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蔚峰
爱泼斯坦先生在外国专家门诊部取药
北京友谊宾馆位于北京的西北郊，因此在建馆时被称为国务院西郊招待所（第二招待所）。1956年3月9日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定名，第二招待所改名为北京友谊宾馆。建馆初期，北京友谊宾馆主要接待来自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各个行业的专家及家属。当时宾馆除了提供客房、餐饮、娱乐、购物、交通等服务之外，还设立了幼儿园、照相馆、邮局、缝纫部等配套的服务项目。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当属外国专家门诊部，负责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该门诊部的前身是西郊门诊部，隶属中央保健局领导，业务上则挂靠在北京友谊医院。门诊部设于友谊宾馆当时称为南工字楼的一层和二层，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口腔科、放射科、挂号室、候诊室、化验室、注射室、药房等科室，当时大医院有的科室，这个门诊部基本上都有，而且设备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目的就是要为苏联专家及家属提供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长
当时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缺乏具有精湛医术的医生以及有护理经验的护师，也由于语言上的沟通障碍，因此在这家门诊部里，主要科室的主治医生大都是苏联人，护士也大都由苏联人担任。那个年代，中苏友好已深入两国人民的心中，所以，中苏两国的医护人员合作得非常融洽，呈现出一派互帮互学、真心交流、感情深厚的友谊景象。苏联医护人员在日常的门诊中真心向中国医生们传授医术，苏联的护士们则像亲姐妹似的手把手地教中国的护士们如何护理病人。中国的医护人员为了更快学到医术和护理经验，总是虚心地学习和请教，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俄语，提高交流能力。在中苏两国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为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家属提供了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1960年夏，随着中苏两国政治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政府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了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住在北京友谊宾馆的苏联专家也迫不得已离开这里，在西郊门诊部工作的苏联医护人员也依依不舍地和中国的医护人员告别返回了苏联。
苏联专家撤离友谊宾馆后，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陆续搬了进来，主要是来自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当然还有来自拉美国家的一部分专家，但人数上远远不能与苏联专家相比。因此，西郊门诊部的规模进行了缩减，门诊部的面积从原来的两层减为一层，可是为保证医疗质量，科室的数量并没有减少，继续承担着为住馆的外国专家及家属的医疗保健服务，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门诊部的医护人员依然坚守岗位，为住在宾馆的外国专家及家属们服务。
1976年，当唐山发生地震波及北京的时候，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和北京市市民一样，在院内搭起了帐篷居住。那时正值炎热的夏季，为防止地震后的次生灾害，保证住馆外国专家及家属的身体健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他们挨个到地震棚查看每个专家的健康情况，给他们量体温、测血压、看心律，给患病的专家送药、打针输液等；夜里还要坚持值班，随时为外国专家及家属提供医疗服务。
80年代：发展
1980年开始，西郊门诊部从原来挂靠友谊医院改为挂靠北京积水潭医院，并改名为北京积水潭医院外宾门诊部。主要考虑到友谊医院离友谊宾馆比较远，交通也不方便，而积水潭医院离友谊宾馆比较近，外国专家如有急重病到那里去诊治比较方便。2005年辞世的着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伊斯雷尔·爱波斯坦及其家人曾经受到过门诊部医护人员的医疗保健服务二十多年，对那里的服务深有感触。在他写给国家外专局和国管局的一封信中，他是这样评价门诊部的：“自从50年代外国专家局建立以来，门诊部为外国专家做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工作。每当出现危急和伤残等危及生命的情况，在这里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转危为安。门诊部的医护人员一直在帮助专家们保持健康，负责每年为他们体检，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做详细的记录，以便观察比较他们每一年健康方面所发生的细微变化。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专家，门诊部制订了一系列的定时上门送诊服务，通常是每周为他们量血压做记录、检查心肺功能等。当他们的身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异常迹象时，会得到及时的提示和治疗。门诊部为所有外国专家和他们的家属都提供了及时和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接种各种防控疫苗，特别是对他们的子女们更是这样。”
正如爱老所说的那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的的确确为外国专家及家属提供了家庭式的亲情化医疗保健服务。今年已经年近100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国老专家伊莎白和她已辞世的丈夫柯鲁克以及她的3个儿子柯鲁、柯马凯和柯洪刚虽然不住在友谊宾馆，而是住在离宾馆很近的北外家属楼，但他们还是常常花十来分钟骑着自行车来这里看病。她的二儿子柯马凯回忆道，他父亲到了晚年，身体不好，哥仨经常带着父亲来门诊部看医生，因为要去协和医院路途太远，交通也不便。柯马凯本人小时候腿不太好，骨头出了点问题，他自己经常骑着自行车来这里看医生进行理疗，医生和护士阿姨对他都态度特和蔼，至今回忆起那些往事，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的柯马凯依然心存感激之情。我国着名的翻译家、文学家杨宪益先生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生前在友谊宾馆居住了很长时间。戴乃迭在晚年的时候患病，卧床不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去家中看望她，为她进行必要的医疗护理，直到她住进医院的特别护理病房。还有已经离世的美国老专家陈必娣、奥地利老专家魏璐诗、日本老专家土肥种子、川越敏孝、河野八重子等都曾在生前患病期间得到了门诊部医护人员的特别照顾和精心护理。每次这些老专家的子女来友谊宾馆都会到门诊部去看望那里的医护人员，对他们给予他们父母的关心和照顾表示感谢。
