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雪萱
在加拿大温哥华岛的西岸，有一处年降雨量超过三千毫米的地带，湿润的海洋性气候造成了这里典型的温带森林。几个人才能围拢的树木参差比邻，高耸入云的树干，遮天蔽日的树叶让一切都黑暗阴森，湿润的空气使得树干上布满了绿茸茸的苔藓。更奇特的是树木主干上长满指头粗的枝条，随意地伸出曲折的枝丫，上面挂满了毛茸茸的类似老人胡须的寄生藤。这其中有一棵八百年的雪松，树高超过比萨斜塔。风暴将很多树连根拔起，底部呈现出圆整如磨坊的圆盘，倒下的树给后来的植物腾出了空间，半人高的羊齿植物在黑暗树林仅有的几缕阳光里郁郁葱葱。
走进这里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加拿大画家艾蜜莉·卡尔（1871—1945）的绘画。那些粗壮的树干被流畅的线条勾连，连绵成片的树叶被短促有力的笔触呼之欲出，阴森鬼魅的气氛是大自然精魂的写照。
艾蜜莉·卡尔于1871年出生在加拿大卑诗省省会维多利亚市。父亲是英国移民，在加州淘金热中发财后移居维多利亚，在离市中心买了一块十亩的地。年少的她经历的是英国式的严厉家教。她在五个姊妹中排行最小，也最具反叛性格。她虽然深受父亲溺爱，但看不惯他独裁式的管教，经常挑战父亲的权威。
她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在田野里嬉戏，与鸡鸭猪牛为伍，养成了她与自然的亲密关系。17岁时丧母，19岁时丧父，她的大姊承担起监管其他孩子的家长角色。为了逃避大姊的控制，她去旧金山学画。几年后又在英国伦敦学画。但在伦敦的日子是她最不开心的时候，离开加拿大西部的葱郁森林，她惊异地发现住在伦敦的人比加西的树还多。在求学期间不乏当地的求爱者，甚至还有专门从温哥华漂洋过海而来的爱慕者，但她看出没有人能真正容忍艺术在她生活中的地位，一个个婉言谢绝。四年后，艾蜜莉·卡尔因过于用功而精神崩溃，不得不在疗养院里待了一年半。恢复后回到加拿大，在一次阿拉斯加的邮轮之旅中，艾蜜莉·卡尔看到印第安人的图腾，产生兴趣，以后多次到印第安人的部落去写生。就是在这些旅途中，她爱上了卑诗省浓密的雨林，也见证了印第安人的文化被肢解与灭绝。
当时的印第安人正在崩溃的边缘，百分之九十的人死于天花及其他传染病，活下来的被征集到海鲜工厂加工三文鱼。许多村庄被遗弃，那些耸入天空的图腾或被博物馆拖走，或被废弃在大自然里，任其风吹雨淋，慢慢侵蚀。为了记录下来正在消失的印第安文化，她常常深入偏远的岛屿及北部，足迹遍布卑诗省的印第安村落。什幺样的交通工具她都坐过，印第安的独木舟、邮政公司的邮船和货车。在惊涛骇浪中她晕船，但为了能看到那些图腾，她忍受上吐下泻及被一个人丢在废弃村子里的恐惧，在成群的野狗与野猫中，坚持实地写生。她也曾经住在印第安人传统的大房子里面，与他们同吃同住。他们给她取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名字，克莱·怀克，意为“爱笑的人”。她本想让省政府收购这些水彩画，作为考古学方面的材料，但她的建议未被采用。
为了继续出国深造，艾蜜莉·卡尔在温哥华教孩子美术，攒够了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巴黎，那时她已39岁。在巴黎期间，她受法国后印象派和野兽派影响，大胆用色，使画面异彩纷呈。一年后回到维多利亚，她的新画风对当时保守封闭的艺术界无疑是巨大的冲击。没有人欣赏她的画，都希望她回到以前的英国田园风格，画中规中矩的水彩。她长期被当地正统的画派排斥。
