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涵
她三步并作两步从这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格的楼梯上跨下去，步履轻盈如少女，在一层楼梯间拖出折叠的轮椅，展开后推着它拐个弯儿便到了小花坛，“Beautiful garden，is n’t it?（漂亮的花园，不是吗？）”她说。迎面来了一位老熟人热情地打招呼：“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一想不对劲，赶紧补上“加十！”没错儿，伊莎白·柯鲁克奶奶今年103岁了！
初识伊莎白
我和奶奶第一次见面是2010年4月17日，算算快8年了。有一天，爱泼斯坦的妻子黄浣碧奶奶说带我去植树，约好在三环边上上车。一上车，就看到车上坐着伊莎白，她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问黄奶奶最近可好，黄奶奶说还行，就是感觉老咯！伊莎白奶奶问她多大岁数，黄奶奶感叹地答道都快八十了！伊莎白奶奶说：“年轻着呢！你还是个孩子！”那年伊莎白奶奶95岁，可不，所有人在她眼里都还是个孩子。植树活动是由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组织的，从那之后我知道了有这幺一群怀着国际主义精神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日，继而留下来建设新中国。而且他们之间都是好朋友，原来这也是一个朋友圈！毫无疑问，伊莎白奶奶是这个圈子中的元老级灵魂人物。
2017年12月23日上午，“纪念路易·艾黎诞辰120周年、工合国际恢复活动30周年暨习总书记回信碑落成典礼”在培黎学院举办，102岁高龄的伊莎白奶奶受邀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碑揭幕。当她回忆起她与路易·艾黎相识的情景时，非常激动，一口气说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她的儿子柯马凯担心她会体力不支想代她接着说，她不让。我们几个参与彩排的人看到这一个小动作非常感动。
忘年交
何时跟伊莎白奶奶成为忘年交的，我也说不清，不知从什幺时候开始，她就成了我朋友圈里的“网红”，博得很多点赞。
奶奶几十年前组织的Peace Vigil Night（守夜和平活动）每周一聚，是小众的高端外籍专家谈论国际时政的小聚会，有在中国工作生活三四十年的外国人，有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的外国专家，还有来中国访问的各国学者，目前每周仍在友谊宾馆进行，我是唯一被邀请参加的中国人。有一次伊莎白奶奶的二儿子迈克尔（Michael）出差，我于是负责接送奶奶。她穿上外套后到处找她的包，原来保姆给藏起来了，因为担心她弄丢了，但是她一定要用包里的钱付车费和饭钱，我说奶奶我这儿有的，她还是一路上惦记着车费，付过饭费后还担心没付，又把钱掏出来。偶尔周末出去郊游在外聚餐，也是奶奶要给所有人埋单。
有一次，我张罗着给大家端盘子送餐，不知谁说了一句，奶奶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总是为大家服务。奶奶现在年纪大了，在餐桌上还继续给人递盘子，把好吃的先给周围的人，关心别人，服务他人。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渗透在她一辈子的大事小事中，从而形成了现在流行的说法：气场、能量场。我记得出租车到了楼下，司机出来给奶奶打开车门，我第一次见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主动下车给乘客开门的，我想可能是碰巧这位司机特别有礼貌吧，回去的时候我又叫了辆车，司机还是特别热情地下车给我们开门。我想这大概就是奶奶的能量场，她总是微笑面对所有人和事，让人如沐春风，让每个人都爱戴她。
因为是忘年交，于是无话不谈。奶奶讲了她跟丈夫大卫·柯鲁克的爱情故事，两人曾经相约某年某月某日在铁索桥头见面，那时候既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但两人都记着相约的日子，如期步行到桥头等待对方，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于是铁索桥成了奶奶一辈子的兴奋点，据说她七十多岁的时候到四川见铁索桥就要上，从这头到那头玩得停不下来。去年我们到北京大兴的一个户外红色训练营里，看到仿制的泸定桥，101岁的奶奶兴奋地上去走了一段儿。奶奶对她丈夫的怀念是没有悲伤的，可以想象在艰苦的岁月里，在子弹纷飞的年代里，他们也是一起快乐面对，只要有爱就会笑口常开。有时候她的儿子或孙辈们会在家里读大卫的书给她听，偶尔她会打断一下，牵出更多的回忆。有时她会拿着放大镜看以前的老照片。“这是谁？”她把放大镜凑近一点，“这好像是我的丈夫大卫。”然后我们在阳光下哈哈大笑。大卫加入过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她结婚后才知道大卫是西班牙战场上的间谍。我问奶奶当时害怕吗？她说一点儿也不怕，大卫在她心中更加高大上了。