门诊部的医务人员正细心为外国老专家做检查
门诊部除了承担为住馆外国专家及家属的医疗保健服务之外，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原因，他们还承担过为中国科协、外专局的工作人员、宾馆的员工和家属以及住馆的其他内外宾客的医疗服务。像科协的一些知名科学家：华罗庚、牛满江、卢嘉锡、王大珩等都在来宾馆开会或参加活动时，到门诊部看过医生。宾馆的员工们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老一点的员工依然记得，他们无论是在工作时受伤还是有点头疼脑热的都会第一时间到门诊部去看病，有时甚至还会把他们的子女或父母带到这里来看病。在他们眼里门诊部就像是宾馆的职工门诊部似的，医护人员不但医术高超，手到病除，更主要的是他们态度和蔼热情，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另外门诊部还承担着国家外国专家局的一些重要任务。那就是每年春节前中央或国务院领导与外国老专家座谈、向外国专家颁发“友谊奖”、重大节日前举办歌舞晚会、音乐会等，门诊部都要派医护人员相随，以确保外国专家的人身安全。特别是从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为了保障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以及其他国家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身体健康，每年暑期都会组织外国专家和家属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假疗养。门诊部的医护人员随着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来到北戴河外国专家休养所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坚持每天到外国专家的别墅楼巡诊，特别要为外国老专家进行例行的身体检查。他们每天顶着高温，冒着酷暑在海边值班，别人都可以下海畅游，纳凉消暑，或到海边散步，享受大海带来的快乐，可他们却要坚守岗位，确保在海里游泳的外国专家的人身安全。很多时候外国专家特别是他们的孩子在游泳时不慎被海里的石头把脚扎破了，有时甚至被海蜇蜇伤了，都会得到在海边值班医护人员的及时救治。有他们在，外国专家和家属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安心休假了。
90年代：改革
到了90年代，随着我国医疗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来这里看病的中国人也随之减少，由于门诊部一直从事着为外国专家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原因，也是为门诊部未来的服务对象进行明确定位，因此后来门诊部改名为外国专家门诊部，一直沿用到现在。虽然名称改了，但是他们依然和以前基本上一样，重点是为住馆的外国专家服务，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他们仍然会挺身而出。1994年，台湾蒋经国的三子蒋孝慈，时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来京参加一个交流活动，住在友谊宾馆贵宾楼，一天在房间突发中风，无法动弹，当时值班的苏平大夫及时赶到他的房间，进行必要的处置，防止其病情加重。随后又及时将他送到大医院，避免了重大意外事故的发生。
外国专家门诊部的医护人员为外国专家的医疗保健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他们的待遇却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正比。从最初挂靠在友谊医院到后来挂靠在积水潭医院，虽然业务上归两所医院管理，但是门诊部医护人员的待遇与那两所医院医护人员的待遇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无论从工资收入、到奖金的发放，甚至是在职级的提升，以及分房子等方面，都相差甚远。但是门诊部的医护人员把为外国专家服务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他们一直认为，为外国专家服好务就是在为我们国家引智工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作贡献。因此几十年以来，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21世纪：坚守
2004年由于中国政府相关部门放开了对在华工作的外国人居住地的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租房或买房子居住，取消了原来外国人只能住在允许接待外国人的宾馆或公寓的规定。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除了由中国政府出资在外购房的外国老专家之外，其他的外国专家也都纷纷搬出了友谊宾馆，在离他们工作较近的地方或他们喜欢的地方租房或买房居住。住馆外国专家的数量由50年代的一千多人，到六七十年代的数百人、再到八九十年代两三百人，而到了2004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到目前仅剩下不足十人。
由于外国专家住馆人数的减少，外国专家门诊部所属的上级领导曾有过撤销该门诊部的想法，但是在外专局、国管局、北京市卫生局、积水潭医院和友谊宾馆的共同协商下，考虑到友谊宾馆当时还有两户日本老专家生活和居住，另外还有几户来自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国专家在馆居住，因此外国专家门诊部仍然要继续保留并做好医疗保健服务。虽然只有几户外国专家，但是他们的工作量没有因此而减少许多。因为有一对日本老专家夫妇，先生叫森新一，今年已经98岁，夫人叫森洋子也已过90，而且俩人膝下无子女。医护人员每周定时来到他们的房间为他们进行身体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诊治。特别是先生患有眼疾，一只眼基本上已经失明，而且患有老年性的焦虑症，经常无故发脾气，每次一发脾气不是不吃饭了，就是拒绝用药，甚至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每次都是医护人员赶到房间，对他进行心理疏导。有时是在半夜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情况，医护人员也总是会来到他的房间进行说服和劝慰，从不叫苦叫累。宾馆的服务人员笑称：“专家门诊部的医护人员都成了他们夫妇俩的专职特护了！”
在外国专家门诊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目前夫妇俩的身体状况都有所改善，享受着晚年生活。当然两位日本老专家都已进入人生的最后的里程。我想随着住在友谊宾馆的这两位仅有的日本老专家的离去，外国专家门诊部也就到了它使命的终结之时，我衷心地希望即使时光流逝无情，我们都不应当忘记那些默默地为外国专家服务的医护人员，永远记住他们用青春年华所谱写的为外国专家服务的赞歌！（本文部分内容系采访已退休的外国专家门诊部苏萍大夫所得，谨表感谢！）
作者（左二）与门诊部医护人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