但艾蜜莉·卡尔拒绝投大众的喜好，依旧坚持自己的追求。艺术不能当饭碗，她只好靠繁殖狗赚钱，卖自己做的印第安图形的陶艺，并当起了房东。她在父亲留下的地皮里建了一幢二层楼，一间为自己的画室，画室上的阁楼是她的卧室，其他三间房用来出租。她天天跟租客打交道，做饭、清理、讨债，繁琐的日常管理使得一个爱笑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暴怒的老太太。“脏炉子要刷，木柴要劈，还要扫除、掸灰、擦洗、管理花园，就是为了让房子看着像样点，好从可恶的租客那里挤出点小钱以便生存。这期间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一点点地枯萎。”生活教会了她在令人头疼的纠纷中必须强悍，必要时关闸断电。遇到租客拒绝付租金并且威胁她生命的时候，还要叫警察。这种耗尽身心的琐碎事务可以消磨掉任何艺术家的创作欲望，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她没有提起画笔。
与房客打交道让艾蜜莉·卡尔更多地看到人性丑陋的一面，她只能从宠物和大自然中寻找慰藉。她养了一只叫“呜”的猴子，五六只狗，几只猫，两只鹦鹉，还有一只叫苏斯的白鼠。当她被房客暴打后，是这些动物的忠心与陪伴疗愈她被伤害的心灵，让她得到和人相处得不到的温暖。上街的时候，她推着装满宠物的婴儿车招摇过市，引起无数人侧目。人们不能理解她，连她的四个姐姐也不能理解。大家只知道她是个终身未嫁、脾气怪异的老姑娘。即使在她去世后六十多年的今天，当地人依旧谈论她如何将垃圾桶盖砸在对手的身上，如何把医院的护士骂得哭着跑出病房。她的特立独行让她在维多利亚待了一辈子也没有白人朋友，与她关系好的是一个印第安女人和一个华人画家。
艾蜜莉·卡尔的孤寂可以从她的日记里窥见一斑：“我在哪里都不适应。除了满身的病痛，我一无所有。我融入不了家庭，也融入不了教会，甚至融入不了自己房子的房东角色。这很可怕，就像玩抢椅子的游戏。我总是站在外边，永远不能在音乐停止前抢到一个座位。音乐总是提前结束。”这种格格不入被边缘化的感觉，贯穿了她的一生。
然而命运终于对艾蜜莉·卡尔露出笑脸。1927年加拿大的国家艺术画廊要举办一个表现加拿大西部的画展，策展人得知卡尔画印第安图腾，特地上门造访，挑选了几十幅画，使得她有机会坐火车横穿加拿大去渥太华参加开幕式。那时她57岁。
在这次参展中，艾蜜莉·卡尔结识了在多伦多的七人组，她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她被邀请去这些画家的画室里，待为上宾。他们把画作一张张拿给她看，她看得目瞪口呆，世界上还有这幺一批画家这幺画画，色彩可以这样亮丽，这完全颠覆了她以前对风景画的看法。她尤其激赏七人组中的劳伦·哈里斯的画。当她被问及对画作的意见时，她震惊得语无伦次，要知道七人组是加拿大最富盛名的画家群，她第一个反应是：“我？我什幺都不懂！”
“你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他们的肯定让艾蜜莉·卡尔醍醐灌顶，点燃了她心中的艺术火花，再加上国家艺术画廊购买了她的几幅油画，更增强了她的信心。此次画展成了她艺术生涯的转折点，由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与七人组的结识，也使她与同行有了真正的交流。
“画森林吧！”哈里斯建议艾蜜莉·卡尔，因为还没有人能够画出加西的茂密森林。为了更好地体会森林，她买了一个拖挂式房车，在温哥华岛和卑诗省北部四处游荡。为了看到美景，她拖着笨重的身体，夹着沉甸甸的绘画材料，翻山越岭徒步十几公里。盛夏时蚊虫的狂轰乱炸，独自一人在森林被野兽袭击的恐惧，都没有动摇她的决心。每天作画后回到营地，她最快乐的就是与那些动物挤在一起，享受温馨的一刻。几次碰到飓风，暴风把车外的东西吹进车里，同时把车里的东西折腾到车外，她依旧乐此不疲：
“艺术家，你从心灵深处而来，在黑暗静寂的深处。让你的根向深处延伸，获得力量。让它们向深处掘进，紧紧抓住大自然母亲。向光明的地方伸展、推进。从大地深处汲取丰富的养分，并在壮丽的阳光空气中升起。”
