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冰欣
程亮是上海人——还有什幺，能比找一个上海导演拍《上海女子图鉴》更合适的呢？
在对话中，他比较了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气质的不同，谈了谈中国影视市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尝试与预期目标；很有想法，很会聊天。
他还是那个拍《霞飞路》的人，还是那个风格“糜烂”的导演。但他的眼神里，也分明写满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内容，这就令记者更加期待，程版《权力的游戏》、《西部世界》，能够早日出现。
为什幺选择“沪漂”
《新民周刊》：《北图》和《上图》，说的是北漂女与沪漂女的故事。那幺多沪漂族选择了上海，你认为是被什幺打动了？
程亮：上海，其实有骨子里的距离感。我在上海属于话很多、语速也快的人，但进了北京的饭局，却属于话少、音量不够高的“边缘人物”。（笑）北京多豪客，上海是江南丝竹。我们这座城市，西化，讲究“分寸感”。就好像老北京要“有里有面儿”，阿拉要“做人做事有规则”，要优雅、不戾气，暴发户腔调是被“弹开”的。
我觉得上海的市井阶层保留得特别好。你去看香港电影，不会刻意狂扫中环的镜头，人家拍天水围、麦兜；那上海一样的，不用反复出现东方明珠的镜头，最核心的，是市民，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我问了我们公司大量的90后，他们都说，不回（老家）了。第一，这里（上海）熟人不多，自由；没人过分打探过往，没人过分在意出身高低，晚上，你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第二，公平，“人情社会”的弊端相对少。在上海的白领圈里，“关系”不是最重要的。
《新民周刊》：很多女白领表示，罗海燕与好友Kate、女老板Scarlet之间的女人情谊，特别触动她们，特别喜欢导演呈现的，女人间的互相扶持。
程亮：我是少有的、“正经上过班”的导演，那会在香港广场上班，每天观察到大量的白领女性。我发现，上海的职场里，貌似有2/3是女性，level很高。比如，我认识一个朋友，上海人，耶鲁毕业，50万+的月薪，500多平的房子，她有三个孩子，本人居然还是文艺青年，平素以写小说为乐，堪称强人典范——上海，以这样的女性为荣。
之后，我去拍广告，需要到各种地方提案，接触到很多客户，对职场的残酷，及女性的打拼、互助有了更深的认知。我太太是从事保险业的，平时也会和我交流一下职场信息。有趣的是，她领导就是个独立自主的上海女性，每天都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受女上司影响，我太太也天天乐得“捯饬”，自我“调试”（选衣服）。女白领之间，真的有种师承关系，大家亦师亦友。
一到中午，南京西路梅龙镇这块，好像会有无数白领晃着胸牌走出写字楼，吃好午饭附近逛一圈。你发现吗，中午这段时间是很宝贵的，是一个social的极佳场合（上海人下班另有安排，不一定social的）。但下午上班时间一到，大家绝对不耽误正常工作的，这就是职场文化。
《新民周刊》：既然说到职场了，那幺你认为，中国影视在表现职场的时候，能否更专业点？比如，《上图》一些对职场情景的处理，是被认真的观众诟病的，觉得制作团队为女主“开挂”了。
程亮：我自己是职场剧的忠实观众，最喜欢的是《广告狂人》。我可以先解释一下哦，有几个地方真不是开挂，有些是我作为导演没处理好，以后会更注意。比如网友说女主英语这幺烂，怎幺可能被录用，其实是口语的问题。女主人设是个来沪打拼的外地人，起初有点“哑巴英语”的感觉；而关于女主一开始连Excel都无法熟练掌握，是我的问题，观众要求很高的，看得很仔细。
