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阳
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从未断代，每一件文物都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任时光将历史的变迁镌刻在它身上，重又焕发出不灭的辉光。
岁月无情，人生有限。更迭的是时代，不变的则是情怀。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从未断代，每一件文物都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任时光将历史的变迁镌刻在它身上，重又焕发出不灭的辉光，令人动容。
岁末年初，随着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的热播，一段段尘封的往事，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件件历史的遗珍，渐渐在电视屏幕上再现光华，唤起民族文化深处的记忆，掀起了大众新一轮历史文脉与民族文化的研究探索浪潮。
节目的第七期迎来了闻名世界的上海博物馆。商鞅方升、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和大克鼎，三件国宝分别请来三位护宝人——黄磊身着龙袍化身“千古一帝”秦始皇，讲述秦国统一度量衡的秘密；那英饰演一身“男儿志”的宋代神秘画匠；翩翩少年郎易烊千玺则穿越到几千年前的西周，通过一位膳夫平定内乱的故事，讲述西周礼乐文明的悠久历史。
上博之所以选择这三件国宝走进《国家宝藏》节目，有着独到的原因。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要考虑挑选代表中国古代艺术文明的、最有厚重力量的、有代表性的文物，还要考虑到和其他八个博物馆之间整体上的平衡和搭配。选宝时不会过多考虑地方特色，“我们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博物馆，我们的定位是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
商鞅方升的悲欢离合
黄磊扮演的秦始皇，手里拿着的正是上博的镇馆之宝之一——商鞅方升。这是目前为止商鞅变法唯一实物例证，也是当时商鞅亲自督造的一批度量衡标准器中，唯一幸存于世的一件。
商鞅方升是一件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既没有奇丽的纹饰，也没有神秘的图案，而是一个由几何直线组成的斗状物。其高达2.32厘米，通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总容积达到202.15毫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所谓“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我国古人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因此，方升虽小，却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因此，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 年）。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作为量器，它200 毫升的容积是商鞅统一度量衡所规定的标准一升。商鞅方升作为战国时秦国标准计量器，是中国历史的伟大变革——商鞅变法仅有的遗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说，这是一件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更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
既然是一件商鞅亲自设定制造的容器，但为何在节目中，黄磊扮演的是秦始皇，而不是商鞅呢，秦始皇和商鞅方升有什幺关系？原来，商鞅方升的器壁底部刻着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这个诏书证明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可以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
商鞅方升距今已经2300多年了，它不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成果，它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过去一直是个谜团，至今也无人可解。但可以考证的，则是其在入藏上海博物馆之前，为海上收藏世家龚心铭家族所珍藏。
在前清初年，安徽合肥出了一个名人龚鼎孳，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历任刑、兵、礼三部尚书。至清末，龚家又出了一位龚照瑗，1886年任上海道台。1887年李鸿章委其重办机器织布局，1890年建成。龚照瑗共有两个儿子，长名心铭，次名心钊，均中进士，学养甚厚。可以说，龚家几代为官，一门显赫，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店铺。
进入民国后，龚氏兄弟寓居上海，起初采取“不仕新朝，不忘故里”的态度，渐渐做起了收藏文物的生意。天长日久，兄弟俩所藏之历代玉玺、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成为海上闻名的收藏大家。
