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洋
想要到达金斯顿的诺曼曼雷机场，从国内出发的航班要转机三次，飞行超过30个小时。即便如此，想要看到一个真实的、居民眼中的牙买加还是一件难事。生于中美洲的作家奈保尔曾说：“在牙买加的北海岸，你很难找到真正的牙买加的样子，因为那里是游客栖息的地方。迎接你的将会是蔚蓝的加勒比海，热情的阳光和醇厚的蓝山咖啡。”但在真正的牙买加人的口中，那里却是一个“遍地杀戮、遍地偷窃”的地方。这个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国家早在1509年就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自此算起，它已经历了百年被殖民的历史。而近年来，牙买加文学摆脱了稚嫩与软弱，宛如即将成年的、古铜色肌肤的少女，令世界瞩目。终于牙买加文学能带我们跨越13425公里，去了解瓜内亚平原上人与人之间绵密的情感，它包括了那与生俱来的身份与性别意识，以及挥之不去的殖民梦魇。
《女王案》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国内第一部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由牙买加女作家阿莱西亚·麦肯齐与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永国共同选编九位牙买加作家的作品集结成书。编者在每篇小说前，都附有一则简短的作者介绍，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当代牙买加文学创作者的生活现状。他们或已定居国外，或有着长年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这也正体现了牙买加文化的杂糅性。国家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黑人、西班牙统治者、英国、法国、荷兰等多种文化因素似乎混合成了天然基因，为当代牙买加带来了必然焦虑。在有记者问到麦肯齐是否反感“后殖民地文学”这个标签的时候，麦肯齐回答到：她作为一位作家，在写作时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在写后殖民地文学，她只是在写自己的故事。诚然，当单单阅读某一位作家的创作时，我们确实在阅读个人故事，而当我们阅读某几位有着相同历史背景的作家作品之时，我们阅读的就是他们的共同记忆、国家叙述以及当代表达。
被偷走的牙买加之心
小说集的同名短篇小说，奥莱尔·塞尼奥尔的《女王案》中“我”的舅舅从英国留学归来，但是到底学到了什幺，他自己也不知道，也没有什幺文凭之类的佐证。唯一能从侧面反映出舅舅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就是他那从不离身的圆顶礼帽、拐杖、手套以及一个绝不轻易示人的箱子。他每天下午四点前准时出门，用深沉悠扬的声音打招呼，僵直地走上通往大路的小径，不错一个节奏。人们一开始，只是认为重归故土的舅舅还需要些日子适应，但时间一长，人们的看法就慢慢改变了。直到有一天舅舅把“我”叫到屋子里，说：“我早已没有心脏了。那是他们装在我身体里的机械装置……我在那里住院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小心脏拿出去了……我从来没有让他们这幺做……这是最高犯罪。”打开舅舅的箱子，里面保存的全部都是写给英国女王的寻求正义的信。这个皮箱，承载了牙买加人百年的屈辱史，是一封封控诉的檄文。然而即便是确有其事，在国家独立后的今天，牙买加人终于摆脱殖民统治之后，还未消散的殖民梦魇仍然在脑海中徘徊。女王真的偷偷地取走了舅舅的心吗？当然不是的。“心”就是舅舅乃至牙买加人的精神世界，作者敏锐地发现，政权的统治已经退出，但留在牙买加舞台之上的仍是西装革履的外来者，殖民者文化已经彻彻底底地改造了牙买加人之心，对此，他们自己却无能为力。
村子里的“外来者”除了“我”的舅舅，还有几个留学归来的人。普林格尔的女儿格罗瑞亚从美国回来后，自言自语，整天像疯蚂蚁一样，后来真疯了；巴格曼穿黑色面粉袋式的衣服，又硬又脏，他在秦氏五金店门外的人行道上睡觉，除非圆月之日不影响任何人，每到那天他就去五金店后面的香蕉地里，像驴一样大叫个不停；洛尔小姐的女儿在丈夫出轨后自杀了，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是的，留学归来的人都疯了。剥离这些作者笔下的修辞与离奇的事件之后，浮现出的是深刻的文化冲突，是积郁在牙买加人心底的愤怒。留学者的回归是落在水中的油脂，互相推挤却难以互容。当他们带着异国文化归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融入眼前的故乡时，手足无措的他们成了旧日友人眼中的“疯蚂蚁”。有关国外的猜想，从村中的广场里流传到每户人家的饭桌上，而源头，正是这些“疯了”的留学生们。他们是不同文化影响下的矛盾物，是不同文化间的灰色人物。误会的雪球，就在他们中间越滚越大。牙买加人逐渐发现，虽然殖民已经结束，但是殖民者精神上的统治仍在继续，更可悲的是，这已经深入他们的血肉之中了。所以他们面对国家的贫乏，精神的奴役，难以不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怨愤。小说中的“舅舅”则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是作者手中的钝刃，指责那些文化殖民者偷走了他们的“心”。
