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尔得
与张照堂在台北东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对面而坐，不一会儿，他便点了一支烟。在一消而散的烟雾中，他说：“其实，我年轻时候的荒谬感，到现在，一直还在。”
这句话以一种平淡的语气说出来，似乎稍不注意，便会跟着他吐出来的烟雾一起消散；但对听者来讲，这句话虽然混杂在身边来来往往的摩托车有一搭没一搭的鸣笛声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份量。
张照堂刚七十岁出头，但在我看来，他心中那把二十岁时燃起的小火苗，从来未灭。
用现代摄影为自己立传
目前，摄影在台湾似乎并未得到艺术本该有的待遇。然而，作为台湾摄影界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张照堂无疑为提升摄影在艺术文化领域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1年，张照堂得到了有台湾最高文化荣誉奖之称的“行政院文化奖”。翻翻往年的获奖名单，就能掂量出这个奖项的份量：钱穆、柏杨、台静农、黄君壁、曾虚白、林怀民、朱铭、释证严（法师）、黄春明等，这些前辈们，每一位都德高望重，每一位的名字，说出来都如一声惊雷。
张照堂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很简短，其中有一句：“佩服评审委员们的勇气，把这个奖又颁给摄影家。”
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告诉我：“他们之前都把这个奖颁发给成就卓着的艺术家，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后来才是一些相对年轻的人。之前只有一个摄影家得过这个奖——郎静山。这次颁给我，觉得有点意外。”
在张照堂获奖的23年前，郎静山第一次以摄影师的身份获得这个奖，他开创的“文人山水摄影”，借着国画的意趣，提升了中国摄影在国际上的名声。跟郎静山的国画意趣不同的是，张照堂用强烈的现代影像风格，引导了“现代摄影”在台湾的发展。在1960年代的台湾，他把文学、剧场、诗性等概念注入摄影，以强烈的现代风格，延展了摄影的生命力，颠覆了外界对摄影的看法。张照堂所言的意外，表明了时代不同，这个奖对摄影的意义不同。
作为台湾现代摄影的先驱，张照堂得到了台湾文化界的一致认可。2013年9月中旬，台北市立美术馆用了整整一层楼的空间，给他做了大型回顾展，展出他从1959年开始，跨越50多年的创作。在这个以“岁月”为主题的展览中，张照堂视觉语言里特有的荒谬、疏离、剧场感，已如DNA般渗入到四百多幅作品的肌理中。
忧郁少年的文艺青春
跟张照堂联络采访，他不仅欣然应约，还会在第一时间回复邮件。这种行事风格和态度，谦逊且不故作姿态。
我提前五分钟到达约好见面的咖啡馆，他已坐在门口，穿着一件黑色的圆领T恤，家常打扮。因为他要抽烟，我们就在咖啡馆靠路边的长廊里坐下，要了两杯美式黑咖啡，他的习惯是不加糖也不加奶。
即使张照堂不欢迎“文青”这样的字眼，但作为最早一批在台湾听鲍勃·迪伦（Bob Dylan，美国摇滚歌手）和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加拿大民谣歌手）的先锋文艺人士，当年过七十的他告诉我左小诅咒的歌不错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七十岁出头的张照堂，热血仍在。我越来越理解，他能在二十岁时拍出黄永松的背，是偶然中的必然。他于1962年创作《新竹，五指山》，画面中倾斜在石头上的年轻裸背，没有头没有腿，只有健美丰实如雕像般的背，坚毅地伫立在天地之间。这张力量迸发的作品，是大学时代的张照堂，在持续发酵的内心苦闷和忧郁中进行创作的爆发点。
同一年，他拍了自己的剪影，名为《板桥》：一个站立少年的无头躯体；1964年，他拉着朋友江建勋，在给江建勋的脸上贴了自己的照片后，拍下了《新庄》。
这些张照堂在1960年代创作的作品，带着强烈的荒谬感和剧场感，蕴育着一股颠覆性的力量，打破了当时台湾传统的沙龙和纪实摄影的局面，开创了台湾现代摄影的先河。