花甲之年的艾蜜莉·卡尔从此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期，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真正进入了艺术王国的自由境界。绘画前她念念有词，仿佛是进行一种参拜上苍的宗教仪式，祈求与大自然合二为一，印第安人对自然的崇拜在空气中涌动。她在帆布上挥毫，在牛皮纸上涂洒，她画图腾，也画太平洋雨林中直冲云霄的参天大树。挥洒自如的时候，她就是树，原始森林的精魂在她的血液中奔流。她肆意的画笔一挥而就，画出树干上参差的树枝，也画出海岸边天空浮动的大气韵律。
正当艾蜜莉·卡尔创作巅峰时，一场心脏病将70岁的她击倒在床，她不得不缩小出行的范围。无法住在拖车里就住旅店，依旧坚持户外写生。躺在床上不能画画时，她就拿起笔写她的童年、她与宠物和动物的趣闻、她在印第安部落的所见所闻、她与房客斗智斗勇的故事，还有在她的日记Hundreds of Thousands中记录下她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所思所想。她第一本讲述与印第安人的故事深受大众喜爱，这本书让她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由于她在文学方面的成绩，使得人们注意到她的绘画。
在艾蜜莉·卡尔人生最后的几年，她终于得到了迟来的关注。1945年她在温哥华艺术博物馆筹备展览时，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73岁。
艾蜜莉·卡尔去世的时候，正当声誉渐起。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才越来越感受到她对艺术的贡献。她现在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七人组。不仅因为她的作品前瞻地预示了环境保护问题，更因为她对印第安文化的敬仰，在近世纪引发了人们对之前行为的反思。
艾蜜莉·卡尔的印第安人图腾画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将一个族裔衰落的沧桑与悲怆，描绘得淋漓尽致。她画图腾上的鹰，翅膀微敛，占据了画面的主要，从左向右压下来，仿佛对命运低头的不甘。那种阴郁以至窒息的沉重，让人对印第安文化的消亡而扼腕。
她最成功的绘画是雨林。密密叠叠的树木显示原始森林的狂野，硕大的树紧紧毗邻，密不透风。每株树都有自己的生命及阅历，当它们被成片地砍伐，只剩下一两棵孤零零的树木刺入空中，它们孤傲地将人类的贪婪钉在上面。即使那些被采伐后的树木遗留下的树墩，依旧桀骜不驯，遒劲有力的根茎是对生态破坏的无言吶喊与反抗。
艾蜜莉·卡尔画海边的天空，宽荡空阔，气韵生动，寥寥几笔就把大气的韵律与浮动勾勒得栩栩如生。
人们把她比作北方的凡·高，因为他们的笔触都有一种特定的韵律。但她的经历比凡·高更惨。凡·高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弟弟，让他可以衣食无忧全身心地投入绘画。而她的四个姐姐没有一个能理解她，反而对她指手画脚，冷嘲热讽。凡·高和其他艺术家有交流和互访，在巴黎期间与其他画家进出沙龙，而到了法国南部，高更曾如约前往。而艾蜜莉·卡尔在她生命最蓬勃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孤独作战，只有57岁时才与其他加拿大画家有互动。
但卡尔和凡·高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她的日记和凡·高的书信集都成了艺术家阐释成长之路的最好的文学作品。生长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相夫教子，但她能够摆脱世俗对女人约定俗成的限制，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当时的社会有着不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