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凤高

法国的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原是国王路易十四幼弟阿图尔伯爵私人卫队的医生，又是一位科学家。只因他1780年出版的《刑事立法计划》一书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遭当局查禁。可能是因为这件事，他开始痛恨现行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出版了《火灾物理研究》《关于光的发现》《电力物理研究》等科学着作，在巴黎的科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却得不到科学院的承认，使他感到遭受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决心要变革社会。大革命爆发后，他觉得机会来了。虽然在1789年1月出版的《献给祖国》的小册子里，马拉还表示相信君主政体能够解决法国的问题，可是几个月后，在他出版的一册补充读物中，又说国王只关心自己的财富，不顾人民的死活，同时对那些建议把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为法国榜样的人进行了抨击。

1789年9月12日，马拉出版了一份《巴黎政治家报》，四天后改名《人民之友报》。该报支持采取最激进的民主措施，主张应事先对贵族采取防范措施，声称他们正在阴谋策划毁灭大革命。1790年初，马拉因攻击财政部长雅克·内克而被迫逃往英国，三个月后回国，声望大增。他依然持激进立场，毫不留情地批评温和派革命领导人，警告要反对正在组织反革命活动的王党流亡者。作为1792年9月成立的国民公会的代表，马拉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鼓动巴黎普通市民的阶级意识感情，在议会内和街头示威中得到巴黎人民的积极支持，很快成为国民公会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

马拉的文章和演说十分鼓动人心。如他在1790年6月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着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在《法国革命史》（郑福熙译文）中批评他这言论“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并特别提醒说：“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

1793年7月13日晚，一位穷贵族家庭出身的吉伦特派年轻女子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先是在一家破旧的小旅馆中住下，希望找机会混入支持马拉的群众中去。她事先在衣服里缝上她的洗礼证书，还有一封信，解释她即将采取的行动。虽然带了一份假造的吉伦特派逃犯的名单，但因被马拉的情妇拦住，先在楼下等待。等到马拉坐进唯一有助于缓减遍布他全身的“疱疹性皮炎”的冷水浴中之后，才让准备给他送上名单的科黛小姐进去。经过盘问和交谈之后，马拉赞赏地声称，她所提的这些叛乱分子都会在一周内被送上断头台。就在这时，夏洛特·科黛拔出一把刀，将其刺入马拉的胸部，并切断了马拉的颈动脉。马拉的几名侍者进来，抓住行刺者；但是为时已晚，马拉在几分钟内就流血致死。马拉死后，斯潘塞·博蒙特写道：

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雅各宾派把这看成是吉伦特派背信弃义的证据，他们呼天抢地，喊叫还我马拉，并请巴黎的雅各宾派代表雅克·大卫使这一残忍恶行的牺牲者永垂不朽。往日都沉默寡言的雅克·大卫，不平常地喃喃回答说：“我会做的。”因为在一次击剑比赛中受伤，他脸上有个大大的肿瘤，使他说起话来结结巴巴。（H. Spencer Beamont： Art as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in Davids The Death of Marat，War，Literature &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Vol.30 / 2018）

雅克-路易·大卫 （JacquesLouis David，1746—1825）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画家。在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便“成为罗伯斯比尔领导的雅各宾组织的成员，一名负有政治使命的艺术家”（《不列颠百科全书》）。他怀着极大的政治激情，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这幅《马拉之死》（La Mort de Marat），其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

在《马拉之死》中，大卫完全抹去夏洛特·科黛（的存在）。（因为）对这个寻求悲剧女英雄作用的可爱的24岁处女的任何表现，都会引起同情，从而有损于马拉牺牲的崇高审美。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科黛就是地面上她的血淋淋的刀子——实际上，她没有企图逃跑，而让这把刀仍旧插在马拉的胸腔上——她的血迹斑斑的信也仍然紧握在他手里。（H. Spencer Beamont： Art as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in Davids The Death of Marat，War，Literature &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Vol.30 / 2018）