他的作品在1960年代的台湾，如黄永松所形容的那样：横空出世。张照堂的确在很年轻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扬起了自己的大旗。在此后的台湾摄影界，似乎没有出现过风头强劲如他的后来者。
无头少年，忧郁的背，通往远方的路，被遮蔽、挤压的脸，都是当时常出现在张照堂作品里的元素。
就张照堂个人来讲，他青春时期的苦闷和忧郁，部分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的台湾社会，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不久，社会的集体目标由“做好日本工业发展的后盾”转而成为“准备反攻大陆”。在“白色恐怖”的大环境中，张照堂富有荒诞感的作品，像是对时代现状的某种叛逆，契合了民众对集体目标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不过当时二十出头的张照堂，并非急于要做社会的头脑和良心，他照片中所散发出来的刺痛感，其实大部分源于他自己。
“那个时候我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我的创作只是为了追寻个体生命的自由，不见得跟政治扯得上关系。”
事实上，张照堂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家庭。1943年，张照堂出生于台北县板桥镇的医生世家，如他所描述，他的家在镇上有一定地位。
“我父亲是医生，我们家小孩都是医生，我大哥、三哥、弟弟都是医生，只有我不是。家里不认同摄影，也不认同我进电视台工作，觉得我应该好好做我分内的事情。他们本来希望我当医生，但因为我大学念的是土木系，所以家人才希望我做工程师。可是，我也没有这样做。”
说完，他又点上一根烟，吸了一口后，接着反复说：“压力很大，很大。我到了大学不大念书，不要做分数的奴隶，绝不浪费时间在我不喜欢的课程上埋头苦读。”
因为高中成绩优异而被保送进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张照堂，进了大学之后，变成忠于自己的年轻人，不再努力应付家里对他的要求和期待。张照堂大学时代的朋友圈子，几乎都在台大校外。“大学时我真正谈得来的朋友不多，那时候我与校外的朋友比较谈得来，如黄永松等。我跟当时社会上的文化人，比如写诗的，画画的，办杂志的，来往较多。这个圈子很重要，不止是吸收营养，更是去欣赏、去寻找自己要的东西。否则，还不知道自己会怎幺彷徨。”
彷徨是有条件的，它产生于思考自身的基础之上。张照堂在那个时代受到了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正在努力想要成为自己：“我在大学拍这些照片的时候，就是想要独立，想要跟人家不一样。没有那样的自觉，你怎幺拍得出那样的东西？”
年轻人是在彷徨中，在确定自己独立性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张照堂就是在这种自觉中，试图认识自己。他用了一个对大陆人来讲很陌生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的自己：惨绿惨绿。我个人的理解，这大概是深度忧郁的意思。
“黄永松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他很会画画，我比较喜欢结交画画的朋友，所以跟他比较好。我会经常去找他，两个人在一起拍照。我要找一个有艺术灵感的身体，黄永松身材高大，他有阳刚的身体和线条，脸上有一点忧郁，外型很好。另外一个江建勋也是我的高中同学，他是瘦小型，也是有点忧郁。”
“您怎幺就看出他们的忧郁来了？”我问。
“自己忧郁，也就能看出别人的忧郁啊，我那个时候属于忧郁少年。”
谈到对忧郁的理解，他说：“可能我在家庭、课业，以及刚刚来的爱情上，有一些迷离和孤单，有追求但又不是很顺利，同时又看到那时候的那些书、现代诗、谈生命的东西等，就很自然地往忧郁偏去了。”
张照堂的高中同学黄永松，在1971年创办了《汉声》杂志，至今这本仍在出版的杂志，在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的挖掘、推广与发扬光大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名声远播海内外。
