来说，就是给山西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跟全国电影产业对接的窗口。
2019年10月10日，山西平遥，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式现场。陈冲、管虎等评审击鼓助兴，同场的还有张译等明星
今年也是地方政府为影展提供资助的最后一年。贾樟柯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有75%的经费是通过商业合作获取。去年这个数字为80%。从明年开始，平遥电影展将完全按照市场化自主运营的方式举办。
无论是贾樟柯还是政府，都希望通过平遥电影展带动当地旅游和文化的发展。
电影节确实具有这样的能力。戛纳电影节开幕时，人口只有7万的法国小镇涌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万电影业内人士和媒体，贡献了戛纳年度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在平遥电影展的选片人论坛上，柏林电影节艺术总监卡洛·沙特里安还提到法国里昂的光明电影节举办时 ，“年轻的里昂观众真的是冲进电影院”。
“不光是城市里整个被电影节带动起来，周围郊区也是一样。” 卡洛·沙特里安说，“电影工业是一个很脆弱的工业，但是它也有强大的力量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而电影节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凝聚平台。”
当然，现在谈论年仅三岁的平遥电影展对平遥乃至山西的贡献还为时尚早，但它的确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平日里，平遥电影宫会放映日常院线电影，还会定期策划“平遥专场”电影特别放映，“平遥之声”的论坛活动和“平遥境界”的展览。
去年底，贾樟柯接到了猫眼平台的电话，对方希望通过他联系到平遥政府人员，要授予平遥“年度电影城市”的称号。原因是，猫眼的后台大数据显示，拥有50万人口的平遥县2018年的电影票房比2017年增长了550%。
不过，今年平遥电影展还是出现了尴尬的一幕。《咒怨》系列导演清水崇的《犬鸣村》在平遥露天影院进行全球首映时，有观众用手机进行了摄屏，并在第二天激动地向导演本人展示录下的片段。
不管是带动当地文化发展，还是培养人们的观影礼仪，平遥电影展都任重道远。
沉浸式影展
起初，贾樟柯只想办一个轻松的，让观众接触到多元电影的小体量影展。他不希望电影展上有产业内容。
但从去年开始，平遥电影展尝试产业版块，推出了发展中电影计划。今年又推出了平遥创投单元，为剧本项目提供融资平台。组委会收到了506个剧本，最终有16个项目进入终评名单。
河北人刘江江的剧本《上天堂》是其中之一。刘江江在电视台工作，做过记者，拍过栏目剧，制作过短片，但从未拍过电影。今年夏天，有朋友告诉他，只要有剧本就可以报名平遥电影展。刘江江赶紧写完了手头的剧本，投递了相关资料。经过一轮接一轮的筛选后，终于来到了平遥。
尽管参加创投单元的项目都尚在剧本阶段，但组委会依然邀请他们走了开幕式红毯。那天，贾樟柯、马可·穆勒、赵涛一直站在红毯尽头的台阶上，亲自迎接每位嘉宾。
刘江江回忆起那个情景，“像做了一个梦一样”。“本来我觉得电影暂时离我还比较遥远，但我感受到了充分的尊重，甚至是抬爱，几乎是我2019年最高光的一段日子了。”
创投单元项目展示结束后，刘江江收到了一百多个微信好友申请。此后几天，大约有20余家影视公司、独立制片人和他进行项目沟通，其中包括海外发行公司、宣发公司，几乎涵盖了一部电影从无到有的每个环节。
刘江江只是平遥电影展上的一个缩影。
去年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导演的霍猛，今年也带着新剧本参加了创投单元，与此同时，他还和陈冲、张一白等人一起担任今年“费穆荣誉”的评审。
贾樟柯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一些参展的外国电影已经在平遥卖出了中国版权，也有国产电影卖出了国际版权。“这是今年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平遥开始是一个可以助推产业（发展）的影展。”
进行到第三年，一直坚持办小体量电影展的贾樟柯，开始觉得平遥电影宫有点拥挤了。他和团队也在考虑要不要改进电影宫的硬件设施。
“但是不管怎幺样发展，我希望不要破坏最初的那种设想，就是小体量。我真的很喜欢安安静静的，大家擦肩而过，电影院里坐满了人，但是不是那幺喧闹，不是那幺拥挤。我们不追求流量，我们追求舒适感，追求看电影的一种沉浸式的氛围。”贾樟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