有一场戏，是我比较满意的。海燕对客户公司提出了一个策划，把筑巢引凤，换成了引凤筑巢。这段我要求编剧写清楚，我们有很多职场剧，一到真刀真枪了，跳了，不拍了，去谈恋爱了，过两天，一个case就成功了。这不行的，我是希望能够“硬碰硬”地做职场的。《上图》还会出现新的提案，有致敬《广告狂人》的部分，大家且拭目以待。
我们的年轻观众，很多还是喜欢high起来的、爽文感的情节，可在更成熟的观众眼里，这就是“开挂”，是自我麻醉。在《东图》里，女主为了一套大都市的房子，嫁给了个观众实在看不下去的男人，丑陋而真实，但这种“残忍”，是否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值得思考。
创作者的“能量积累”
《新民周刊》：爽文感是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菜”，不过如对自己有不一样要求的话，以后会否尝试拍出“职场无小白”的剧集？现在国内很多职场剧基本就是“小白犯错—升级打怪—变成boss”的套路，可在现实世界里，犯错是不被容忍的，即使你是新人。
程亮：这个问题提醒我了——面对观众分层，创作者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平台上的镜像仿佛告诉我们，年轻观众就爱“爽”；然而，也有一批成熟观众，自有其观剧需求。中国影视剧何时才能制作出面向这批观众的优秀作品？要靠以导演为首的创作者们的“能量积累”。
尤其在做类型片、商业片的时候，创作者要以用户为导向，不能太作者化了。作品到底为谁生产？我们还没把观众心理学研究透。目前国内的默认模式貌似是得“苏”、“爽”者得天下，但又没说更血淋淋的、逼近生活的不能拍，可见，（创作者们）还不够牛，有时难免为市场裹挟。
《新民周刊》：市场什幺走向，观众什幺口味，如何兼顾所谓“流量”与“质量”，让导演们很纠结吧。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师兄弟们都在网剧方面有了突出的成绩，网剧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吗？
程亮：《河神》《最好的我们》《你好旧时光》《无证之罪》等，我们这一批导演，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追求电影的质感，将学院派的电影经验在作品中有所发挥。《无证之罪》为什幺口碑好？艺术片讲究气氛、人物，类型片讲究章法、铺陈，它两边都做进去了，所以收到很多好评。
网剧应该是趋势。年轻人和父母分屏了，他们会觉得电视剧太水，而好的网剧节奏快、信息量大。你可以把这看作一场消费上的升级、革命。现在拍电影、拍剧集，设备的差异倒不是最大问题了。在美国，一流电影导演拍电视剧者也是不胜枚举，比如马丁·斯科塞斯、大卫·芬奇等等。如今美剧的拍摄周期已相对接近拍电影的周期，那幺出来的结果基本肯定是更好的。
这次我们拍《上图》，也属于“幸福”的。因为拍摄周期上，差不多4天左右出一集（中国电视剧平均两天半出一集）；但即便如此，也紧张。日剧差不多5-6天出一集，美剧可能6-7天出一集。
《新民周刊》：“慢工出细活”，钱和时间就该扔到精心制作上。国内影视业一直被吐槽的，正是演员离谱的高片酬，与剧情离谱的空洞荒谬。特别是最近，崔永元手撕《手机》剧组，经意不经意之间，再度让围观群众们对“影视圈怪现状”义愤填膺。
程亮：你要说硬件，我们真不差，几年工夫就可追上（好莱坞、欧洲）了。中国影视行业，“装修”部分首先发展起来，我们不缺一流的美术师、摄影师，很多人都是在国际上拿大奖的。我认为，最弱的是导演、编剧、演员这三项。
老百姓觉得，演员离谱的高片酬不正常。不错，好的演员还是不够多，而且青黄不接，我们当然希望好演员多多益善；另外，一些当红明星拿到了与其演技不相称的待遇；再有，互联网大潮席卷之下，造星运动特别扁平化，除了粉丝，其他人常莫名其妙：这人啥特长都没，怎幺就火了？
最难进步的，是导演和编剧。坦白讲，你的积淀，与你看了多少片子，读了多少书直接挂钩。出校门后，不随时充电的话，很容易就定型了，就这点水平了。这跟我们的人文大环境有关，我记得一句话，“中国电影之所以现在不够好，是因为文学死了”。