我无法从黄永松现在柔和泰然的姿态中推测他忧郁又昂扬的青春，正如我无法猜测张照堂的苦闷青春究竟如何。我看到的，更多是时过境迁之后，那个时代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反抗姿态。
黄永松曾在接受访问时，就《新竹，五指山》这张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时隔四十几年后，它体现了我们在那个年代的‘纯真与‘本质，这已经不是我的背了，这是张照堂拍下来的背。”
黄永松应该比其他人都更为理解创作那张照片时的张照堂，“纯真”是他在今天对当时创作动机和热情的阐释。
近期，张照堂在Facebook上发表了这幺一句话：1960年代，我们靠彼此折腾来消遣心中的不安。
这幺简短的一句话，阐释了他们的青春。1960年代的台湾，文艺界在接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同时，开始拥抱在苦涩中被小心掩藏起来的时代热情，这股现代思潮汇聚在台北，在集体的氛围中开始抒发。我想知道张照堂对那个时代的理解，他用了“文艺复兴”这个字眼。
“台湾在1960年代比较特别，有些人刚从海外回来，带来很多新观念，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认真创作，办杂志，搞活动，汇集了一个热闹活泼的文化潮流。虽然说当时经济没那幺好，资讯没那幺发达，但反而可以更纯粹地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
张照堂以1965年的“现代摄影双人展”作为小结。他找了自己的摄影老师郑桑溪跟他一起展览。据说，该展览从北台湾到南台湾，都引起很大轰动。作为台湾重要的纪实摄影家，郑桑溪为了配合张照堂的现代主题，几乎翻出所有的底片，找出了十几张具有“现代”意味的照片，这多少使得那个展览带有传承和继往开来的意味。作家黄春明认为，张照堂在那个时期的作品，是一种跨领域的创作，给了他一个充满想象的空间。
思考岁月中的恩宠与宽容
1974年，张照堂举办了一个告别展，向年轻时灰色抑郁且不确定的方向告别。彼时，已从大学毕业，当完兵，且在电视台工作了好几年的张照堂，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心境改变，在创作上也有所改变。如林怀民所说：张照堂的东西从来不想讨好
谁。他一直在按照自己当下的现状来转换创作方向。
进入社会后，张照堂的首个工作，是在电视台做摄像、编导和制作，“靠平面照片吃饭会很辛苦，抵不上拍纪录片，在电视台工作，生活上好应对一点”。摄影让他成名，但他很清楚，那无法让他应付生活，“我在当兵的时候就结婚了，当完兵，要有一个工作来养家。那时电视台刚开始招摄像，我幸运地考上了。我开始由拍新闻到拍专题，再到拍纪录片。”
电视台的工作性质，让张照堂广泛接触台湾社会。在对社会现状有了亲身体察后，现实的强大力量把他从之前单纯的精神世界中渐渐拉拔出来。
张照堂的生活迈向了下一个阶段。这个告别展也是一个具有承接意味的展览，除了强烈、荒诞、疏离的剧场式创作外，还加入了“岁月”主题。
“那个时候，我的姑婆（张照堂太太的亲戚，他随太太也称其为姑婆）刚好过世，我想用它跟姑婆告别，这是举办告别展的另外一个原因，别人不问我的话，我不会讲”。
其实，他跟这位姑婆的缘分并不深，只是分别在她96岁和100岁时，给她拍过几张照片。
“96岁的时候，她身体还算健康，看我时还在笑，脸圆圆的，非常可爱。当她100岁的时候，我去看她，整个人都瘦下来，每天就一直坐着。我看着有点受不了，但同时也体悟到，人到了一定年纪，就要忍受一些事。”
张照堂挑了4张姑婆的照片，放成很大的特写。在浓黑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岁月的容颜。“她的脸在光线下，有着特别的神圣感跟恩宠感”，这种恩宠感，在张照堂之后的创作中逐渐形成清晰的线索，成就了他在1983年举办的摄影展，其主题为“恩宠与宽容”。
