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

东晋南朝时期，对地理的认知主体主要包括三个群体：文人、僧侣和官员。当然，他们的认知表达方式也各有特色。

史料中对地理认知表达最酣畅淋漓的是文人。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以南方的山林环境和田园生活为创作主题，开辟了新的审美领域，形成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反映了一种新型的、迥异于北方的人地关系。

早在《诗经》时代，山水田园便开始入诗，但仅仅是作为生活的背景或比兴的媒介，从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如《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吟咏的主旨集中于“伊人”，环境中的水、草、气候显然不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永嘉南渡后，南方秀丽的山林环境极大地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灵感，以山林环境为审美对象的田园诗、山水诗应运而生。

最先出现的是田园诗，其时已经到了晋宋之际。作为北方移民后裔的陶渊明少长于柴桑（今江西九江），由于自小受到良好教育，而生活范围较为狭小，于是他的诗歌就从传统的偏重人事转而注重田园生活。他的作品大多以“回归自然”为主题，尤以描绘田园风光为甚。其代表作之一是组诗《归园田居》：“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榆柳”“桃李”“鸡鸣”“狗吠”等南方乡间的意象，诗意盎然地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这是此前中国文学中未曾有过的新声。

田园毕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属于人文景观的范畴。稍后，纯粹的自然景观也紧接着进入了诗人的审美世界。山水诗在南朝文坛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陈郡谢灵运。

谢灵运在任永嘉太守时，由于“郡有名山水”，他得以“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如此丰富的审美体验赋予他创作上对自然更彻底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然环境的细致描摹。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写道：“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俛视乔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相比于陶渊明笔下“鸡鸣”“狗吠”等充满人间烟火的田园意象，这首诗中更多是对“阳崖”“阴峰”“迥渚”“茂松”“海鸥”等不加修饰的山水景观的素描。就审美对象的本色天真来说，山水诗无疑与自然环境更贴近了一步。

文人之外，僧侣是地理认知的又一主力。当时的僧人大多属于知识阶层，特别是在史料中留下鸿爪的高僧。诚如汤用彤所言：“僧人超出尘外，类喜结庐深山。”这是出于习静修禅的需要。但事实上，从化众导俗以及生活便利的角度，僧侣也必须接触社会，于是既靠近城市，又风景清幽的名山便成为僧人驻锡的最佳选择。僧侣群体深入山林，朝于斯夕于斯，笔下自然少不了对周围自然景观的描述。当时高僧留下的诗文中，大量的是与山林相关的作品。如昙谛的《庐山赋》、支遁的《天台山铭序》、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等。

东晋南朝时期，对地理认知方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地方官员。多数情况下，他们同时也是文人，但由于职责所关，他们的地理认知已超出审美层次的文人感悟，而侧重关注地理环境的实用价值。此类信息较多地通过公文，特别是奏章表现出来，在东晋南朝史籍中随处可见。如萧子良任丹阳尹时曾上表称：“京尹虽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广袤周轮，几将千里。萦原抱隰，其处甚多，旧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贫业废，地利久芜。”他统计出“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这样的认知，当然是他派遣属官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基层地方官员呈报的结果。

与前述文人、僧侣相比，地方官的地理认知显得较为抽象甚至枯燥，但他们往往从大处着眼，其地理知识经过综合、概括，更多了一些科学的意味，与前者正好构成了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