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桂彬

1961年11月5日，杜勒斯起草了一份一页纸的回函给肯尼迪总统。他告知肯尼迪有些UFO也许的确“不是源自外星”，并且“CIA根据所有在手资源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结论是空军调查的《蓝皮书报告》中80%的目击报告是可以解释的，对国家安全不会造成立即威胁。余下的案件处于保密状态，正在进行调查”，“出于安全原因，我无法透露与MJ-12行动有关的一些敏感信息，因为这些材料都已经根据1954年的《原子能法案》妥善保存作为机密”。“美国情报界对苏联空防如何察觉UFO也没有一幅完整的印象”。“我希望此函明确了切勿将目前CIA在敏感地区的行动进行官方公开的必要性。最新进展将会随时再报”。

令人不解的是，肯尼迪总统并未深究此事。他的态度开始转变。他不再与苏联进行核对抗，不去理会共产主义在老挝和越南的节节进逼，也停止了对CIA的分解和向杜勒斯开火。他转而开始对重组和控制太空计划感兴趣。

肯尼迪致赫鲁晓夫的信

1962年5月6日，肯尼迪总统授意国务卿致函国防部、CIA、美国航空航天局、原子能委员会和科学顾问写道：

总统担心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外太空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上美国的太空计划可能会受到抨击，请会同国防部、CIA、美国航空航天局、原子能委员会和科学顾问阐述下列问题的立场：

1.我们如何应付关于美国正在寻求在太空的军事优势并计划使用太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指责？

2.（已删除）

3.我们如何坚守以往以及将来的太空实验（高纬度核试验西福特计划），这也许对太空造成长期影响，损害其他国家自由使用太空？

4.我们如何消除由于国内痛苦的争论而导致外国的误解，以及法规方面与联合国宪章不一致的问题？

总统希望看到如何处理以上问题的立场。

麦克约翰·邦迪

正当情报界大张旗鼓地展开计划实施总统有关太空计划和MJ-12的指示时，1962年12月14日，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写了封私人信件，表示二国因古巴部署防御性导弹所引发的核冲突将告一段落，并透露将采用一种新的联络方式。部分摘录如下：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高兴得到你12月11日的信息，知道你相信，诚如我们也相信的那样，发生在我们之间的古巴事件已到了最后阶段。此事的解决将对二国的关系以及我们战胜困难的能力产生影响。我希望感谢你欣赏我们所展现的理解力和灵活性的措辞。

“关于你所提到的在我们之间建立的秘密渠道的问题，我向你保证我会珍惜。我从未向你隐瞒我非常失望的观点：在最近的危机之前，危险的误导信息是通过此渠道传播的……”

很显然，总统考虑的是如何向苏联示好，他似乎有意在二者之间重新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取代一直受制于CIA的原有渠道。但他还有时间成功吗？

肯尼迪备忘录和NSAM271

1963年11月12日，即肯尼迪总统被射杀的10天前，根据一份透露给UFO经验专家蒂姆·库帕的绝密文件，肯尼迪要求已于1961年接替杜勒斯的CIA局长约翰·麦克科恩和主管反谍的副局长安格列顿对所有秘密的CIA和空军方面UFO计划进行复查，然后将资料交给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伯以便实施一项与苏联人共同进行的太空探险计划。倘若属实的话，这份文件将证实这个1947年由杜鲁门总统批准成立的超级秘密的MJ-12的实质，也许向世人提供了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枪杀以及被掩盖起来的秘密线索？肯尼迪告诉CIA他打算通过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与苏联共享CIA掌握的敏感的UFO情报。同日，总统也致函韦伯表明了他期望通过与苏联人进行太空探索转调和平的立场。作为情报界的圈子成员之一的韦伯认为总统先生是想与苏联人分享绝密的UFO情报，而这是当时的指示所不允许的。在这份备忘录中，肯尼迪明确地指出了他所希望CIA透露给韦伯的内容，比如“复查那些高危案件以便确定相对于CIA和空军的消息是否处理得当”。另外，“我们要区别已知和未知的事情，避免苏联误以为我们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他们在国防和太空方面的情报”。最后，肯尼迪要安格列顿“安排一项与美国航空航天局项目领导在防御责任上进行资料交流的计划”。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CIA和安格列顿完全无法接受的。备忘录被转给威廉·科比，他又手写了几个字“科比反馈安格列顿有MJ指令”，把它又交给安格列顿底下的工作人员。似乎肯尼迪的要求在安格列顿的桌子边兜了一圈寻求一致或是最终的责任又推还给了安格列顿。不管是何种情形，这都是一个他必须得解决的烫手的山芋。