如果说《女王案》隐含着对牙买加殖民历史的控诉，那幺其他小说也或多或少在表达着这样一个加勒比小国，在宗主国离开之后的惶惑、游移和茫然。《爱的最后一位使者》中费舍先生要感谢美国人给他签发了（他）在他自己国家的工作签证，头衔竟然是“外国专家”。《穷途末路》中女主人公感叹一张本地的身份证是其作为人类一员的唯一凭据，而怀中的蠢狗却正依仗着自己的品种得到宠爱。《基石》中“我”和“我”的母亲相互依偎着藏在千疮百孔的屋子角落，以躲避这场横扫一切的暴风雨，而 “破屋”和“暴风雨”正是牙买加与西方文化的最好象征。
如果牙买加文学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控诉，而非正视眼前苦难的话，便可与中国现代文学所讲的“伤痕文学”归于一类。好在，牙买加作家并未就此终止，面对荆棘密布的文化重建之路，粗浅的讽刺甚至偏见式的指责并不足够，小说的珍贵之处在于，作家讲述那些有机会融入西方社会的人，在面对选择时所做出的、发人深省的决定。
《女王案》中“我”的舅舅在因为留学而发疯之后，“我”本应该离我的舅舅远一点，或至少对留学这条道路更加谨慎，但事实上，“我”读完高中之后，获得了去英国读大学的奖学金，姥姥为“我”的成功高兴得哭了，唯一嘱咐我的只是不要像舅舅那样太过努力了。“我”继续走上了“发疯”的道路。《穷途末路》中特莎娜没有随他们国家的大使一同被召回，而是非法地居住在比利时，冒着被抓的风险做着保洁的工作。虽然她看不惯身边人的虚伪，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愚蠢的，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她吐槽的对象，但即便如此，在面对她口中的“蠢妇”为她提供的护照和身份证时，她自顾自地微笑起来。“不，埃洛尔，我才不是穷途末路的那个。”作家没有单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对人物做道德化判断和描绘， 相反，作家真实表达了现实生活中的“灰色地带”——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更好的生活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民族与国家也许就没有那幺重要了，更何况如果放弃，你要面对的是一个“遍地杀戮、遍地偷窃的地方”。
彩色的黑
阿莱西亚·麦肯齐在面对《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到在编这本书时考虑了性别的问题，让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数量五五开。虽然男女作家的占比是编者刻意保持的平衡，但是无疑，黑人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还是独见风姿。
在几位女作家笔下，小说中的男人总是不约而同地退场或者缺席。莎蓉·利奇的《父亲般的人》，讲述了小女孩翠西与帕尔默先生之间的故事。翠西的父亲身材高大，膀阔腰圆，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口齿伶俐且聪慧敏捷。帕尔默先生不仅块头巨大，外表还总是不加遮掩地脏乱——衣襟半边耷拉在裤腰外面——毫不体面是他的一个大问题。他的头发永远都像没梳理过，碎屑状的灰白胡子卷叠成团，里面勾缠着的食物残渣粒粒清晰可见。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之下，翠西本应对帕尔默先生置若罔闻，但是她却对帕尔默先生产生了一种出于家人情感的保护欲望，甚至在知道帕尔默先生对自己并无任何非分之想后，她告诉自己，她乐意把自己的童贞献给他。而产生这一系列情感的原因，或许就是翠西父爱的缺失。翠西的父亲在接到工作调令之后，从金斯顿迁居蒙特哥贝，从此便行踪不明，这让翠西感觉父亲就像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一个转瞬即逝的存在，像某个夏令营辅导员那样无关紧要。故事的最后，当翠西醒悟，帕尔默先生不会回来接她的时候，她才明白她的父亲也不会再回来了。她的愿望归于“一个女孩，应该能够随心随时和父亲说上话”。翠西细腻的情感将一位缺失父爱的少女心绪展现得淋漓尽致，女孩难言的感受融进灯光黯淡的屋子里，悲伤幽幽地从窗缝渗出屋外。单纯地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少女情愫的流露无可厚非，但如果联系起牙买加的社会，也许帕尔默先生就不单单是一位邋遢的好人了，他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代言人。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是家庭的根基，他的缺席正是对牙买加复杂殖民历史里根源性文化缺失的隐喻表达。或许莎蓉·利奇正将每位牙买加人的精神内核——“翠西”——提取出来，借着翠西对帕尔默先生的一往情深来表达自己，乃至所有牙买加人对祖国根源性文化的渴望，并透过细腻的女性书写，让人们看到愤怒背后的更为浓郁的忧伤。
