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横堀克己
在华六十年，友谊伴我行
文/横堀克己
为纪念中日两国政府缔结《日中互派记者协定》50周年、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成立20周年，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于2015年10月出版纪念文集——《风雨东京路》。横堀先生受邀在这本中日记者回忆录中发表文章，回顾了他在华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
1964年，日中互派常驻记者之时，尽管两国尚未建交，但是双方记者不间断地发送记录对方国家现状的新闻报道，这无疑对促进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常驻北京的日本记者们，无不受到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各位同行的关照与帮助，中日两国的记者为促进日中间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正是有了《互派记者协定》，我本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合计在北京工作了7年；退休之后，我又在《人民中国》杂志社担任了9年的专家，时间总计达16年之久。在中国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采访，我都能够感受到中国朋友们暖暖的情谊。
“互派记者”与我渊源颇深。实际上，早在1966年，我就在东京见到了《互派记者协定》签订后第一批驻日的中国记者刘德有先生。当时，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不过已经内定进入《朝日新闻》工作。在时任共同通信社北京支局长的山田先生家中，我初次见到了刘先生。那时刘先生还很年轻，可是，他用一口流利的日语热情地介绍中国情况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先行告辞离开山田先生的家，遂发觉路边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中两名便衣警察模样的人物正在监视着这里。“身为来自未建交的、共产党国家的人物”，当时驻东京的中国记者们，全天24小时都处在监视之中。在中国刚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1981年底，我赴北京开始了常驻记者的生活。当时，中国几乎没有召开记者招待会等新闻发布形式，采访什幺，几乎无从下手。而此时此刻，给予我援手的正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国的同行们。
1990年，我第二次到北京工作时，正值北京亚运会开幕。为报道亚运盛况，《朝日新闻》最多时派出了近20人的采访团队。再加上中国方面派来的翻译人员和司机，以及协助工作的日本的留学生，形成了将近100人的大团队运作。当时，我担任北京支局长，协助我工作、调动中国员工的是苏海河先生。身为支局长，我要求支局所有员工“在接听电话时，必须先自我介绍‘这里是朝日新闻’”。但是，中国人接听电话时，没有自报家门的习惯。每当我打电话到新闻中心的工作间时，中国员工依然我行我素，我就禁不住心头冒火，久而久之，接听电话的事竟然全由苏先生一人承担了。
1992年9月底，《人民日报》社与《朝日新闻》社、朝日电视台包租了三天长江豪华游船，共同主办了人称长江三峡研讨会的“ 21世纪的亚洲”国际研讨会。与会者不仅有中日两国的着名学者、作家、有识之士，韩国《东亚日报》以及台湾《联合报》的编辑负责人也应邀参加。实际上，召开这一史无前例的国际性会议的主意，是《人民日报》的孙东民先生与我在餐桌上聊出来的。我与中国同行的交往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依然堆积如山。所谓成也斯人败也斯人，但无论是问题的解决，抑或是致使事态恶化，在媒体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一点上，当是无可置疑的。我衷心祈愿中日两国培育起新一代抱有这样一种自觉的青年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