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抑郁症，以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任正非、张朝阳、毛大庆等人，从抑郁症的“迷宫”中走出来了，并提供了一些应对方法，包括坚定生活信心、直面与接受焦虑，以及坚持跑步等运动。可以看到，上述从抑郁症中走出来的企业家，都希望通过分享自身经历帮助其他患者。正如任正非所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走出焦虑症和忧郁症的困境！”
任正非、张朝阳、毛大庆这样应对抑郁
2015年7月1日，华为心声社区发文《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给陈珠芳及党委成员的一封信》，作者为任正非。文中开篇提及，华为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令人十分担心。任正非提到，他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患者，但是在医生的帮助下，加上他的开放乐观，病完全治好了。那有什幺办法可以让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忧郁症就是自己折磨自己而产生的。任正非建议，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要引导员工牢记唯有奋斗才会有益于社会，任何时候、任何处境都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
任正非给出了个人思考。首先，要引导员工理解、欣赏、接受、习惯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使他们从身心上自己解放自己。在任正非看来，高雅不意味着必须有钱，而是从心中升起。早上起来向人点一下头，平时问人一声好，给别人让让座，与人喝杯茶，不一定在茶馆，可以自带茶叶，并不需要多少成本。其次，引导员工懂得高雅文化与生活，积极、正派、开放地面对人生。
任正非特意提及北京景山公园。从西门进去，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那些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幺乐观、豁达。“你不快乐，别人是无法帮助你的。”任正非表示，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幺困难，只要心里想快乐一定会快乐，快乐是在你心中的。最后，要引导员工对自己所处环境有满足感，不要不断地攀比，也要发挥自己的优点使自己充满自信，不必为自己的弱点而太忧虑，以此来解决自我压抑的问题。
张朝阳在节目中表示，对焦虑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解决。“焦虑是不能解决的，越解决越放大，就好像在沼泽地中，越挣扎越往下陷”。张朝阳表示，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做事情，然后通过心理学辅导去做到“不解决”。张朝阳强调“相信可以改变，最后就可以改变”。他认为，根据“大脑可塑性原理”推论，焦虑、难受一定会过去，消失所需时间长短与解决的努力程度成反比。焦虑有不同程度，有病态的焦虑，也有正常的焦虑。张朝阳认为：“如果是病态的焦虑，需要行为心理学家进行心理辅导，但是坚决不能吃药。”
“我曾因抑郁症而跑步，通过跑步把抑郁症治好了。”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毛大庆此前提到，马拉松或长跑对治疗抑郁症确实有作用。在跑步的历程里，他碰到相当多因跑步治好抑郁症的案例。毛大庆说：“什幺都看不惯，随便一件事情能总结出好几条不好的因素，什幺都完蛋，前途一片黑暗。”毛大庆曾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咨询病友、看心理医生、药物治疗，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后来，毛大庆被彼时所在公司领导逼着一起陪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几位有趣的跑步教练，有一部分人靠跑步活着，带领毛大庆成为跑友的一员。 “我确实认为马拉松能治抑郁症，它把我给治好了，后来药也不吃了，睡眠也很好。”毛大庆说，他之后开始跑半马、全马，还成为了马拉松推广者。跑北马可以分给他一两个患者，如果患者跑完说不抑郁了，他就很高兴，因为将好事情传递给正在痛苦的人。
盛大文学CEO侯小强，曾患上抑郁症。侯小强在微博中写道：“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常因为小事泪流满面。在上海新天地地下找超市，竟然找了四五十分钟。站在超市门口，当下觉得无比恐慌。那个时刻，我确定我要停止工作，开始新的生活。”最终侯小强从盛大文学CEO职位上离职，每天念8个小时佛经，拜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为师，法名延舍。在释永信的帮助下，侯小强完成自我升华，重出江湖创办了“毒药”公司。
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关注心理健康护理，各种心理问题已经撇掉部分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污名，更多的美国政客决定公开谈论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从丘吉尔到博里奇这些政坛大佬也难逃心理疾病
英国一些着名领导人都遭受过精神疾病的摧残。保守党人、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公开谈论过他的抑郁症，称“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另一位前首相，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1976年意外辞职。他身心俱疲，外界对此有多种猜测。
被视作“工党最亮眼的后起之秀之一”的纳迪娅·惠托姆是英国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去年5月，惠托姆宣布自己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目前正遵医嘱暂时休假。她承认，几个月来她一直在默默地与“持续的健康问题”作斗争，尽管她“曾试图克服”，但病情已发展到“显然不可能”的程度。她勇敢坦诚的言论受到同事们的赞扬。4个月后，惠托姆重回本职工作。
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关注心理健康护理，各种心理问题已经撇掉部分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污名，更多的美国政客决定公开谈论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一些人承认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2020年，纽约市市长候选人科里·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专心对抗抑郁症，并承认对作出这一决定“感到如释重负”。然而，对于美国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大体上仍是一个禁忌。精神疾病或问题仍被当作政客“橱柜里的骷髅”，包括那些入主白宫之人。而在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F·肯尼迪等备受瞩目的人物身上，这些秘密在多年后才被曝光。
相关调查和文件显示，尼克松服用了“地塞米尔”，这是一种苯丙胺和巴比妥酸盐的混合物，用于治疗“精神和情绪压力”。他还服用半片具有催眠作用的道力顿，以及每天服用三次甲丙氨酯来治疗焦虑症。1973年，他开始服用安定，和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一样，他对此事保密。
现在还知道，肯尼迪除了服用大量药物治疗身体疾病外，还使用多种药物治疗焦虑和抑郁等疾病。他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甲氧苄啶甲丙氨酯，以及频次稍低的“地塞米尔”、精神兴奋剂利他林和抗焦虑药利眠宁。他的药单还有抗精神病药三氟拉嗪。
197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副手，托马斯·伊格尔顿在被曝曾因抑郁症住院并接受电击治疗后被迫退出竞选。从那时起，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都没有承认经历过或接受过任何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曾担任老布什总统医生的伯顿·李说，这种做法是“死亡之吻”。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居民所患疾病的22%。专家说，新冠疫情和封控措施使情况恶化。尽管这些数字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但政界往往看上去不受其侵袭。智利的巴勃罗·隆盖拉和现任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似乎成为特例。隆盖拉是极右翼政党独立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外界认为他个性鲜明，同时精于政治谈判。令人惊讶的是，2013年年中，他在赢得该政党初选后退出了总统竞选。随后，独立民主联盟的埃尔南·拉腊因议员承认，隆盖拉之前已经经历类似状况。2013年以后，隆盖拉离开了政坛中心。
博里奇曾多次提及他患有强迫症，还是在12岁时确诊的。他在竞选活动中说：“2018年，我主动在智利大学的霍维茨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幸运的是，与绝大多数智利人不同，我有机会接受治疗……这是一种不会痊愈的疾病，不过在接受长期治疗的情况下，现在我感觉良好。我正在服药治疗，每天吃4次药并接受长期观察，生活质量也因为负担减轻许多而得到改善。”
博里奇说，他在公开谈及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我认为在智利谈论心理健康是件好事。心理问题一直被严重污名化，很多时候人们三缄其口，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 来源|综合上海证券报 参考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