“岁月”是张照堂此时的重要思考议题，但这个阶段，他并未延续大学时代的苦闷和消极，而是逐渐将其转变成乐观的力量，“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脸上全是岁月的痕迹，但她看到你的时候，偶尔还可以笑，偶尔还能跟你简单地对答，你就会觉得，生命即恩宠。经历过岁月的风霜，还能活成那个样子，就是恩宠”。
七十出头的张照堂，比任何时候都适合总结自己的人生哲学：“我从大学时就认为要在还可以呼吸的时候好好活，能做什幺尽量做，因为你不晓得明天会怎幺样。”
说完，他又娴熟地点上一根烟。
从纪录片中收获新成就
对张照堂来讲，虽然拍纪录片是职业，拍照片才是创作，但他在纪录片拍摄领域的成就却并不一般。1980年，他拍摄的纪录片《王船祭奠》和《古厝》分别获得台湾金钟奖和金马奖最佳剪辑奖。此外，他还参与筹划成立了台湾的纪录片双年展。这些，都值得在台湾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上记上一笔。
很难说张照堂拍纪录片和拍照片的水平孰强孰弱。但拍纪录片，至少有一点强过摄影，那就是它能带来更多的生活保障和机会。电视台的工资在当时的台湾相当可观，而这个工作还附带着一系列福利，“那时候，台湾人去国外很难，我因为工作原因可以去外国买一些唱片、书籍、摄影书回来。”
张照堂的唱片收藏很丰富，他的家也因此成了台湾一代代文化工作者扩宽视野的窗口。舒国治、郭力昕这些不同年代的晚辈，便常到他家听唱片。很多欧美歌手，他们都是在张照堂家里第一次听到。因为拍摄纪录片，张照堂结实了很多台湾文艺圈的朋友，“云门舞集”（一个台湾的现代舞蹈表演团体，也是台湾第一个职业舞团）的创办者林怀民，就是这样认识的。“他从美国回来成立舞团的前一年，我就拿着摄像机去拍他，把他刚回来教舞时的画面拍下。那是林怀民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做专题报道，他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云门还没有成立。后来，‘云门的每一场舞蹈录影和现场转播几乎都请我去拍。有时候，他会请我帮他找点音乐。”
说完，他马上问我：“你有看过他的舞蹈吗？”我说看过，他紧接着问：“是哪一出？”“九歌。”我回应到。
“看他的舞最好不要去看首演。”这个建议倒是让我有点意外，但听完他的解释，便觉得不无道理，“他有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只会跳舞和编舞，他在舞团运营上花了太多精力，每年的编舞都是赶出来的，但后期他会慢慢改，改了几年之后，就很好了。你要等他改好了之后，再去看。他也会常常找我提点意见，我说完，他大都会说，‘这个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没办法，可能他的事情没有那幺容易。”
“我看过太多林怀民的喜怒哀乐，他办公室的人都好怕他。他会一直盯着你，他认为不盯的话你就不会进步。几乎每次开会他都骂人，骂到底下的人哭。可骂完之后，他还是很照顾大家，在其他事情上，他也会像家里的伯伯那样照顾你。”
林怀民曾说，张照堂很从容，在他坚持不下去时，张照堂会跟他说：“好像还可以再走走看。”对此，张照堂有自己的解释：“因为他要管的事情太多，要管一百多人，我只负责我自己，假定有什幺挫折，我一个人承受就好。”
1986年，张照堂做了一个重要的展览《逆旅》。
张照堂一般不太会解释自己的照片，面对外界的称赞或批评，他都只说：“还是看照片吧。”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愿对心境加以解释。
关于《逆旅》，他说到：“那个阶段，我的心境就是‘逆旅，你迎着风走，会有一点咬牙切齿的感觉，当然，或许也没有那幺严重，大概就是逆走在风雪中的感觉。”
此时，生活的磨砺已经让他对社会有了更为成熟和辩证的想法，“我在外面拍照的时候，会碰到温情，也会碰到冷酷与荒凉。当把它们都拍下来时，两者就会同时呈现出来，温暖的东西里面会有荒谬的感觉存在，反之亦然。当时的那个感觉，我把它拍下来，就是‘逆旅的心情”。
生活是剧场，张照堂随时都在场，他都在合适的角度，按下快门。从《逆旅》作品中，可以看到，即使张照堂一跃跳入火热的生活，对生活驾驭地更为熟练，但是，他的荒谬感仍在。
永远年轻的哆啦老师
