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鸿娇

弗朗西斯·施耐德（Francis Snyder）是食品安全法、WTO法和欧盟法方向的杰出法学家，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Centennial荣誉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法律系主任等，参与欧盟多项条约的起草，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叶勋章，入选Marquis 世界名录选。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C.V.Starr讲席教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和欧洲学院访问教授，获得教育部颁发的2006—2007年度“中国文化研究奖”，获得2018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即使过了多年，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C.V. Starr讲席教授、跨国法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格里高利·施耐德，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刚从耶鲁大学政治学专业本科毕业时的场景。

在政治学专业领域，本科阶段的他拥有无可挑剔的学术能力：本科论文获得耶鲁大学最佳本科论文奖、查尔斯·沃什伯恩·克拉克比较政治学最佳论文奖；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比较政治学的一年时间里，他根据自己的本科论文编纂的书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毕业前，已经有高校向他提供了政治学硕士的奖学金。他却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放弃政治学硕士奖学金，进入法学院深造。

“将法学和政府管理结合研究，探索比较法和社会生活规则的作用，为公共福利作出贡献”，一直是牢牢扎根这名年轻学子心中的信念。哈佛大学法学院和巴黎第一大学给他提供了与国际着名的比较律师相伴的实现梦想的平台。

“不同的小溪汇聚成了河流”

在哈佛法学院学习期间，一个远方的国度——中国，吸引了他的注意。鉴于他拥有良好的英语、法语基础，老师给他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作业：用这两种语言分别翻译中国的法律。这项作业他一做就是一年半。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和标志着它现代化进程的法律。

在博士阶段，施耐德接触到了人类学，他前往非洲的一个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并撰写了关于西非塞内加尔农村地区土地法和争端解决的博士论文。两年多的潜心调查奠定了他日后进行比较法和国际贸易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施耐德的学术方向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晰——1987年以来，他曾在多所大学教授欧盟法和比较法，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与欧共体之间以贸易为主的往来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进入21世纪，中国“入世”，欧盟扩大，中欧成为“战略伙伴”，国际贸易体系大不相同……在时代的推动下，他率先将目光投向了中欧关系领域。

他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欧关系的基本文件散见于各种不同网站，难以进行系统分析。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施耐德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同时深挖，收集中欧有关文件，撰写了《欧洲联盟与中国（1949—2008）基本文件与评注》。这部巨着填补了一直以来中欧文件整理工作的空白。这部着作不仅对普通文件进行了历史上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分类与评注，而且部分尚未公布的单一语言文件也都被囊括其中，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提起它的编撰过程，施耐德却轻描淡写地表示：“这是一段长途火车之旅，一路上有很多好的旅伴相随，并可品尝美味佳肴。”这辆长途列车似乎永远不会到站，它开到世界各地，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打开了“研究中欧关系几乎任何一个项目的一个极佳的入口”。

从欧洲大学学院访问教授到北京大学C.V. Starr讲席教授，施耐德同年被授予欧洲中欧关系领域的唯一的欧盟让·莫内讲席职位。从选择法学专业到进行跨学科研究，再到专攻欧盟法、中欧关系、食品安全法、WTO法与国际贸易法，“就像是不同的小溪汇聚到了一起成了河流”，施耐德坚信，在这条路上，一切的际遇都是最好的选择。

“我是搭建桥梁的人”

中国的《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改革，是公众视野中的热点问题。早在2009年，施耐德就曾就相关议题向中国政府建言。

追根溯源，他对于中国《食品安全法》和《农业法》的浓厚兴趣不光因为他在烹饪方面的造诣，还源于他在塞内加尔对土地法、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研究。在来到中国之前，他还曾针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写过一本专着。比较中国与欧盟的农业政策，施耐德指出，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如何保障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这些地理与社会因素比许多人认知中的更为重要。

把握好为中国食品安全体系改革作出贡献的机会，与施耐德涉猎广泛的研究分不开。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国家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基于比较法、农业生产、食品安全、国际食品贸易研究和对中国的实地考察，他提出的预防性原则、与国际标准衔接以及多样性和适应性原则等多项建议被2015年修订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吸纳。

弗朗西斯·施耐德教授在“中国、美国与当代比较法”研讨会上发言

怀揣着在中欧之间“搭建桥梁”的理想的施耐德，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欧之间多维度的合作。在欧洲大学学院任职期间，他开设了欧洲大学学院史上首门中国研究课程——“中欧关系：法律体系研究”；在2013年的“十年记：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再出发”论坛—政策与实践分论坛中，他发表了题为《提升中欧关系的八项建议》的演讲，建议到2020年欧盟的全部小学将中文列为必修语言，欧盟应当努力说服世界贸易组织在2025年之前将汉语列为官方语言之一，并积极促成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中国籍工作人员数量的增加。

施耐德向来倡导“西方可以向中国学习”，这既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是出于中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积累的领先经验以及不断提高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多样化的中国，是重要的，也是必需的。

