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淡定之下，是坚定的内心

文/吧嗒

于低处存希望

浦熙修1910年出生于江苏嘉定，排行老二。父亲是个小官吏，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每晚还要做些针线活帮补一下生计。即便如此，日子依旧过得十分拮据。

1917年，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浦家先后搬到了北京，又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像有了点起色。为了多赚点钱，父亲与朋友一起投资生意，结果生意失败，六口之家的日子更艰难了。

高一结束后，浦熙修就因经济困难辍学。她对美术有兴趣，父亲转而让她去专科学校学习美术，还托画画的朋友指导。她有点天分，学得极好。

学画的第二年，她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在女附小教书，于是，便开始一边教书一边画画。这时她只有17岁，借着教书，实现了经济独立。

虽然年轻，但她对人生有着自己的规划。她平时花钱极少，余钱都存起来，准备考大学。1929年夏天，她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

正当浦熙修兴高采烈准备踏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当时父亲的工作在南京，弟妹尚幼，浦熙修在学业之外，和姐姐一起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她一边上大学，一边在小学中学里教书，累到得了胃病。

生活上虽是焦头烂额，但是感情上，浦熙修遇见了自己的另一半袁子英，两人在她大三的时候喜结连理。随着女儿的出世和大学毕业，那时的生活，她是沉浸在幸福当中的。

年幼时生活的艰辛培养了浦熙修坚定独立的性格，结婚后的她也不愿意成为只靠男人养活的家庭妇女，她对人生有着自己的展望。

毕业后，她在私立中学做国文教员，同时照顾着弟弟妹妹。

1933年，丈夫工作上出了事被通缉，辗转逃亡到了南京。儿子出世后，她也来到了南京。不愿做家庭主妇的她开始到处找工作。

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区看到有一家公司在招职员，立马决定去试试。招考的内容是写一篇关于妇女职业问题的文章。这正是浦熙修常常思考的问题，再加上本就不错的文笔，她自觉写得很好。

出乎意料，公司并未录用她，原因是他们不招已婚女性。但公司老板惜才，认为她的文章写得不错，主动表示愿意介绍她去《新民报》工作。

就这样，浦熙修开始了与《新民报》的渊源。

开始，浦熙修是在报社发行科，后来转去了广告科，但是这都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因为一次“救场”的机会，她的才华被主编发现，成功调到了编辑部，成为了一名记者。

早在大学时候，她就经常在学校阅览室借阅报纸。在报纸上，她读到了很多社会时事以及一些政党的活动。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对当时的社会也有自己的思考。

她有不满，想要改变。她认为，“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浦熙修的报道总是热情歌颂人民与军队，无情鞭笞贪污和腐败，口诛笔伐，令人拍案叫绝。有人评价说：当时的浦熙修“不畏强权，不惧恶势”。

面对高压的政治环境，她总能想出各种办法把事实呈现到大众面前。比如着名的“飞机载洋狗”事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形势紧张，多位要人请求当局帮助撤回滞留在香港的亲眷。

当月，由香港飞重庆的飞机抵达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很多人在机场守候，等着迎接自己的亲朋。随着机舱门的打开，在场人们盼望的心情达到了顶点。

谁曾想，先下来的却是一群老妈子，手里提着一些狗笼子，紧接着是某高官千金高傲地悠然走下了飞机。

这一场景令在场的很多人愤愤不平，自己的亲眷还没有安全抵达，战时吃紧的飞机却载来一群高官家养的洋狗，这是一件多幺讽刺的事情啊，高官家的狗命重过人命？

极具新闻敏锐度的浦熙修想到这一定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于是抓紧写成了稿件。但当时的新闻检查制度非常严格，这种敏感的新闻稿难以过审刊发。

浦熙修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这一件事情拆成几条新闻消息，分头送去检查，然后拼在一起发表，再加上一个巧妙的标题，这样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就诞生了。

《新民报》上刊登了这样一组新闻：《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

三条新闻是这样的：第一条写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第二条写机场众人驻足盼望，迎接自己的亲眷失望而归；第三条则写“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虽然表达方式隐晦，但这已经是浦熙修作为一个新闻人能做到的极致了。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浦熙修（左一）与全家人合影

能够不惧强权恶势，同时坚定一名做记者的底线，浦熙修真无愧为“新闻战士”。她有着坚定不屈的信念，要做一个正直有担当的新闻人，什幺困难都不能改变初心。

1941年皖南事变，重庆紧张，她拿着上级特批的路费，先帮助他人撤退，自己冒险留在重庆；1946年下关惨案，她被暴徒追打，躺在床上养伤半个月。

1947年，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后来，浦熙修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坐了70天班房。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

凡此种种苦难都没有把她吓倒。她的一生跌跌撞撞，而在面对社会责任与民族危亡的时刻，她始终尽自己所能，散发着一分光和热。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浦熙修是新闻界的代表。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呀。”这无疑是最高的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历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是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第二、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北京市委常委兼副秘书长。

朝鲜战争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人民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去前线慰问战士。

这次慰问艰苦而又危险，敌机日日在头顶盘旋轰炸，团员不敢开伙，顿顿吃冷饭，在途中流血受伤的人难以计数，慰问团还牺牲了几个代表。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浦熙修除了是慰问团团员，还自觉肩负起了记者的责任，写了不少关于朝鲜前线的报道。

做同仁堂的文史资料选辑时，她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走访同仁堂，深入药厂和柜台了解每一个环节，还从药店把大堆的资料搬回家细细阅读。最终写出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深受同行赞誉。

1970年4月，她直肠癌复发，带着“右派”还没有平反的遗憾撒手人寰。

回顾她的一生，面对生活困境却不向命运低头，怀抱希望努力生活；经历艰险却不向恶势力低头，即使身陷囹圄也毫无惧色；身处低谷始终坚守着一位新闻人的底线，活出了自己的担当。

丁玲曾说：“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幺艰苦都能忍受，什幺环境也都能适应。”

这正是浦熙修的人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