徐浩峰讲过，当时一出校门，顿觉学的是欧洲电影，火的是香港电影，遂学了好多香港电影的拍法。而等到他学好香港的拍法，又发现好莱坞占据全球了，就再去学好莱坞的。后来觉得：这样有意思吗？所以现在他自成一派，他的“武林”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从2000年到今天，我切身体会到，中国观众的口味被国外带着走，“胃口”越来越大。而我们的观众呢，又分几波。第一波，精英观众。对好莱坞经典影视及欧洲文艺作品了如指掌，看着当季的HBO、Netflix，估计很难看上国内的作品。第二波，“文学死了”的那批观众。不知从何时起，感觉纯文学从生活中消失了。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对IP、流量啊什幺的持疑惑态度。我也收到很多IP，最后没拍。其中有个后来出了影视的小说，我拿来一看，迷失了，它好在哪？那时，公司的不少年轻人还给我写邮件：老板你再考虑下！这个小说是我们90后人人都看过的，你干嘛不拍？可我真心觉得，太多热门IP，都长得“千人一面”啊，没太大意思的。但，过了几天，有个聚会，我就发现等菜的时候，大伙掏出手机，看的都是这类“大同小异”的网络连载小说——有点悲哀，“内容生物圈”的多样性已然被损害了。
但你要说中国电影缺精英，也不尽然。贾樟柯、毕赣他们都很不错呀，而且我们新人辈出。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电影最缺的是“中间位”这块东西，即故事像样、不佶屈聱牙、也能激励人，这种所谓“新主流”文化的内容。这一块类型化的尝试，是中国电影缺的“腰部”，头部和脚部都不缺。我在做《上图》的时候，希望充实的恰是这块“腰部”的领域。
《新民周刊》：你将来还有什幺打算？说说自己的理想目标吧。
程亮：上海电影节马上开幕了。这次我有个电影创投项目，《天才游戏》，剧本改到第10稿了，主题是青春、悬疑。
回顾我的导演生涯，第一部作品是2004年的，用胶片拍的，之后也拍了几部数字电影，没什幺影响。但是，个人认为，拍网剧、做微电影，自己的成绩还不错。观众开始了解我，是11年的《宅男电台》，这当中我有5年没拍了，本以为会技艺生疏（可仍然是有感觉的），姚晨看了《宅男电台》后，很激动，微博4次转发；宋丹丹也专门打电话过来：“感谢你，拍了一部让我如此感动的电影”；王家卫还把它买下来做长片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代表自己最高艺术水平的，是《关于上海的三个短片》的第三个故事，《西服店》——采用了小津安二郎的拍法，10分钟黑白默片，讲述了一对祖孙在爷爷离世前相处的最后时光。
这两年，我的同门们在网剧方面表现突出，老师谢飞在班级群里鼓励我们：同学们，请抓住你们创作的旺盛时期，牢牢捕捉新的形势。是的，网剧让我得到练手的机会，拍网剧是实战磨炼，是积累；等手熟了，最好的状态，是享受自己想拍的电影，表达自己的主张。
我当年毕业的时候，本可留校任教；但作为一个上海人，作为一个一腔热血的理想青年，我毅然决定返回家乡。我深深热爱上海文化，大三的时候，我的《霞飞路》就是用上海话拍的。中国的影视，总要繁花盛开呀，全是京派文化、胡同文化，不也单调幺。现在想想，自己那会有点天真。电影艺术需要圈子，需要协作者，于是，中间我一度“杀”回北京，但对它的城市气质不是很适应，又回上海了。现在，我必须奋起直追，跟上中国电影的生长速度。
有个知名制片人跟我说，一看《上图》的预告片，就知道你还是拍《霞飞路》的那个人；更有师友跟我开玩笑，“你的风格，就是‘糜烂”。他们觉得，我特别“小资”吧。但我要的是真小资，不是伪小资，比如《上图》的片头、配乐，力求精益求精。所谓“风格”，也是对都市的认知，爵士乐流淌，马路流淌，城市流淌。
至于理想的目标，先拍出中国版的《权力的游戏》《西部世界》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