在他心目中，理想状态下，中国、欧洲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在多边机构的框架内进行和平合作，努力解决或至少减少人们在世界各地面临的主要困难。这些年来，见证了中欧之间多边治理合作加深、公共教育领域的交流增多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关注提高，他无比欣慰。面向已经到来的21世纪20年代，他坦言，未来中欧之间合作交流方式与机制的发展与创新，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仍然是重要的议题。他期待，双方能够在气候变化、“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改善公共卫生条件这几个最关键的挑战中寻求更加深化的合作。

而谈及贸易领域，这位曾多次应邀为中国商务部官员就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问题作专题学术报告，也曾受邀就中国的外商投资立法相关问题向中国政府提出意见的专家露出了担忧的神色：“我不是很乐观，但我认为中国应该保持乐观。”施耐德多次强调自己对于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相结合的肯定和对纯粹的双边协定的否定，对于中国，他的建议是，审慎正直地履行法律义务，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权利，为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探索方案，正如中国一以贯之的做法。

做学子们的后盾

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场景，至今仍印在施耐德记忆深处。

1992年的中国，有数百万辆自行车，摩天大楼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常见。外国人不多，但中国人的热情令他“难以置信”。

改革开放，经济转型，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角色急剧变化，但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一贯的热情和对国际友人的欢迎，依然给他带来阵阵暖流。

2007年，施耐德教授开始担任北京大学的访问教授。和大多数教授一样，他欣赏那些努力学习、独立思考、敢于挑战老师、乐于学习、尊重他人的学生。他惊喜地看到，受益百年来在学术和政策朝向方面的领先传统，北大学生的特质尤为明显。

“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一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施耐德表示。在理论研究、基础实证研究和政策导向研究之间寻求平衡，是从高校层面到学者、教师个人层面永远的话题。“北大的研究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各领域领导人的教育。”确保北大学子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是施耐德教授早已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为了让这些优秀的年轻学子有更多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促成了第九届青年法律学者国际研讨会在北大的成功举办；在他担任北京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暑期学校交流项目学术主任期间，该项目的学生人数实现了成倍式的增长。

“他们的研究工作能够在领先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或是由国际知名的出版商出版，完全取决于他们研究的质量，而不是人际关系的基础。”施耐德坦率地说出自己对于学术的要求。作为一名教师，他寻求通过扮演一个“搭桥者”，把年轻学子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从一流大学中受益，帮助他们建立终身的联系。今天，他可以自豪地说，他对下一代优秀人才的信念，已经在这些学术项目中被完全确认了。

事实上，施耐德教授已经担任过20多位中国籍博士研究生和100多位中国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导师。被问到是否有印象深刻的学生，他不愿单独讲述某一个或某几个学生的故事，“我有如此多优秀的学生，要指出具体的人是不公平的”。

在中欧之间搭建桥梁的过程中，令施耐德印象深刻的，是与那些合作应对挑战的杰出教授、世界各地尽职尽责的政府官员共事的经历。而这之后的数十年，他亲手托举起来自数所高校数百位学子的学术梦，欣慰地看着他们“搭建桥梁，分享知识，与他人合作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

“越投入越热爱，越热爱就越投入”

见证了燕园的12个春秋，施耐德教授陪伴了北大的成长。在他心中，北大学子善于开拓思维、探索思想边缘的品质尤为明显，同时，他们也承担着着特殊的社会责任——创造性地处理最困难的社会问题的责任。他相信，当他们毕业之后回顾自己的北大岁月，一定会发现自己深深受益于优秀的教师，受益于最具创造性和最前沿的研究，并被注入了非常优秀的学术传统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

“确保他们是高品德的典范的责任、为促进社会公平作出贡献的责任、牢记每一天的生活并不总是围绕着物质的责任、意识到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享受和他们一样优越教育条件的责任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施耐德教授对北大新一代人才承担的社会责任寄予厚望，北大的发展进步给了他底气：在法律领域，深圳研究生院跨国法学院的成立，让北大在法律领域的成就进一步国际化，成为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法律教育改革的典范。

展望未来，施耐德教授期望北大加强跨学科研究，例如法律和医学，包括公共卫生和生物医学相结合；或者介于法律和新技术之间的学科，比如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新环境技术的发展。合作必不可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他支持北大学者与外国学者开展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合作，以应对互联互通的挑战。

77岁的施耐德教授也想象过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学学太极拳，养好身体；继续研究中国文学和中亚历史文化，和妻子一起参加法国的文化活动，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作为志愿者为公共卫生和反贫困斗争相关的慈善组织作出贡献。

但现在，他无法停止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越投入越热爱，越热爱就越投入。”作为开创者的施耐德教授，开辟了中欧关系研究特别是法学研究领域的新路，笔耕不辍地完成了40多部学术着作的创作和编着；作为建设者，他为中国《食品安全法》的改革付出了极大心血；作为见证者，放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职，担任北京大学的首位C.V.Starr讲席教授职务的他，动情地说：“在中国待得越久，越令我着迷”；作为引路人，他毫不掩饰自己能够为今天中国杰出的教育作出贡献的自豪之情。

以希望、乐观和充沛的精力搭建桥梁、迎接未来，是施耐德教授一生不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