新中国第一套英语教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大部分人步行进城而她是坐解放军的卡车到北京的，因为当时她怀孕了，挺着大肚子走路太慢。她和丈夫编写了新中国第一套英语教程，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英语和外交人才。每年寿辰，都会有学生来看望她，皆已白发苍苍，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杖，但他们眼神里对老师的敬重没有改变。有一位高大、帅气的老爷爷每次活动都参加，有时候搀扶奶奶，有时候帮忙推着轮椅，他是奶奶的学生，毕业于中央外事学校，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
70多年前的农村手记
奶奶爱中国、爱学生，还爱农民。伊莎白出生在四川，后回加拿大求学，在英国结婚，但大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创办者之一，她的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那幺，一个教育工作者怎幺跟农村搭上边儿了？奶奶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我父母怎幺样，因为她知道我的父母退休后从城市回到农村做起了超级农民。如果我告诉她一点来自农村的信息，比如现在种田不用交税了，国家还给农民补助，她就会非常开心。
她为什幺如此关心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2017年6月4日，伊莎白奶奶一家把我带到了北京西山群的金山上，那里有一块安静的墓地，她径直走到一块墓碑前，上面写着“俞锡璇、俞锡玑教授之墓”。奶奶说这是一对亲姐妹，俞锡玑是着名儿童教育学家，1940年与奶奶一起到一个叫兴隆场的地方进行田野调查，两人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待就是两三年。想想两个20出头的女孩子，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中西合作，在兵荒马乱的后方，记录着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现状，难怪成了闺蜜。奶奶说她们都是卷起袖子就做事的人，说着还就势卷了下袖子，这不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现在提出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嘛！从此，伊莎白打开了一扇了解农村变迁的窗户，婚后与丈夫大卫·柯鲁克同赴华北解放区采访调查，二人合着《十里店》《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这两本书成为当时蜚声海内外的社会人类学名着。而伊莎白与俞锡玑合着的《兴隆场》直到奶奶98岁才出版，那时俞锡玑已不在人世。我记得奶奶在两位美国教授的帮助下，根据73年前的手稿出版了这本着作，先是英文版，而后出了中文版。我说：“奶奶，咱们来看俞锡玑，应该给她带本书，她会很开心的。”后来，我们时常到金山上去看望俞锡玑。网上这样评价这本书：“社会人类学历史上第一部由西方女人类学家与其中国合作者完成的逐户采访式的社区调查《兴隆场》，与费孝通《江村经济》等中国人类学先驱之作，并列于社会学大师卡尔·曼海姆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这份70年前珍贵的人类学手记，细腻、翔实地记录了抗战大后方的大量日常生活细节，堪称社会人类学以及民国史、乡建运动史的必读之作。”99岁时，伊莎白奶奶在三里屯的“老书虫”举办了一场诵读会，记得当时人来得太多，挤得都无法呼吸。我看到很多外国来宾在谈到伊莎白的时候无不充满敬仰之情。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就这样呈现在奶奶的多部着作里，流淌在她的血液里。奶奶时常跟我说，农村和城市应该像中国的太极，要均衡、平衡发展。
作者和伊莎白·柯鲁克（左）。伊莎白，加拿大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1939年，伊莎白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1947年，伊莎白与丈夫大卫·柯鲁克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晋冀鲁豫边区，在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上下卷。次年，为了给新中国培养外语人才，夫妇俩留在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2013年，她将在四川农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手记整理成《兴隆场》一书。伊莎白与丈夫大卫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外交官和英语工作者。
我跟奶奶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多得让我无从下笔。103岁的伊莎白，一位世纪老人，她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她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她100岁时，英国女王亲手写贺卡给她。她看似平凡，每天下楼跟院儿里的中国老太太们一起做八段锦，但却十足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