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宪
我兄他弟。我叫阿宪，他叫阿坚。
从小，我瘦他胖，我高他略矮，我强势他温驯，我高声他低音。我们都爱打乒乓球，我重输赢，他无所谓胜负。我文科脑子，他理科料。他的象棋水平，从一入小学我就无法与其抗衡。他气我的一句话是：“你每个棋子后面要走的三步棋，我全晓得。”
父亲在特殊年代一度被定性为“敌特”。那时我和弟弟都在读小学，家附近有条东安路。这条路虽然现在宽阔，50多年前却很僻静，是条沥青小路。靠近肇嘉浜路一头，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那时的医学院，半乡下状态，恬淡安静。学院里有茂盛的树，不平坦的水泥地和绿色的草坪，往来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小时养蚕，我带着弟弟到学院角角落落寻桑叶、采桑叶，被看护绿化的人追逐喝骂，产生一种紧张、勇敢加逃脱后的欢乐。
我们家在肇嘉浜路上，向南直面东安路。一眼望去，能看到医学院进出的人流，时稀时稠。我们望医学院的位置，是路的一个弯头，弯头后面延伸出去的路，看不到了。有段时间，母亲给我和弟弟一个任务：每天傍晚在肇嘉浜路口，盯住东安路医学院方向，用眼光为父亲到家前“最后一里路”保驾护航。正常情况下，傍晚五点半下班，父亲结束一天的监督劳动，换衣，骑辆旧自行车，半个小时后出现在医学院路弯头。父亲高大稳重，端正地骑在车架子上，戴四方眼镜，上身蓝色中山装，下面黑色长裤，裤脚管用两只晾晒衣服的木夹子夹住，两脚交替往前蹬，风吹裤脚管，会胖胖的鼓起来。待父亲进入安全地域，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对我说：“阿宪，他来了。”弟弟叫父亲为“他”，叫我“阿宪”。我们撤退，保驾护航任务结束，在父亲抵达前，回家报平安与母亲。
有时，我们等不到父亲。天黑了，东安路医学院的路弯头那里，也未出现父亲的身影。肇嘉浜路家门外，有个半人高、已废弃的消防栓座，暗铜色，两边伸出圆管子，瘦的我、胖的弟弟，一人坐一边圆管上，肩并肩，屁股坐得生疼，望着天色暗下来的东安路，昏黄的几盏路灯照着路面。逢此时我就想：父亲会不会真的不回来了？我将这个可怕的念头对弟弟讲了，在暗色里，他听了有时担心得低声啜泣。
我们后来的记忆不在一个频道。对东安路，对一起坐在消防栓座上等待当年落难的父亲，他一概“忘记了”。至于对“啜泣”的深刻记忆，他说了另一件事：小时候，在一次和父亲的乒乓比赛中，我输得很惨，哭得很凶，这激起他对父亲的气愤，想，做父亲的为什幺不能让自己儿子一个球？人家孔融还让梨呢。但这话，从小寡言的他没说出口。
在我们兄弟间历史上，有两件事，我曾对他意见颇大。一件是他谈恋爱。那年我刚结婚，他失恋。我看住筒子楼对面人家的小妹人好，面善、文静，还是上海工人桥牌队选手。年龄相当，兴趣应该也搭，一个象棋打遍天下少敌手，一个是高级桥牌手。弟弟起先很不愿，感觉未从前段故事里走出来，后勉强说试试。一试有戏。那小妹以后过来，见我就叫“阿哥”，笑得灿烂。问“事体哪能了”，回答是很快乐的“行的”。问弟弟时，他很闷一句：“可以吧。”可是到后来，弟弟给我闷头一棍：他好马去吃回头草。失恋的前一位含着泪眼来寻他，他一溜烟屁颠颠回去了。小妹在我面前一遍遍抹着红红的眼眶，说他为什幺一夜间和她关系崩塌，却又一遍遍对我说：“不要讲他。他人太好，一定有难处。”她越这样讲，我越是恨弟弟到咬牙。
再一件是考大学。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大学，转身撺掇他也去考。弟弟小学、中学和后来读工厂技校，数理化获得第一，对他是稀松平常的事，考大学应该是手到擒来。但他在一个好工厂，有份好工作，安于现状。小时候他什幺都听我的，指东不打西，这次却誓死不从，最后跟我急：“我们技校毕业的几个结拜兄弟，说好在电视机厂生死与共。”当年电视机厂可是黄金企业。几年后他才告诉我，他那几个技校考试时都仰仗他“标准答案”的结拜兄弟，大多弃他而去，读大学是一路，升官是一路，出国、下海也有几路。我吼他：“活该啊！”我气死了，为他人生路上的不争和退却。
年轻的时光，倏忽过了。激情燃烧的日子，烧过一阵也没了。亲情，因时间的长久，则隐入不言不语的淡漠中。各自有自己的故事，各家有自己的关注。尤其是我弟弟，很内向的性格，口拙的表达，我们之间互相的守望，便显得遥远，不只是两地居住空间距离上的远，也包括心的留意牵挂。直到一个炽烈的夏日，我正整装为几日后出国准备，弟媳来电话：“阿坚病了，很不舒服。我真害怕。”带哭腔的表达让我心惊。
我速速赶去，他竟在家烧煮晚餐，忙进忙出，胖硕的身子，肥大的肚腩，粗胖的手指。对我的到来，他有点吃惊，并给我端上切好的冰镇西瓜。他操心家里的人和事，女儿工作半夜回家，他日日去车站等;晚上还去遛一条狗。我看到他对生活和家庭的眷顾热爱——很多年了，我第一次有这样的强烈感受。但他的病症骇人。他在我面前气喘喘地坐下，我去搭他的脉，忽停忽奔，忽快忽慢，一堆“乱码”。弟媳说前些天他出去遛狗，差点回不来，突然胸痛，全身盗汗，身上单衣可以拧出水。几次夜里出现一样的状况，有“要憋死”的感觉。我又揪心又戳火：“你现在煮什幺饭菜？”弟媳说：“煮饭事小，明天他一定要去上班。退休了，还要走路、乘车去郊区工厂。好像厂里离开他不能活。所以搬阿哥你来做救兵。”
接下来，在我们的逼迫下，弟弟去了医院。医生当场将其“扣押”：不即刻治疗，随时可能大面积心肌梗死。他做手术前检查，看我的神态，像做错事的孩子。60多岁的人，还露出小时候有些顽皮的憨笑，并有当年嘲弄我象棋水平和他有差距的意味。他叫我放心去国外。有医生，一切会安好。
弟弟手术时我在国外，一个很黑的夜，上海是白天。我不停祈祷，焦急等待，因为有风险存在。我相信医生，但我内疚，兄弟如手足，兄弟有难，应在他身边守护，但我在几番犹豫后，也在弟弟一次次“太平无事”的保证后，踏上半年前就预定的旅程。再遥想：我在近40岁那年，因累积的疲惫，生了病，住医院。最难熬的日子，他来了，守了我两个通宵。尽管那两晚，我没说话——他不让我说话，他自己也没说几句。
深夜，我在遥远的国外终于等到弟弟手术完毕的心安消息，那边的弟媳还说：“阿坚一定要和你说句话。”他说了，听来很轻、很淡、很缥缈的一句：“阿宪，没事了。”
我的泪，瞬间流下来。
我兄他弟啊。
摘编自《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