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
开放的中国充满活力
文/张晓
在教育、经济、科技等各领域，中国政府友谊奖专家不仅见证着中国的开放，更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2016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让-弗朗索瓦·唐泽尔，已过了67岁，他却从没想过退休，目前在法国水资源国际办公室担任总经理。2010年以来，他参与了中法海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这一项目有一支由60余人组成的中法科学家团队。唐泽尔认为，中国的开放和技术的发展令国际交流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开放的中国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才来到这片土地，成就自己的梦想。
唐泽尔笑称，也许自己这样的“老顽固”更适合留在传统守旧的法国，但更多的法国年轻人却不这幺想。他坦言，法国的失业率远高于中国，很多年轻人往往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开放的中国给法国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新大门。唐泽尔也有朋友在中国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工作，他们告诉唐泽尔，中国人民热情友好，开放包容，让他们有家一样的感觉，而且飞速发展的中国，让他们在这里每天都能感受到变化，接触到新鲜的事物，这在法国是根本无法体验到的。
“中国现在正在向法国学习先进技术，但也许不久的将来，法国就该向中国学习了，因为开放的中国充满活力！”
教育：杰弗里·雷蒙在华十年
1998年，杰弗里·雷蒙（Jeffrey Lehman)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他还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与耶鲁、哥伦比亚、斯坦福这三所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一起访问中国。这次访华之行，是之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的成果，双方希望加强两国法律领域的交流，而法学教育正是一个切入点。多年后，雷蒙说：“那次访问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甚至我对世界的看法。从此以后，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推动两国法学的交流成了我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之后，他参与了中美高校多项合作，在北大创办了国际法学院，后又担任上海纽约大学的美方校长。在他的个人事业轨迹中，我们得以窥见中国高等教育在引进师资、合作办学、吸引留学生等多方面的开放。
2003年，我国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随后在2004年出台了配套的实施办法，中外合作办学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在2003年，雷蒙成为康奈尔大学校长，随即康大与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等开展了成效显着的合作。2005年，雷蒙成为“中美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首任主席。
2007年是一个转折之年，50岁的雷蒙来到深圳，受聘担任北大国际法学院的创院院长，引进J.D.（跨国法律研究课程）教育模式。“J.D.之所以意义重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不同法系之间的协调，协调民法体系和普通法体系，融合西方观念和东方观念，而每一项本身又是那幺地根深蒂固、风格鲜明。创建一所优秀的法学院,需要多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而杰出的教授团队则是它的灵魂所在。作为院长，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全球范围内物色世界顶级教授来学院担任教职。”2011年，雷蒙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在颁奖大会上，雷蒙作为获奖代表发言说：“在中国生活这些年让我惊喜地感觉到，中国人很自然地就和我们这些外国专家成了朋友，无论老少、师生、店主或者保安，他们都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融入他们的圈子。学院的多数课程由
外教授课，这些教授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法学院。令人惊喜的是，每位访问教授在离开中国时都会问，是否可以再度来华任教。这充分证明他们在华期间与中国学生、行政人员以及整个环境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2012年，雷蒙确定加入正在筹建中的上海纽约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创办的大学。上纽大的教职员工非常国际化，差不多一半是美国人，同时还有来自英国、以色列、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教授。但是让上海纽约大学在国内各中外合作大学中更突出的，不是其教授的国际化，而是学生的国际化。“目前我们还是每届只有300个学生名额，其中151个是留给中国学生的，其他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可以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校园。雷蒙强调：“如果我们希望学生在多元文化中获得发展，实践是唯一的途径。学生的多样性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流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学生中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来自其他国家，我们给每一个中国学生分配了一位外国室友。这样学生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与不同世界观的人进行交流。我认为上海纽约大学怀抱着这样的办学理念，做出了先行者一般的尝试。”
在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获奖专家名单中，像雷蒙这样的专家还有很多：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首任系主任加弗尔·萨文迪、曾任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法方院长的张多雷、天津大学药学院首位外籍院长杰伊·西格尔……他们都亲身参与并见证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和国际化，在中西教育的碰撞与磨合中，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拓展双边多边教育合作，提高来华留学质量，提升涉外办学效益等，教育领域的开放之门必将越开越大！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华珮