一部小说集，如果仅有忧郁的女性，未免以偏概全，细读后会发现，其中也不乏充满高昂女性意识的作品。
小说集的第一篇小说《玛丽玛》中，全篇都透过不同的女性视角讲述同一个故事，其中难觅任何一位男性的踪影。当房屋燃起大火，冲进火海救人的同样是女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玛丽玛》中充满着色彩对视觉的冲击。一身长长的白色睡袍，黄色的辣椒田，仿佛上过糖釉的蛋糕似的亮闪闪的皮肤，红的、黄的、蓝的玻璃珠手链。每个细节无不体现着女性视野下对色彩的敏感与留恋。阿莱西亚·麦肯齐的小说《辛迪的写作课》讲述了一堂写作课上的情景，主人公“我”和写作老师辛迪都是女性，而当辛迪让我们去书写“曾经改变自己生活的一天”这样一个话题时，“我”所写下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尾，“她刺死了男朋友。他死了。”故事结束了。他死了，她活着；男性死了，女性活着。也许在《辛迪的写作课》中，故事并不是目的，麦肯齐鼓励黑人女性从事创作，随性表达自我，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目的。
实验性的创作方法
抛开来自遥远的加勒比海的浓厚情感，在小说创作方面，牙买加作家也实验了许多独特的创作方法。
玛西娅·道格拉斯的小说《玛丽玛》虽然只是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通过一种新型创作方法的采用，使得这个简单的故事以多棱镜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小说中的每一个段落都仿佛折射了不同的光，以该段落叙述者的名字为小标题，以不同的叙述角度展开，令读者进入了一个换位、多元而立体的世界。主人公玛丽玛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形象，作者就分别用“玛丽玛”与“小玛”对这两种人格进行区分，解决了描写这种特殊人物的困难，为读者展示了同一肉体，双重灵魂的存在。
另外有趣的就是圣霍普·厄尔·麦肯齐的作品《爱的最后一位使者》。虽说作家是个男人，但是你总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出对男性的讽刺。费舍先生算是个成功人士，身边也从不缺乏女性，但是最终却没有一位能长伴左右。这篇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类似电影一样的“闪回”画面，手法类似埃里克·布雷斯和 J·麦凯伊·格鲁伯执导的科幻惊悚电影《蝴蝶效应》。
“费舍先生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海伦时的情景”。
“桑德拉走后，费舍先生回想起他和海伦的那段恋情”。
“那天夜里，费舍先生怎幺也睡不着。脑子里不断浮现出他和海伦之间的往事”。
“费舍先生回想起海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表白”。
“望着玻璃上流淌的道道雨水，他想起了最后一次与海伦见面时的情景”。
当我们沉浸在费舍先生对海伦无尽的回忆中时，我们敢肯定费舍先生一定深爱着海伦，并出席自己所爱的葬礼，而结果，费舍先生担心雨天他的汽车底盘会漏水进来，所以费舍先生再一次用回忆的方式哀悼了自己的旧爱。小说如果不拜这种重复的结构所赐，也许就没办法更好地体现费舍先生的“渣男”本性吧。
结语
长篇小说可能会携着绵长的时间线、厚重的内涵物，缓慢延展。短篇小说集则让作家带着自己浓郁的情感和强劲的张力一齐拥上来。《女王案》就是这样一本牙买加当代短篇小说集，它将遥远的牙买加社会中的忧伤、焦虑、愤怒、迷惘、希望，夹杂着欲说还休的历史与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一股脑地倾倒在你面前。
V.S.奈保尔在《重访加勒比》中是这样评价牙买加的：牙买加的压力并非单纯的种族压力或贫穷压力。那是整个奴隶社会、殖民社会和发展落后且人口过剩的农业国家三者累积在一起的压力，不是哪一位“领袖”可以掌控得了的。这种状况需要的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一个能够理解自身、有目标、有方向的社会。可如今的牙买加社会只会滋生自私、玩世不恭和一种自我毁灭的愤怒。也许，奈保尔说的是对的，但好在牙买加文学已经逐渐站起身来，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新鲜力量。小说中所体现的种种迹象表明睿智的牙买加人已经开始关注国家现实与人民精神话题，社会问题一向不是朝夕之间便可解决的，那幺就让我们以同情与尊重，透过文学作品去了解牙买加作家笔下这些虚构中的“真实”，或许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奉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