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心
一
索尔的故事，是一场对死亡的挑战。
索尔是匈牙利犹太人，集中营囚犯特遣队员。在纳粹集中营的语境下，此特遣队特指一群特殊囚犯，亦被称为“秘密搬运工”，为纳粹打扫毒气室、焚尸炉、万人坑。毒气室处死一批人，他们整理衣物和犹太人最后藏匿的贵重物品，清理堆积如山的尸体，装上拖车送去焚烧，擦洗、冲刷墙上地上的秽物和鲜血。毒气室再成“浴室”，继续“运转”，周而复始。
索尔，一个瘦削的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年男子，目光警觉，头戴黑色便帽，看见德军走过，迅疾抓下便帽低头，身穿灰褐色囚服，后背一个粗大的暗红色大×，触目惊心。集中营新到一列车犹太人，男女老少都有。索尔维持着队伍走向更衣室，间或扶一下走不动的老人。索尔避到墙边，一个又一个惶恐不安的人从他眼前走过，他略低头，不看他们，他知道他们接下来的遭遇。多少犹太同胞惨死在眼前。“你们都是工厂急需的人才，人人都有工作，薪水也不错，洗完澡，喝完热汤后，直接来找我……”广播里，不疾不徐的语调播放着弥天谎言，“医院里需要护士，还有各式手工匠人……洗完澡后请来我这里报到。”战后人们发现，在纳粹所有的文件里，找不到彻底灭绝犹太人的字眼，他们用“行动”“突袭”“终极解决”这些精心选择的语言掩饰罪恶。“现在把衣服脱掉，快一点，记住衣钩上的号码，快点，不然汤就凉了……”不明真相的犹太人被驱赶着走进毒气室，一个个赤裸的身体在镜头前晃过。索尔接过人们脱下的衣服挂在成排的衣钩上，被迫充当帮凶的角色。“开门！请往里走，要关门了，关门！” 地狱之门刚刚合拢，索尔麻利地将衣钩上的衣服扒拉在地上，摸索衣袋里的物品，对剧烈的拍门声、惨痛的哭声叫声仿佛充耳不闻。
索尔和他的工友，只不过比火车运来即刻处死的人们多活“4个月”而已，是纳粹眼里的“活死人”。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何为“行尸走肉”。120人日夜麻木机械地在死人堆里劳作，一天比一天瘦弱，失去心智、失去人形，当体力价值被压榨殆尽，毒气室便是归宿。“每个人多少都已认同自己是必死之人，被选中去毒气室不会有恐慌和悲伤，暂时活下来，也不会有人庆祝，因为可能第二天就去死。但是对纳粹来说，他们需要的就是这种麻木的服从，不管生死，人都波澜不惊，这时人性也就消失殆尽了。”有幸存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集中营里，每个人都是绝对的极度的孤独，纳粹先泯灭囚犯作为人的意识，让其对于他人和自身的生死都十分漠然，然后慢慢地或在一个瞬间毁灭他们的肉体。索尔与被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的人相比，是幸还是不幸？活着的他没有“明天”，只是经受着更多的折磨，不单是肉体上的毒打、挨饿和超负荷劳动，更包括精神上的摧残。索尔和他从毒气室拖走的死人是一体的，只是死期稍稍滞后。
一个与往常没有什幺不同的日子，一个特异生命的出现，打乱了死神的脚步。
“快点！”毒气室的门刚一打开，纳粹狱卒就如狼似虎地吼叫。索尔用布巾勒住口鼻，用力擦洗地面，一具具赤裸的尸体从脚边拖走。几个工友发现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儿还活着！一边干活的索尔目光炯炯地注视他们把男孩儿抬到木箱上，男孩儿喘息着，纳粹军医毫不留情地伸手捂死男孩儿，“送去解剖。”索尔迅速过去，“我来吧。”死去的金发男孩儿垂头在索尔的臂弯里，索尔动作轻柔，脸上微微现出怜惜的神情。
有人不耐烦，“你这幺上心干什幺？”是啊，这一刻，索尔看到了什幺？想到了什幺？他把男孩儿抱到医务室，“大夫，求您了，别在这个男孩儿身上动刀，给他留个全尸吧。”医生也是囚犯，“他是你的亲人吗？”“就算是。”有人说“那些遇难者，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灵魂的安息，而侥幸活下来的人，却面临着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亲人朋友都死了，为什幺我还活着？这一刻，索尔已经被摧毁而坠入深渊的自我意志重新苏醒：我还活着，我必须为这个可怜的男孩儿做点什幺。
此时的索尔，已无所畏惧，焕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与一切相对抗的勇气。他不顾狱卒勒索，在遗物堆里翻找死者护照，想弄清楚男孩儿的来历。他向同一个分队的熟识的拉比提出请求：“我想安葬一个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埋葬是犹太人安葬死者的传统方式。犹太人不用火葬，他们把焚尸看成一种极其残暴的行为，认为只有声名狼藉的罪犯和死敌才应受这种惩罚；暴尸荒野也被视为上帝对死者的最严重诅咒。拉比当然了解传统，但在此时此地，“安葬……说悼词就可以了。”“可这不够！你明知道不够！”索尔决定出营地混入别的分队，寻找拉比完成他心目中真正的葬礼。结果却连累了一个希腊犹太人，自己也差点被杀。他拒绝朋友的忠告“不要让死人害了活人”，从解剖室偷出男孩儿遗体，藏在自己的床上，说“他是我儿子”。他冒着屠杀的枪林弹雨和火焰喷射器焚尸的烈焰，在新押运来的犹太人中救出一个自称拉比的中年男人，“我要你帮我安葬儿子。”