经济发展：从入世到“一带一路”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WTO问题专家何茂春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后；二是加入世贸后；三是“一带一路”战略之后。
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对外贸易、服务、银行等各领域大力推进开放。于是我们身边有了更多的合资品牌汽车，有了家乐福、沃尔玛等零售商，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进口大片，更有了外资银行、医院和律所。动车技术也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004年，中国政府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下与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分别签订协议，引进技术，以实现动车产品的国产化。为了支持CRH3项目，西门子公司于2006年组建了技术支持团队，支持唐车公司。2007年-2008年生产高峰时有超过200名西门子专家在唐车生产线上工作。西门子团队的负责人维斯德（Michael Vester）博士荣获了2008年中国政府友谊奖，他总是自豪地说：“CRH3已经达到了起飞的速度，插上翅膀就可以飞起来。”如今中国动车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中国的一张闪亮的新名片。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会见友谊奖获奖专家的发言中提到了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他在非洲营销中国产品，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总理提到的这位专家就是来自喀麦隆的英萨·加尔巴（Inoussa Garba），他是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听到李克强总理提及自己的故事，他非常骄傲：“我几乎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心情，这将激励我今后继续努力，让更多中国人了解非洲，也让更多非洲人了解中国。”
2016年，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投资促进署署长华珮（Peter Wassner）女士荣获了友谊奖。在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投资商在德国越来越活跃，北威州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德投资的中心。”北威州是德国
经济重镇，目前一共有900多家中资企业，仅在2016年前9个月就新增了72家。据她介绍，中国企业的做法是一开始开设贸易代表处，然后是进行绿地投资或设立分公司，目前最新的趋势是对德国企业进行并购。“开始大都是设立销售办公室，只有2到3个人的规模。质变发生在2008年，有大型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比如装备制造、汽车制造企业来到北威州。2010年开始，出现了中资企业并购北威州当地企业的趋势。”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公布的2015年对德投资报告显示，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在德绿地投资项目数量第一的国家，而中国选择的主要投资领域，基本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
“对于外来投资，我们看中的是为当地人带来的就业机会。华为作为一家创新型企业，为北威州创造了1000多个高薪就业岗位，而且是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这是我们鼓励的。”华珮介绍说，西方确实存在对中国企业的偏见。但在北威州，中国企业没有出现一起恶意并购事件，“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在并购之后解雇老员工，这非常值得肯定。”另外，偏见也让中国企业面临着很难招聘到高素质员工的问题。“但华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华珮补充，“华为有一个学生计划，德国学生可以在华为实习一段时间，了解华为，并决定是否留下工作。”
2011年，中国第一班跨越欧亚大陆的国际货运铁路“渝新欧”抵达北威州。该铁路运输时间有16天，从重庆开往北威州的杜伊斯堡——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港口。华珮说：“未来，我相信中国从欧洲的进口会大于出口，因为现在中国更多的是投资外国企业，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外国投资。”
据海关统计，重庆开出的中欧班列占全国中欧班列数量的45%左右，图为中欧班列重庆首发列车准备发车
科技
1990年11月28日，就在友谊奖恢复设立的前一年，在德国维纳·措恩教授的帮助下，中国注册了自己的国际顶级域名.cn。可以说，中德互联网界合作，为中国播下了互联网早期的种子。1994年5月，我国才把CN域名根服务器从德国拿回中国。维纳·措恩教授也在多年后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进入21世纪，我国积极参与了一批国际科学计划和工程，如人类基因组计划、“伽利略”计划、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等，加强了与美、俄、德、日等国的科技交流。近年来，我国取得重大进展的多项科技成就中，也有外籍专家的参与，比如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共有来自中、美等6个国家和地区约250名科学家参与。近些年令中国在量子研究领域占领一席之地的潘建伟团队，也吸引了很多国际同行加入。
2015年底，欧洲物理学会新闻网站“物理世界”公布了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陆朝阳等完成的科研成果“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入选并名列榜首。2016年8月16日，“墨子”号量子试验卫星成功升空，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卫星和地面量子通信的国家，潘建伟又一次成了媒体焦点。
潘建伟曾留学量子力学的研究重镇奥地利，随茵斯布鲁克大学教授蔡林格攻读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量子存储的合作研究。“墨子”号卫星项目也吸引了潘建伟的导师蔡林格教授的参与。“在中国把实验都做完之后，会在卫星飞过北京上空时，在卫星和北京之间建立量子密钥分发。卫星飞越维也纳上空的时候，进行卫星和维也纳之间的密钥分发，这样就能探索维也纳和北京之间进行无条件安全通信的可能性。加密完之后我们通过公共途径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来破解。因为同时有好几个国家，也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向他们开放，我们也乐于和他们一起开展相关合作研究。”
“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世界劲旅，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这是英国《自然》杂志对潘建伟团队研究成果的评价。
（感谢邵浩提供部分素材，实习生王雅婷参与部分采访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