那幺NSAM271号备忘录又是怎幺回事呢？1963年11月12日，也就是肯尼迪要求CIA复查有关UFO项目的当日，他还签署了一份NSAM271号备忘录，指示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韦伯“在政府里亲自担当起在外太空领域建立与苏联实质性合作的首要和中心责任”。这是自二国科技交流长期疏远之后绝无仅有的提法。对CIA、MJ-12和已无退路的美国航空航天局而言，这也是让人无法相信的威胁。这个冲击波在CIA房间和五角大楼走廊散播，是美国军工业和MJ-12所无法忍受的。事实上，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6月28日签署了NSAM55号备忘录时就开始四面树敌了。通过NSAM55号和NSAM56号备忘录，他要求联席会议主席承担起所有通过CIA进行的准军事秘密行动的责任。这将颠覆爱伦·杜勒斯的局长宝座。也难怪在同日他命令杜勒斯透露MJ-12的情报。而对杜勒斯而言，则意味着他的王朝将不在，也意味着CIA的权限将受到极大的制约。

在NSAM271号备案里的措辞，肯尼迪明确告诉韦伯美国航空航天局将包括“发展特殊的科技规划”和“在月球登陆项目上进行合作”。他的目标后来扩展为“二国科学家间的持续对话”。这佐证了库帕所得到的其他秘密文件中的说法：二国在对付UFO威胁立场上有过秘密协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也有秘密交流。

ZR/RIFFLE行动

CIA内部代号为ZR/RIFFLE的行动被林顿·B.约翰逊总统称为“杀人公司”。这是一项受命于肯尼迪总统并由其弟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直接指挥的意在消灭古巴领导人菲德儿·卡斯特罗的政治行动。1963年10月，当早已不担任局长的杜勒斯忙于从CIA总部搬出自己的私人用品的时候，肯尼迪命令他将“猫鼬”行动准备就绪。“猫鼬”行动的目的也是暗杀卡斯特罗以及尽可能多地暗杀他的高级同僚。但肯尼迪兄弟俩肯定没有想到，也不会知道：这个外国杀手是通过一位代表美国情报界的中介找到的，而杀手的任务此时已经变成了暗杀某位美国政治家。肯尼迪原来的设想是：在1964年2月前得到MJ-12中有关UFO的情报和建议，以便凭其头衔在总统大选中取胜；他将在第二任期内宣布年底从老挝和越南撤出美军顾问，然后也许向大众解密秘密的UFO资料；与苏联人进行联合月球探险；结束核军备竞赛。随着卡斯特罗不再是障碍，古巴的解放，肯尼迪的威望将保证他有4年总统任期，从而又为他弟弟罗伯特·F.肯尼迪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铺平道路（遗憾的是他在参加1968年总统选举时被暗杀）。同时为民主党在20世纪70代统治白宫奠定基础。但是否肯尼迪后期感觉到了滥用杀手还是他在外星人问题上希图改变受制于CIA？奥斯瓦尔德是否接受了CIA的指示后又被CIA出卖？这一切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

然而，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和世界上所有的希望都随着奥斯瓦尔德射出的三四声枪响结束了。没有老挝和越南军事顾问的撤回；没有CIA的重组；没有UFO解密。爱伦·杜勒斯又可以悠然地在非官方成立的调查肯尼迪总统的WARREN基金会办公室喝咖啡了。安格列顿仍活跃在CIA反谍前沿，他保住了“不可泄露”的所有的UFO信息，相信换了谁，不管是杜勒斯，或是安格列顿，或者他的继任理查德·赫尔姆也一样会这幺做。因为他们时刻铭记着刻在CIA总部大堂里的一句话：“真理使你自由。”而真理握在那些了解真相秘密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