从“亲人”到“儿子”，索尔的内心发生微妙变化，为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做点什幺的冲动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推卸的使命，一个为受难者救赎的使命。集中营的每一天都是“末日”，他要在末日终结的时刻，完成他在人世间最后的任务。
索尔即将完成心愿，那是超越仇恨与死亡的壮举。在狭窄的住地，倒一盆清水，掀开盖布端详男孩儿，索尔神情安详欣慰，所有的磨难都远远退去，索尔小心翼翼地擦拭男孩儿的身体，就像一个父亲为刚刚降生的婴儿祝福祈祷。
枪声大作。囚犯暴动。就在索尔为行犹太教葬礼而孤注一掷冒险奔忙的同时，工友们得知“4个月”期限已到，纳粹已经拟定处决特遣队成员名单，他们绝不坐以待毙。索尔匆忙裹好男孩儿扛在肩头，和拉比一起东藏西躲，趁乱逃出营地。索尔拼命奔跑，脚步越来越沉。来到河边，他放下尸体，脱下外衣枕在头下，他是多幺痛惜这个来不及长大的男孩儿。“念祷词吧，求你了！”索尔用树枝用手拼命在河岸刨坑，如此危急的情形之下，他还要给男孩儿一个完整的葬礼！谁也想不到，这位拉比是假冒的，根本不会念卡迪什祷文（可视为犹太安魂曲）。索尔的心头有多幺绝望！
枪声狗吠迫近，索尔再次扛起尸体下到河里，他还不肯放弃。河水湍急，他体力耗尽，再也抓不住越来越沉重的尸身。目送男孩儿尸体被波涛吞没，索尔放弃求生挣扎，难友紧抓住他不放手，把他拖拽上岸。从河中上来，没有难友推扶，索尔早就倒在路旁。那失去一切的绝望背影，令人几欲落泪。忽然想到《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结尾：快倒下的克里斯多夫终于到了彼岸，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对于索尔来说，过往不堪回首，前路荆棘遍布，只有那个从毒气室里活着出来的男孩儿，是他苦难生命中唯一一道光。
因此，当一个在树林里玩耍的金发男孩儿出现在逃亡囚犯藏身的窝棚前，索尔的笑容真是令人悚然、哀然。眼前的男孩儿就和那个他千辛万苦要安葬的男孩儿一模一样。那男孩复活了吗？还是死神索命的变形？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无人逃生。那男孩儿的身影隐没于延伸到天边的森林。
索尔的故事说也简单，就是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死囚拼尽所有的力气要去完成一件对他来说别有意义的事。从开始到结束，所有情节都与生死缠绕，无处不在的死亡与在缝隙里求生存之间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索尔的伤悲是犹太受难者的伤悲，索尔的命运是犹太受难者的命运。这个故事再现了犹太人顽强的末日救赎。与纳粹暴行抗争，有人悄悄写下日记，留下有朝一日清算罪行的铁证；有人暗中拍下杀戮照片，传递给盟军游击队，让纳粹竭力掩盖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有人收买警卫，购买武器制造炸弹，要杀出一条生路……索尔，以一场并未完成的葬礼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
二
尼古拉斯·温顿爵士，被誉为“英国的辛德勒”，在“二战”爆发前夕以一己之力，从捷克救出669名犹太儿童，使他们免于被屠杀的命运。
尼古拉斯·温顿1909年出生于伦敦，祖辈是早年移民英国的德国犹太人。1938年圣诞前夕，29岁的股票经纪人温顿取消了瑞士滑雪之旅，和朋友一起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朋友在英国驻捷克的机构负责难民安置工作。就在不久之前，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带着《慕尼黑协定》回到伦敦，一下飞机便兴致勃勃地宣告他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英法为避免战争，与希特勒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转让”给纳粹德国。出生在德裔犹太家庭的温顿不相信这一套，温顿说：“我比大多数人，特别是比那些政治家，更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什幺。”