张照堂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到了七十岁亦然。1997年起，张照堂任教于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并曾担任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主任、音像艺术学院院长。以他的性格，似乎很容易跟学生打成一片，他的Facebook也很热闹，在生日之际，学生们会蜂拥而上给出祝福。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有一个名字古怪的博客——“哆啦老师的又一天”。
“博客的名字，是台南艺术大学的学生给我起的。”坚持写博客的张照堂，每天花在网络上的时间不比年轻人少，常常是发完一篇文章，已经是凌晨三四点。
对于身边一直簇拥着年轻人，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比较多，如文学、音乐、绘画、电影，等等，如果他们跟我只谈摄影，就没有那幺多交集。”
不止是学生，他还跟民间艺术家联络紧密，比如弹唱月琴的台湾民谣歌手陈达。
他会把鲍勃·迪伦的唱片送给陈达，陈达听完后说：“嗯，这个人念得不错哦，我带回去（唱片）参考参考。”
张照堂说：“鲍勃·迪伦用吉他，陈达只有一把月琴，但他们俩一样，都怪里怪气地唱，两个人带来的听觉感染力是一样的，虽然情感不一样。”
张照堂有很好的人缘，这大概跟他乐于做“一座桥梁”不无关系。在博客上，他会介绍很多外国摄影师、艺术家，也会把大陆的艺术家用相当长的篇幅在博客上介绍，比如杨延康、庄学本、吕楠、李樯、贺延光等。
从这个名单来看，张照堂大概很欣赏大陆这一批勤于实践的纪实摄影家。但他自己的作品，却并非这一类。“就吕楠来讲，我没有他那种苦行僧般的精神，我的摄影大都是偶然，当然，这些偶然出现在必然的后面。”
今年年底，拍陕西民俗风情的纪实摄影家李樯会在台湾举办摄影展，这也是张照堂在中间促成的。“我是通过博客跟李樯联系上的，我在读他的博客，看到他拍的传统老村落，包括风景都很不错，我很喜欢。我就在他的博客上留言。他回复你是那个张照堂吗？我说，是，你拍得很好。然后，我们就开始通信，后来，他出《家园》那本书，一定要请我来编。”
“李樯悉心地把土地和人的情感拍了出来，我愿意介绍他，纯然是因为这些原因。”
学生时代的张照堂，从教科书中对陕西的黄土地有了最初的印象：“那时候的教科书，完全都是在讲中国大陆的事情，我们对长江、黄河的地理状况了解得比淡水河还要多。”
张照堂第一次亲眼见到长江和黄河，是在1990年左右。那时，他在大陆拍纪录片《岁月中国》，要沿着长江、黄河拍摄，每次去大陆要呆上一个月左右。
对张照堂来讲，黄河边上的剧场感，超过他之前的一切想象，“记得那是在兰州，我早起到处蹓跶，看到磅礴的黄河滚滚向你奔来，但是，岸边居然还有几个老太太在做早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场景，从来没有过。”那个画面所表现出的反差感，应该成了他所累积的荒谬感中的重要元素。
直到今天，张照堂仍在拍照。他依然会用“虚无”与“存在”这些字眼，来对平日贴在Facebook上的照片进行说明。在Facebook上，他不仅对“反核（反对台湾使用核能）”表明了坚定的态度，还走到学生中间，支持他们的社会运动。
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在张照堂接受行政院文化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极为简短的发言，大意是：他是一个年轻人，比很多年轻人更年轻，希望他能继续嘲笑这个世界，在嘲笑的过程中，继续拥抱人的终极价值。
张照堂是年轻的，他心境中的荒谬感，虽形成于大学时期，但至今仍在。他比较早熟，这种早熟来自于圈子、读过的书、家庭的压力，以及爱情的迷茫。这些糅合在一起的力量，磨炼了他的艺术敏锐力，使他善于攫取现实中的荒谬场景。在此后的人生中，他的荒谬感不断累积发酵，变得更为成熟和深厚，直至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
我想，对于张照堂来讲，生活一直有其荒谬性，而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