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冬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州船政局。我国第一座“中国近代海军博物馆”1998年5月22日在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马尾港正式开馆，图为博物馆外景一角（新华社记者 李开远 摄）

作为晚清时期的湘军首领和洋务派代表性人物，左宗棠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开始钻研“经世致用”之学，注重研究实际问题，这与当时大多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时代发展以及个人思想的与时俱进，左宗棠又逐步萌生了“面对现实、研究西方、寻求御敌”的自强之道。这些探索和领悟对左宗棠出仕后从事洋务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左宗棠是一位厚积薄发而又雷厉风行的人物，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开始出任封疆大吏后，即开始在我国西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创建以兰州机器制造局、兰州织呢局以及福建船政局等为代表的多家民族工业企业，成为当时洋务运动名副其实的推行者和领军人物。

和曾国藩一样，刚直有节的左宗棠在开办洋务之初，也希望自力更生，走自主之路。但是当时百废待兴、人才凋零，多年失败的经验使他明晰：搞洋务、造机器，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根本行不通。可以说左宗棠是逐步接受与西方国家、人士合作搞洋务这个现实的。但在选择合作者的国别方面，颇具个性和风骨的左大人还是极为讲究，甚至颇具原则的。

在当时，就工业技术的发达和精湛方面，英国是佼佼者。那时的中国刚刚历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激起了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我国爱国志士的强烈愤慨。他们视英国是中国的第一敌人。另外，英帝国主义自1840年后，经过近30年的疏通关节，在中国广布人脉。通过控制中国海关，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挟持了部分中国的官员。在戕害中国利益方面无所不用其极。1863年，英政府竟设局骗清政府白白花100万两白银向英国购买了一支中国没有任何主导权的舰队，此即臭名昭着的阿思本舰队事件。致使清政府最终赔了70多万两白银，才最后卖船遣人了事。而法德两国虽然在国力和科技方面与英国相比略显不如，但它们正与英国在世界经济和军事贸易中处于激烈的竞争中。作为当时世界的工业经济和海洋军事大国，两国特别是法国对于英国的“海上霸权”直接构成威胁。为达到这一目的，法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就已经和亚洲各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本展开了多方合作。因此，当时法德两国极其希望能搭上中国洋务运动这艘大船以实现自身商业利益和工业影响力双向扩张，从而达到抗衡英国的目的。在此大背景下，经左宗棠最信任的商人胡雪岩及其曾经的部属法国人日意格等的牵线斡旋，左宗棠多选择与法德合作，开办了一系列工业企业。

办工业需要人才和技术。通过前期数年的试办，左宗棠清楚地认识到，办洋务绝对离不开外国专家和技工的助力。作为一位精明的实干家和爱国者，左宗棠在礼聘洋专家方面，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运筹能力和远见卓识。

首先，坚持中方对企业的绝对管理权，教会洋人专家和技工“识大体”。左宗棠在西北兰州开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兰州织呢局时，两局管理事务直接委派精通技术和管理的赖长负责。转任东南时，因开办的船政事务专业繁杂，不得不委派洋人出任“监督（厂长）”，负责技术和管理。但左宗棠坚持，外方监督及以下的外国专家技工必须统由中方直接管理。把决策权牢牢掌控在自己人的手里，杜绝了受制于人情况的出现。

其次，坚决要求来华工作的外籍专家技工放弃“治外法权”。所谓的“治外法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承认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之一，即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与中国人打官司时，一律须交外国领事法庭判决。但这样一来，如有聘用的洋人专家技师利用这种“治外法权”制衡中方的合法管理，将会给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带来很大的阻碍和麻烦。因此兹事体大，左宗棠每在中外双方洽谈之初，就明确地坚持，他倡导开办的洋务企业不像其他同期的洋务派那样，请了外国人管理就不管不问，中国人必须掌控全局。外方有关人员在来中国工作后，作为中方聘用的员工，必须放弃“治外法权”，接受中方的管理，并表示这是双方合作的底线。因为坚持，故左宗棠这项合理的原则在他进行的历次洋务合作中，获得了相关外国专家、技工的一致认可和遵守。担任福州船政局首任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就曾积极表态：“我们来为中国政府工作，虽然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作为法国臣民的权利，但我们在工作期间不再寻找通常已到在华其他法国人要求的那些条件（治外法权）。在华工作期间，法方技师人等，一律听命于总理船政大臣。”今天看来，左宗棠之坚持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在当时积弱的中国可谓难能可贵。