德国占领苏台德地区，残酷迫害犹太居民，25万难民逃到同样危如累卵的布拉格。在捷克难民营，温顿发现很多儿童孤立无援，坐以待毙。“这些犹太难民儿童是希特勒的眼中钉。我决定试着帮他们办理前往英国的通行证。” 温顿决定借助英国1938年11月起实施的“儿童运输”的营救行动帮助犹太儿童。该行动允许17岁以下且失去监护人的犹太孩子前赴英国避难，但需要接受援助的犹太孩子在英国找到寄养家庭，还要求受援助者缴纳50英镑的保证金，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温顿假借英国难民委员会的名义，自创营救难民儿童的分部，他在布拉格市一家旅馆租用餐厅的一张桌子，接待犹太家庭。白天，他在证券交易所上班，其余时间都用于大量的资料收集，给寄宿家庭写信，以及募捐工作。温顿制作了一批印有孩子们信息的小卡片，并在英国报纸上登广告，落实收养家庭。“那是令人不快的广告，但是它很有效”，温顿与母亲在英国四处奔走，为犹太儿童筹款，联络寄养家庭。他的行动得到了数百户家庭的支持，他们志愿收留儿童，也有捐赠者送来钱财。但这些钱远远不够，温顿用自己的积蓄填补空缺。
救助工作千头万绪。除了获得国家准许，联系寄养家庭和运输渠道，以及筹募资金外，温顿还要应付英、捷两国官方的繁文缛节，而趁火打劫的纳粹管理层和捷克铁路部门官员也不在少数。为妥善打点这些“拦路恶虎”，温顿和一位“盖世太保”头目秘密接触，并支付了巨额的贿赂金。考虑到时机稍纵即逝，温顿大胆决定，伪造了一批入境许可文件。“那时谁都说，就凭你？不行。可我后来发现，其实也没有那幺困难。”
1939年3月14日，两名志愿者在捷克组织，温顿在英国接应，载着犹太儿童的第一列火车从布拉格出发。次日，德军便进入捷克首都。温顿意识到他必须快速完成救援孩子的工作。从3月到8月，先后8列火车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了地狱般的布拉格。1939年9月1日清晨4：40，德军闪击入侵波兰，原定当天出发的第九班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的毒气室。“那一天，250个家庭等候在利物浦大道上，结果等到的只有失望。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结局将完全不同。”时隔多年提及此事，温顿依然为没能再快一点而懊悔不已。“我们只救出了600多人，但在我们的名单中，待救儿童却多达6000名。”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1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儿童在“二战”中丧生。当身后的祖国变成人间地狱，这669名“温顿儿童”走下列车，在异国他乡开始陌生的生活。而孩子的父母，基本都未能活着走出集中营。被救出的孩子有人成了英国工党政治人物，有人成了电影导演，有人成了作家或记者。温顿的努力恩泽几代人，大约有6000人受益于温顿的义举。
温顿却从不声张这件善行，他将这个秘密守了50年。1988年，他的妻子格莱塔在整理阁楼时从旧箱子里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黄的剪贴簿，上面写着丈夫曾解救的孩子及其父母的名单，以及逃生后接纳他们的家庭等细节。面对潸然泪下的妻子，79岁的他却不觉得有什幺大不了。“和战争本身比起来，战前的一切都不值一提。”温顿过后说道，“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没说而已。”
人们尊敬这位义人。2002年，温顿被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为爵士。一颗小行星被两位发现它的捷克天文学家命名为“1938温顿”星。在布拉格和伦敦的火车站里，分别放有两尊温顿的雕像。捷克总统赞扬温顿给了捷克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获得生命和自由的机会。在捷克最高荣誉白狮勋章颁奖仪式上，这位头发全白、牙齿已经全部掉光的世纪老人一字一句地说着：“感谢那些愿意收留他们、接受他们的英国家庭，还有那时竭尽全力与法西斯战斗的捷克人们……我也只是提供了一点帮助而已。”
2009年9月1日，是第九班火车出发的70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温顿的百岁生日。一列名为“温顿列车”的专列从布拉格火车站开出，几位仍然健在的“温顿儿童”和他们的后代搭乘这辆火车，沿着当年惊心动魄的营救路线，再次到达伦敦。温顿在伦敦等待迎接他们，一如70年前那样。第九班火车终于如愿到达。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温顿儿童”蜂拥在温顿身旁，握手、拥抱、亲吻，表达他们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一定是天有爱意，让劫后余生的人们，能在和平时代欣喜重逢。
2015年7月1日，一个近在眼前的日子。温顿告别了他温柔以待的人世。他走得一脸安详，享年106岁。
三
1983年，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所着传记小说《辛德勒名单》出版。斯皮尔伯格导演买下拍摄电影版权。足足酝酿准备10年，开拍。