正在此时，2300多年前的重器商鞅方升来到了龚家。对此，龚家有一份原先的收藏目录，其中的一纸购进记录：“秦量：癸卯七月以重金得于清晖阁”可加以佐证。根据这份“进货单”可以知道：大约在1903年（癸卯）的8月下旬到9月中旬，龚心钊用重金从清晖阁买来“秦量”即商鞅方升。后藏于龚氏汤泉别墅。之后，兄弟俩又对这件宝物上的铭文进行了仔细的考察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果。特别是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了这一珍贵国宝，而且是铭文最早的释读者，为后人铺平了道路，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这都说明龚老先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计量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商鞅方升为龚氏兄弟所珍视，收藏于龚氏所筑汤泉别墅之中，因其还收藏有楚国金饼一块，和方升同为春秋战国时期重器，海内独步，因此兄弟俩又将别墅改名为“周爰秦量之室”。可以说，龚氏昆仲一生的心血最后几乎全用于文物上，即使到了晚年，家中并不宽裕，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就是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其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显示出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与风格。
龚老先生在弥留之际曾向其子龚安东交代：秦量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此遗嘱一直被其后人遵循，宝物从不轻易示人，如有人追问得过紧，便说被先祖卖给外国人了。日伪时，日本人多次来寻，无论是施以权势，或出重金，或以优厚、诱人的条件换取，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解放后，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量，曾由馆长沈之瑜亲自出面，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出让这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的额外优惠，但他们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为词婉拒。
“文革”初期，造反派冲进龚心钊的女儿龚安英家，逼她交出国宝商鞅方升，对此，龚安英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家中有此一宝。闻讯赶来的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劝走了造反派，使龚安英幸免一难。但是造反派并不甘心，他们又找龚心铭的儿子龚安东，得到的答复也是不承认拥有方升。但是造反派并不相信，连续“奋战”了4个星期，最后才从龚安东妻朱静宜的内侄处“起获”商鞅方升。原来，龚家并未将商鞅方升藏于家中，而是存放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为此，造反派敲锣打鼓“报喜”，又是由上海博物馆出面，与造反派协商，将“方升”先由“上博代管”。令人唏嘘的是，龚安东在方升被抄走后，过分悲痛，心脏病突发，当即而亡，不久，其夫人也随之而去。
“文革”结束后，按政策，商鞅方升及其他文物一并归还龚家。龚安东的子女们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将祖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悉数交给了上海博物馆。至此，龚家收藏保存的这批珍稀文物终于有了一个较圆满的归宿。其中，自然也包括商鞅方升和楚国金饼。几经辗转，悲欢离合，最终，这件流传了2300多年的贵重文物，走进了文物保存的圣殿——上海博物馆。
缂丝珍品历兴衰
看过《国家宝藏》的观众都知道，由歌手那英演唱的《一眼千年》是该节目的主题曲。这次作为国宝守护人的那英，不但代言国宝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还在现场献唱这首主题曲。长47米的巨型环幕舞台，连接起地屏、投影纱盒、冰屏，形成两边延伸、中间高低错落、前后对应分布的半包裹式舞台。整体视觉创意则从缂丝画出发，彩色丝线流动缠绕整个舞台，最后牵引出国宝画作《莲塘乳鸭图》，视觉效果与灯光变幻呼应，现场视觉美不胜收，艺术化地呈四季之景变化，同时，象征《莲塘乳鸭图》点点滴滴缂丝画作逐渐完整的过程。尤其是缂丝制的精细工艺转化成影像视觉，全面铺展在九块冰屏组成的冰屏墙，用流动的视觉画面表达文物内里蕴含的情感与价值。
《莲塘乳鸭图》描绘的是自然清新的荷塘之景，翠鸟青石、红荷白鹭、雌雄双鸭引乳鸭游过，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节目所讲述的前世故事中，从飘动的染布，到织布机、染缸、庭院及荷塘绿色，中间以纱盒投影成庭院景象，与九块冰屏分上中左右分布呈拱门状，构成完整环境视觉。而那英化身古人，讲述缂丝艺术的前世今生，更令人难忘。
“缂丝”，在文献中写作“克丝”“刻丝”，是我国传统丝织品之一。其以本色丝线作经，彩色丝线作纬，用“通经回纬”（即不同颜色的纬线按图案所需不同的色彩区域分别局部织入）的方法织成，因此将成品悬空望去，可见织物色彩交界处有空路。这种工艺最初发现于汉代新疆地区的毛织物上，到唐代始见缂丝织物，且以日常实用品为主。至宋代缂丝工艺开始由实用品向艺术品过渡，并步入艺术高峰。
南宋时期，江南出现数位缂丝高手，由于当时宫廷画院派“重写生花鸟”的影响，他们的作品题材多为工笔花鸟，而且常以名人书画作粉本，其成品不仅能够表现出原画之神韵，甚至将原作的题跋款记和图章也缂织出来。南宋云间（今上海松江）人朱克柔、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沈子蕃，延陵（今江苏常州）人吴煦等皆有缂丝精品之作传世，其中沈子蕃缂织的宋徽宗的《花卉图》、崔白的《三秋图》以及《青绿山水图》被《石渠宝笈续编》列为缂丝“上等珍品”。吴煦《蟠桃图》上有题诗曰：“万缕千丝组织工，仙桃结子似丹红，一丝一缕千万寿，妙合天机造化中。”缂丝的织作用工之繁之精细可见一斑。
作为上博的一大珍宝，《莲塘乳鸭图》整幅图案以彩色纬线缂织而成。画面中点缀红荷白鹭，翠鸟青石；荷花造型丰满，白色瓣尖染红，白鹭鸟神情精灵剔透，一雌一雄双鸭悠哉游哉，身旁伴一双儿女活泼纯真，可爱稚拙，整个画面生动温馨，色彩变化丰富。青石上缂制隶书小款“江东朱刚制，莲塘乳鸭图”，画面左下角有“克柔”朱红印一方。此作品幅式巨大，组织细密，丝丝缕缕皆匀称、分明，在现存的宋代缂丝传世作品中属上乘之作。
