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懂得挖掘，才会发现宝藏

文/舒济

1950年的首都北京，百废待兴。市政府在有限的财力状况下整治了天桥脏臭的龙须沟，改善了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父亲老舍在喜悦的心情下，写出了话剧《龙须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这个戏请到了焦菊隐先生做导演。于是老舍先生和焦菊隐先生开始首次合作。这次合作，今天看来非常发人深思。它有几个特点，意义深刻。

导演尊重作者、尊重原着

焦先生非常尊重作者和原着，对于作者的风格、原着的内容及剧本的写法理解得深而透。从焦先生的《我怎样导演〈龙须沟〉》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个剧本的。他写道：“《龙须沟》仿佛是一座嶙峋的粗线条的山，粗枝大叶地去看，没有生活经验地去看，外表上是一无所有的。然而，这里边可全是金矿。这一次我们懂得挖掘了，所以才发现了宝藏。”他说：“老舍先生夸奖我说，导演没有改动他所创作出来的人物性格，我觉得很光荣。这也正说明了导演必须怎样地热爱一个作家，尊重一个作家，并且怎样像作家一样热爱那些劳动人民，尊敬那些劳动人民，而且进一步还要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结合一致，才能在‘裁东补西’以适应舞台条件的工作中，不致损害人物。”老舍先生在文章中说：“对于剧中人物的性格，焦先生完全尊重作者的创造，没有加以改动。因此，舞台剧本与原着虽在某些地方互有出入，可是双方的人物性格是一致的，全剧的情调也是一致的。”

《焦菊隐与〈龙须沟〉》

焦菊隐等着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20年8月出版

文人相助

在深刻的理解下，为了更好地表现《龙须沟》，焦先生开始反复修改剧本。焦先生说：“我在处理剧本的时候，虽然‘台本’和老舍先生的原作有许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那并不完全是为了去适应舞台技术条件，而主要却是为了要符合老舍先生的要求，为了符合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的要求，为了符合老舍先生和我的一致的‘内在创造力’里所渴望使之活起来的人物和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要求。我、作家、人物三位一体，打成一片，这恐怕就是新现实主义导演的创作力的主导源泉。”对于这些改动，老舍先生给予了理解和支持。老舍先生在1951年2月4日《〈龙须沟〉的写作经过》一文中写道：“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地推敲剧本，提供改善的意见，极当感激。假若这本戏，在演出时，能够有相当好的效果，那一定是由于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工作认真与努力，和焦先生的点石成金的导演手法。”老舍先生在《〈龙须沟〉的人物》一文中，首先感激焦先生，他写道：“这次，焦菊隐先生导演《龙须沟》，就是发现了剧本中的漏洞与缺欠，而设法略为加减台词，调动场次先后，好教台上不空不乱，加强了效果。焦先生的尽心，使我感激。”文人相助，高贵而难得。两位大师珠联璧合，相互支持才使得话剧《龙须沟》公演后获得成功，并载入中国话剧史册。

文责自负

话剧《龙须沟》的演出获得成功，老舍先生没有用演出剧本印单行本，他依旧用了自己的原作。在1951年2月25日的《〈龙须沟〉的人物》中，老舍先生明确地写道：“我还是用原稿去印单行本，为了保存原来面貌。我希望人民艺术剧院把焦先生的舞台剧也印出来，两相参证，也许能给关心戏剧的人一点研究资料。”最终，老舍先生在195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龙须沟》（修订本），成为他此剧最终的定稿。他在序中说：“《龙须沟》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一种是按照我的原稿印的，一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本。现在，我借用了一部分舞台本的对话与穿插，把原稿充实起来，为的是教找不到舞台本的也可以勉强照这个本子排演。因为我借用了一部分材料，所以这一本在情节上还不与舞台本完全相同。至于舞台布景的说明，在原稿中本来没有，这次我全由舞台本借用过来。我应当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致谢！”1951年6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龙须沟》演出本。在封面的左下角用小号黑色字体印着“老舍原着”和“焦菊隐改编”。两位戏剧大师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文责自负，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龙须沟》的合作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多重开创性意义

首先，老舍先生尝试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戏剧结构。他没有通过一两个主人公讲述一个有开始、高潮、结尾的故事，而是描绘了龙须沟边上的一个破院子里的四户人家，通过刻画这四户人家，通过他们的命运讲述他们和臭沟的关系，表现臭沟的罪恶。他在《〈龙须沟〉的人物》一文中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里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父亲是在激情和探索中写下了《龙须沟》。事后在《〈龙须沟〉的写作经过》一文中承认“这个戏很难写”，为要“说明龙须沟的罪恶”，“写《龙须沟》是个最大冒险”。剧本交稿后，人民艺术剧院能否用，上演效果如何，他心中没底。焦先生以同样探索的精神，以他深厚的戏剧理论、丰富的舞台导演经验和开放的态度，让这样一部故事性不强的文本最终得到精彩的舞台呈现。他们二人的这次合作实则是一次剧本创作和导演手法双重开创性的探索。其次，焦先生通过此剧开创了人民艺术剧院的新现实主义的演剧风格。六年后的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话剧《茶馆》，仍由焦菊隐先生导演。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茶馆》延续了《龙须沟》的戏剧结构。这种新的话剧结构后来被学者称为“社会历史横断面下的人物系列式”“故事内容碎片式”。焦先生也总结了他在《龙须沟》中得到的经验，通过《茶馆》深化了他的新现实主义的、民族化的演剧风格。最终焦先生指导的《茶馆》成了话剧史上的经典名作。没有他们的两次合作，就没有享誉世界的《茶馆》。他们二位携手共同为我国话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回顾他们的合作，我总是感动。每次看《龙须沟》和《茶馆》的演出，我总是想起焦先生。他高贵的人品、旷世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融在这两出戏里，会感染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我深深怀念焦菊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