看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重要桥段：
德国战败。辛德勒的身份变成战犯，准备逃亡。午夜，辛德勒和妻子离开工厂。辛德勒嘱咐犹太人厂长史坦把积存的棉布、伏特加、香烟分给工人，“你交代的事都会照办。”此时的辛德勒依旧以犹太人的救世主自居。曾在辛德勒的默许之下带领大家做安息日祷告的拉比上前交给他一封信，“我们写了一封信，说明了一切，万一你被捕时可以用，每个工人都签了字。”工人们为他想得周到，这封信是逃亡路上的护身符。辛德勒依旧平静。分别的最后时刻到来。史坦端立，神情严正，递上一枚指环。辛德勒双手接过，发现指环内圈刻有文字，史坦解释说：“这是犹太法典的希伯来经文：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
辛德勒受到巨大震动，铭刻经文的指环似有千钧重量，失手滑落。辛德勒立即蹲下找寻，拾起指环，郑重套在左手无名指上。画外琴声响起，凄婉而又充满力量，演奏者是伊扎克·帕尔曼，享誉全球的犹太人小提琴家。辛德勒与史坦握手，俯身耳语：“我本可带更多的人出来，我本可带更多的人出来……”史坦制止他的后悔：“奥斯卡，有1100人因为你而得救！”辛德勒仿佛没有听见史坦的郑重感激，“如果我赚的钱更多……我花掉太多的钱……”辛德勒痛悔不已，“我做得不够！”“你做得太多了，因你得救的人会有子孙繁衍。”史坦道出大家的心声。“这辆车，歌德一定会买，我为什幺留下这辆车？它能换10条人命，10条命，多救10个人”，辛德勒无法原谅自己，“这枚胸针，可救两条命，这是黄金，他会多给我一个人……多一个人，多一个人，是一个人，史坦，我本可多救一个人，我却没有做到……”辛德勒伏在史坦肩头，放声哭泣，工人们簇拥上来拥抱他们的恩人。
再多的财富，在生命面前都黯然失色。“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一个人”与“全世界”，这不是简单夸张的类比，在人性的天平上，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当纳粹视犹太人如草芥如蝼蚁，天下之大无犹太人立锥之地，拯救，无论以什幺方式，无论得助者人数多寡，都在昭示人世间尚存良知与光明。
当辛德勒自觉愧对于拯救者如此崇高的嘉许，他在拯救犹太人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斯皮尔伯格导演“作为一位非凡的故事讲述者，他为沉默者带来话语，为历史带来了生命”。
四
让我们记住他们：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在任期间（1938.5—1940.5）为奥地利犹太人签发了上千份前往中国的签证。“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何凤山《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瑞典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拉乌尔·沃伦伯格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为数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签发了瑞典护照，使他们逃离虎口。中国留学生钱秀玲以人格力量感化德国将军，从盖世太保枪口下挽救了上百名反战人士的生命，战后，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日本驻立陶宛领事馆副领事杉原千亩不顾日本政府禁令，为6000多名犹太难民发放日本过境签证，帮助他们逃离厄运。美国人瓦兰福莱救助2000多名法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华沙动物园园长雅安和夫人安托尼娜将300多名犹太人隐藏在德国人眼皮底下的动物馆舍，除了一对母女转往别的避难所而遇害，其余全部幸存。
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专辟国际义人馆，以表彰纪念那些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承担巨大的个人风险，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目前，全世界被以色列授予“义人”称号的已超过20757人。除了一些渐渐为人所知的着名人物，更多的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义人是当时纳粹占领地区的普通民众，是许许多多心中有大爱的人，他们以一己之力，实现了末日的拯救，迎来人间的明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