其作者朱刚，字克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女性，史载其为南宋高宗时缂丝名手、画家。她家境贫寒，从小学习缂丝，以缂丝女红闻名于世。朱克柔织的缂丝，表面紧密丰满，丝缕匀称显耀，画面配色变化多端，层次分明协调，立体效果极佳，有的类似雕刻镶嵌。其作品题材广泛，风格清淡古雅，为一时之绝技。同时，她所织的人物、树石、花鸟均极精，晕色和谐，清新秀丽。后世收藏家宝爱其作品，珍同名画，甚至连宋朝皇帝也派宦官到江南找寻收藏。据传，宋徽宗甚至还曾亲笔在一幅“碧桃蝶雀图”上题诗。可见其艺术之精湛，受众面之高端。自宋代以来，就成为珍品，令人宝藏珍赏不已。
在朱克柔传世并不多的艺术作品中，《莲塘乳鸭图》堪称其顶级传世之作。自南宋以来，历经数百年，虽遇战火兵乱，改朝换代，自然灾害等劫难依旧保存完好，为历史留下一鲜活佐证，令人感叹再三。1952年的12月，上海老一代收藏大家庞莱臣的嗣子庞秉礼及两个孙子庞增和、庞增祥将家藏的一批文物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最着名的就是这幅《莲塘乳鸭图》。至此，珍宝得归国家所藏，成为了真正的“国家宝藏”。
国之鼎，民族魂
在节目中，青年偶像易烊千玺讲述的是一块祭肉平内乱的故事。祭肉是古代祭祀时用来祭祀上天的一种祭品。这个故事说的正是上博的镇馆之宝——大克鼎，它是青铜转变期的典型代表，清朝末年就跟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大克鼎有290 个字铭文，记录了鼎的主人是一位西周的膳夫（宫廷厨师长），名叫“克”。
大克鼎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其铭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克对祖父功绩的追述，二为周王对克赏赐的记载，包括赏赐的礼服及大量土地、人民。在铭文中可以知道，周王除了赏赐大克鼎以外，还有小克鼎七件，用来盛放肉食等祭祀品。克作为膳夫，却享有诸侯级别使用的七件列鼎，可以确认在当时他极受周王重用，是一位权重一时的重臣。
大克鼎于清代清光绪年间陕西扶风县窖藏出土，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鼎的纹饰器形采用大量变形纹饰，耳旁的龙纹也与西周早期不同，颈部的兽面纹脸部轮廓变线条，仅留眼睛可辨，后称为“变形兽面纹”。其腹部波曲纹极具节奏感和韵律感，又称“环带纹”。
而说起这件国宝，更离不开苏州潘家藏鼎、护鼎、捐鼎的动人故事，真可谓荡气回肠，可歌可泣，国之鼎，家之藏，最终铸就民族魂，令人闻之落泪。
潘家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潘氏祖籍在安徽歙县，其中一支迁到苏州定居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家子弟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先后当过学政、尚书、左都御史、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赏赐甚多。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
大盂鼎是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最初被岐山富绅宋金鉴购得，后来辗转到清大臣左宗棠的手里。咸丰九年（1859 年），左宗棠被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着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而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后，首先被天津人柯劭忞买下，潘祖荫又用重金从柯氏手里购得，成为大克鼎的主人。于是，二鼎团圆，两件周朝时期最大的青铜器齐聚潘府，成为当时京城的一大新闻。潘祖荫的攀古楼收藏了百余件青铜器珍品，但他对大克鼎情有独钟，专门请人刻了一枚“宝藏第一”纪念印章。当时朝中官员纷纷向潘大人索求大克鼎铭文拓本，但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外，能得到原拓本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只能得到翻拓本聊以慰藉。
潘氏家族的辉煌在潘祖荫手里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潘祖荫自幼极富天赋，又勤奋刻苦，涉猎百家，精通经史，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23岁殿试得第三名探花，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精通金石书画的潘祖荫以“滂喜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则衰，顶峰之后就是衰弱的开始。潘祖荫一直无后，他在北京去世后，遗留下了大批收藏文物，后由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这批文物数量之巨相当罕见，仅青铜器就堆放了满满一大房间，另有一大间专放古籍版本和字画卷轴。随后，潘祖年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只剩下两个女儿，家中还是无人继承香火，于是，“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被过继过来，成为潘祖荫和潘祖年两家的孙子。然而，仿佛是潘祖荫的命中没有后代，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后不久也亡故了，只留下了一个新婚仅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没有留下子嗣。因此，刚过门不久的潘达于就此挑起了掌管门户的重任，守着大量文物财宝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