再次，建立章程，规范管理。左宗棠始终认为，搞洋务聘请外国专家技工是一时的无奈之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师其能而不为其制。作为掌控之道，他特别重视规章制度的制定。在左宗棠的要求下，后期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制定了完善的《船政章程》，“涉及之广，归纳之严谨”，彰显了左宗棠在该领域对我国近代企业管理的贡献。该《章程》一经制定，就在船政局内雷厉风行地予以实施，并产生了长期的管理实效。乃至左宗棠离任多年后，有一位法国技工骄横跋扈，经常打骂中国工人，不服从中方管理。为以儆效尤，左宗棠的继任者——晚清名臣沈葆桢果断依据《船政章程》解除该技工的合约。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为该技工求情叫屈。沈葆桢当即驳斥，在我福建船政局就得守福建船政局的规矩！如此按章办事令法国驻华大使也无可奈何。此事一出，大快人心。终使世人在晚清万马齐喑的至暗年代里，听到了难得一闻的“中国声音”。

左宗棠办洋务，寻找合作伙伴的一项硬性指标是要求对方传授“真功夫”。如在西北开经办兰州织呢局时，项目筹办之初，左宗棠即拍板：“织呢局虽然进口全套德、法设备，但开工后一定要仿制。”要求有关国外机器制造商提供并传授相关技术。为办好“消化吸收”，左宗棠极为重视中方技工人才的培养。特意授意厂方在陕甘地区挑选一批资质优异的青年人充当学徒，并为来华工作的13位法德专家都布置了相关的教习任务。随着机器的安装投产，相关培训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4年间，为我国西北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纺织工业技术人才。另在福州船政局创立之始，左宗棠就明确提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积极倡导创立船政学堂。前后共培养“船务艺童、艺徒三百余人”，“他们在前学堂学制造，在后学堂则学驾驶和管轮”，由此培育了我国第一批近代的海军指挥、工程管理人才。

因为当时国内人才极度匮乏，中方聘请的西方专家技工在我国都享有较高的薪水标准。如在西北，外籍工程师级别的专家月薪一般为450两银子，外国技工的月薪也达到了291两银子，这远远高于中国工匠的每月7两，而中方总办（厂长）的薪水也不过每月区区百两而已。针对外国专家技工的高薪政策也延续到了后期开办的福州船政局。除了高薪聘用吸引之外，左宗棠还要求中方有关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要主动与外方技术人员建立良好的关系。他本人也凭借用人不疑的驭人手段和极高的声望魅力与外方高管如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以及德国人施德洛莫等，都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高薪、契约精神以及合作友谊的建立使得来华工作的绝大多数法德专家、技工都能“留得住，用得好”，工作绩效基本上达到了中方的期许。

经过近20年的摸索厉行，左宗棠倡导的洋务运动在其“藉外国以导其先”的思想引领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在西北创办的兰州机器局生产了大量优质的枪炮弹药，有力支持了收复新疆的部队，在扫平阿古柏政权、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发挥了极大威力，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37年中，中国军队第一次使用国产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而兰州织呢局的建成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秉承左宗棠因地制宜谋发展的济世理念，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毛纺厂、第一家中外合作工厂，对近代西北乃至中国工业史都影响巨大。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局则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被李鸿章誉为中国军工“开山之祖”。后在继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船政局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开创了我国自主建造巡洋舰的历史。从同治八年（186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各种轮船34艘，总计排水量约4万吨，被认为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近代海军的摇篮。

现在看来，洋务运动因时代认知的局限，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左宗棠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先行者，他开创的“洋务引智”事业，硕果殷实、趣闻满满，留给后人无数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