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三个月间，滴滴网约车又出命案，舆论讨伐、企业致歉、自我整改、部门监管，都来了。想当初，带着互联网时代“共享经济”的光环，借着人们对出租车“垄断”的厌恶，挟着拼红包营销的口誉收买效应，网约车势若奔雷，不只在市场上风头无两，而且在舆论上见佛杀佛，谁要是主张建立门槛、有所监管，立即就要遭到口诛笔伐，北京、上海等地的网约车政策大受抨击，而那些完全放手不管的地方，则受到好评。
那时，网约车还没有出事，或者说还没有出现严重到杀人的事，网络上、报纸上传播的，都是网约车如何便宜、如何方便、如何创新，以及如何能够满足小清新趣味的种种气息。那时，舆论看起来是众口一词，那就是放开、放开，不管就好，迎接就好。
那时，也不是没有主张监管的人。网约车并不是一出现就立即获得了政策的认可，各地出台政策的步伐并不一致，网约车政策尺度也不相同，网约车与出租车如何共容、如何保证乘客权益等话题，一直都有，这些都是主张监管、希望监管的表现。只是，那时的舆论或者说被表现的舆论、被标注为“合理”的舆论，就是立即马上、放开就行、不管就好，谁要说考虑怎样接纳、怎样监管，那就是保守、不开化、违背众意。
不出事，就说不管就好，权力只能坏事；出了事，就是监管不力，权力不干好事。这，差不多就是一种流行的“社会认识论”。网约车不过是一个小例子罢了。这种“社会认识论”已经在不少人的脑袋里成功种植，凡事只要把权力指斥一通，那一定是不错的，指斥得俏皮些，那就是满堂彩，乃至成为“社会良心”。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良心”昨天在说只要权力不管事，天下太平，今天却在说，因为权力不管事，社会乱了。
自从大家都换了脑筋，相信凡事搞不好，都是因为市场化不够，就不相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不认为政府还有可能更好发挥作用了。
这样的迷信病，只有莆田系医院能够治。但也好不了几天，因为迷信还在，于是“监管不力”就不过是一个锅，预备出事之时有人能够背上。
我并不是为监管不力开脱责任，因为治理者必须监管所有事项。依法而治，便是有规则、有规则的执行，规则不只是为了出事之后有处理的办法，而是更加看重因为规则的执行而减少或者避免出事。时论或有摇摆，议论可以天真，但在位者必须谋政，管事者不能幼稚。大家说不要管，在位者就不管了，那不是治理，而是尸位素餐，等到出事了再来灭火擦屁股，被指责监管不力，那也没什幺好说的。但如果我站在旁边，看到不出事就一片“别去管事”，出了事又来指责“监管不力”，难道不也是一幅怪状？
—个社会的治理决策，其形成机制应该怎样，值得讨论。网约车监管，既包括监管运营行为，也包括监管其运营规则。而事实上，网约车平台进入市场以后，乘客只能投诉到平台，平台运营成了完全的自律，平台作为企业，以增加资本价值为天职。但社会治理需要的是秩序，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需要是公平和安全。监管缺位，就是让社会成员公平和安全的要求直接去面对资本逻辑，后果如何，不言自明。顺着舆论走，监管者退出，那就谈不上治理，出事了再来动手，又往往在舆论情势下失其方寸和准绳，从而进一步损耗和透支治理的正义。
公共领域群声沸腾，实属正常。治理不能不听取声音，但也不能被喧哗左右。公共治理的逻辑，与舆论的逻辑，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舆论只是意见，意见对不对，都可以发出；治理是公共秩序与权益的保障途径，只能做对不容有失。治理跟着舆论走，可能讨喜，但荒腔走板之事不会少。一时蜂起的舆论，往往情绪大于理性，缺乏稳定性，一时如此，一时如彼，剧烈摆动，它可以作为治理决策的参顾，却不可以作为治理决策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