潘达于祖籍苏州，住西花桥巷，原名丁达于，1906年3月出生在苏州老宅内。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辛亥革命以后返回苏州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潘家有宝众人皆知，那两尊旷世宝鼎，更是海内外很多收藏人士所梦寐以求的。潘家式微之后，觊觎宝物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清末权臣端方就曾对潘家人百般纠缠，想要“借”走两尊宝鼎。幸运的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成了断头鬼，潘家宝鼎才得以存留。此后，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一路打探到了潘家。他提出以巨资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但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1930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忽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了参展。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快到中秋节时，大家以为仗打得不那样急了，找个机会回城里过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两天，日本飞机又飞到苏州上空大轰炸，大家匆忙收拾了东西又逃到光福；就在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
于是，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大盂鼎、大克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过的痕迹。
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很不容易发现。
当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有隔房。
在潘达于的《自传》中，她记得办好这件大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我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后来，为了保密，潘家承诺两位木匠师傅——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据说日军司令松井曾亲自查问过潘家的收藏，但最终也没有抢到手。两个宝鼎和众多潘家珍贵收藏就这样躲在地下安然躲过了那场灾难。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泥土带方砖都塌陷下去了。潘达于请人把藏品挖了出来，再用圆木做架，粗绳结牢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后两只大鼎被安置在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既不住人也不走人。就这样一直保存到了解放之后。
1949年5月，苏州、上海相继解放，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同年8月，上海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保护文物的法令和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潘达于认识到，单凭她一家人的力量，根本无力保护好这两只宝鼎，只有交给人民政府才能妥善保护好它们。当即将要成立上海博物馆的消息传到老人耳中。潘达于决定要把“失踪”的宝鼎捐过去，给全国人民看看。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得信后，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重新发掘二鼎的那天，潘家大院在静寂中涌动着兴奋，两只宝鼎在文物专家们激动的目光中传递着时，潘达于不由自主地流出了两行热泪。捐赠仪式由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按理说，当时两尊宝鼎的市值已是天价，对一下就献出两宝的潘达于，政府自然也相当重视，决定给她发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可当时并不富裕的潘达于却拒绝了这笔奖金，直接让它捐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只将表彰的奖状留在自己的卧室，继续她普通的劳动者生活。毕其一生，这张蕴含着潘家世代民族魂的奖状，始终挂在潘老卧室里，尽管早已泛黄，却依旧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国人第一次饱览了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文物传承里的人情味
继献鼎之后，在潘家后人的支持下，潘达于又陆续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九十九件；1957年献字画一百五十件；1959年献一百六十一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文脉与国脉响亮，可以说，近百年来，潘氏家族的文物典藏历经艰难保存下来确实殊为不易，潘达于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内，精心保护、收藏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物，将它们妥当地捐赠国家永久地收藏保存，真可谓高风亮节，令人钦佩。她以一介弱女子的身份，撑起百年收藏家族的命脉兴衰，并以自己的行动，坚持守护住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底线。可以说，她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流传有绪的“国宝”，更留下了永恒的文化关怀。就像潘达于自己在晚年时所说的那样：“我要为我的‘女儿找个好归宿。”
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是没有工作的，这也意味着她并没有收入来源，捐赠家族藏品之后的日子里，她曾经在里弄生产组里靠绣花为生。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鉴于一批文物捐献者家属的生活困难现状，给潘家安装了空调，每年还发一笔补助，逢到新春佳节，还会请潘达于一起来吃年夜饭……与捐赠文物的价值相比，这些关怀或许只是杯水车薪，可在潘达于看来，却是细水长流，温暖人心，对此，潘达于始终心怀感激，无论顺境逆境，总是微笑着面对，从无怨言。
仁者长寿，智者长乐。转眼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2004年2月28日，恰逢潘达于女士的百岁寿诞，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共同举办“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以再次表彰老人护宝爱国的事迹与精神，也使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重新相聚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第三展厅，其意义自非同一般。几千年的巍巍中华文明的序幕是由青铜拉开的，它高贵、稳重、和谐而深邃，是礼乐、秩序与法度的凝聚与统一。而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没有第二种器物像鼎一样渗透到我们的文化、历史与思维之中。盂、克二鼎更是鼎中之魁，是最辉煌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国泰民安的盛世之年，人们才有能力关注文物，关注文化。可以说，举办回顾展览不仅是上海博物馆对如潘先生这样的收藏家无私的支持与奉献最好的报答，也是以此再次表彰先生护宝爱国的事迹与精神，传承弘扬国鼎魂。
当天下午5时，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这是她50年来第一次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摆放在一起。当时，老人家脸带微笑，平静的神态里，却有着难以掩饰的激动。看了许久之后，百岁高龄的老人和儿孙们说道：“我是来看‘女儿的，很高兴，我为俚笃（它们）寻着好人家哉。”一番朴素的话语，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感动不已。
上海博物馆自新馆落成之日起，并未开放过夜场，更不可能举办宴会，但为了百岁潘达于，上博第一次破了例，不仅举办了大型展览，还为老人举办了热闹的寿筵，当上海京剧院的一群年轻演员扮演的孙悟空手捧蟠桃，向老寿星祝寿时，潘达于笑得那幺开心，那幺爽朗。晚宴上，京剧、评弹、滑稽戏等老人爱看的节目轮番上演，也让在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之中。晚宴中，为老人表演独脚戏《爱心》的表演艺术家王汝刚操一口苏州话，问起老寿星：“倷身体阿好？”潘达于笑眯眯地回答了十二个字：“吃得落，睡得着，走得动，想得开。”一番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真是一个有趣、善良，热爱生活的老太太！而当市委领导向老人家祝寿并表示感谢时，潘达于则微微一笑，淡淡地说道：“我没做什幺，我一辈子就是喜欢白相（玩），开心就好。”
百岁之后，上博与潘家的缘分还在继续。为了便于子孙照顾百岁高龄的老人，上博出钱为潘老在家乡苏州购买了住房，落叶归根，在老人苏州新居的墙上，一面是二宝鼎的大幅照片，另一面，则是当年那张沉甸甸的奖状。每天，在子孙们的照顾下，潘达于颐养天年，坐在藤椅上看戏曲，听评弹，是她最大的爱好与乐趣。两年之后的一个秋天，102岁的潘达于先生在吃了一碗粥后，沉沉地进入睡梦中，到了另一个世界，与久违的潘家故人们团圆了。她的一生，平凡中见伟大，善良中蕴力量，正如其名字一般，豁达大度，朴实平淡。这样一个好心的老人，走得安详，无疑是老天对她的格外恩赐。
事实上，在上海博物馆的历史上，不只有一个潘达于，还有谢稚柳、孙煜峰、李荫轩等许许多多收藏大家的名号。正是他们的无私捐献，才使得上海博物馆在文物收藏上获得了“半壁江山”之誉。如今走进上海博物馆，大厅两面的纪念墙上满满的人名，一面是文物捐赠者的名字，一面是后来博物馆新馆装修时提供财力支持者的名单，甚至，一些展厅也被冠上了人名。这些名字，构成了上海博物馆一道最丰厚，最深沉，最美丽的风景。长长久久，绵延不绝。曾经向上博捐赠了大量青铜器、古币等文物的李荫轩夫妇，晚年因为儿子在加拿大，无人照顾独自在上海的李夫人。为此，上海博物馆出面帮她借房子，照料她的生活，并在其百年后帮她办了后事。当然，对于几十位对博物馆有着重要贡献的藏家们，上博还延续着几十年来的传统，每逢佳节总要慰问。难怪大藏家张宗宪曾说过：“我乐意把好的收藏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因为他们做事漂亮，又有人情味，办事也牢靠，多年来的老交情一代代延续着，值得信任。”
一座博物馆记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历史，其中还有一个个鲜活的人。文运与国运相连，国家盛则文化兴，数十年来，一代代捐赠者们用私藏汇聚了一座博物馆，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他们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员。因为，这一笔笔国家宝藏，不仅仅是属于某个个人的，而是全民族每一个人所难忘的珍贵记忆与深厚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