另一位法国画家保罗·雅克·埃米·博德里（Paul-JacquesAiméBaudry，1828—1886）在1861年也画过和大卫的《马拉之死》同一题材的油画。不但从画的题名《刺杀马拉后的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Marat）就可以看出，博德里画作的主角是夏洛特·科黛这位女英雄，而不是大卫画作中死去的马拉。画面突出表现了夏洛特傲然站立在前方，等待被逮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死去的马拉被退到背景的一旁，几乎不为观众所注意。因此，如果说大卫创作《马拉之死》是为了让马拉永垂不朽，那幺博德里创作《刺杀马拉后的夏洛特·科黛》则是为了让夏洛特·科黛永垂不朽。埃米·博德里不是一位多幺伟大的画家，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更不能和大卫相比。只因他这幅《夏洛特·科黛》所表现的对马拉和夏洛特·科黛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他对疯狂的“大革命”的理性认识，使这画被认为是一幅值得赞赏的名画。

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在1907年也画过刺杀马拉的画。

蒙克的许多画作，如他最为人知的《呐喊》和《病孩》等，创作的时候，都融进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主编特雷西·索斯盖特相信，蒙克创作选择刺杀马拉这一题材，也与他自己的感情经历有关。

1898年，爱德华·蒙克第一次遇见图拉·拉尔森。图拉是挪威最大的葡萄酒商的女儿，她和蒙克都是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过着波西米亚生活方式的人。当时，蒙克虽然事业达到顶点，但是，童年时代母亲和姐姐死于肺结核的阴影一直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使他怀疑与他接近的女性会有肺结核的毒素。四年后，1902年，在与图拉的恋情处于高峰、试图与她永远断情的时候，蒙克开枪射击自己左手的一只手指，击伤了另一只手指。特雷西·索斯盖特说：

蒙克在这场神秘的枪击事件发生之时就已在大量喝酒，现在他的饮酒量比以往都大。他多次参与公开斗殴，几次设法矫正都没有成功。他的绘画，一开始就痴迷于死亡和垂死的场景。如今开始表现一种精神错乱和暴力的死。1906年，他在一家餐馆画的一幅自画像，他的背后全是葡萄酒瓶（画题就叫《自画像和葡萄酒瓶》）。同年，他画了一个女人站在一张床边，床上正躺着一个男人。他将这画题为《女杀人犯》（The Murderess），称另一个版本为《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在这种谋杀的主题中，人物往往都是穿了衣服的，有时也赤裸；有时，色彩像新鲜的水果和花朵那样纯真，有时，他们也像（大革命）“恐怖时期”一样的血腥；有时候，整个场景也不可怕，几乎很亲密，有时场景又过于压抑。总之都是恋人们和那个已死的男人之间的关系。

以这种谋杀主题为基础的许多绘画中，有一幅作于1907年，即与图拉·拉尔森的关系最后破裂的五年之后。挪威奥斯陆画家画廊、蒙克美术馆馆长阿尔内·埃格姆（Arne Eggum，1936— ）指出，尽管（画中的）那个女子的形象是取自于一位模特儿，显然还具有图拉·拉尔森的特点，所以是属于那件恋爱关系。他继续写道，“那个男人正躺在一张斜着伸向画面的床上。男人的身材特别短小，造成一条斜线。那个女人僵直地直面而立，有如一根盐柱。这画表达了惊恐的憎恨和永远无法实现沟通的渴望。”埃格姆博士随后提请注意画中可能与蒙克笔记本中有关这一射击事件的各种因素：“例如，在桌子上，可以看到开枪前图拉·拉尔森刚刚在吃的水果，还有她的一顶漂亮的帽子……

同样有意思的是蒙克为这些画选用的标题，因为涉及一桩历史事件，但没有像通常所描绘的那样。此事发生在1793年7月13日的巴黎……四天后，夏洛特于1793年7月17日受到审判，被送上断头台。马拉在当代人雅克-路易·大卫描绘他坐浴的着名绘画中得以不朽，蒙克充分利用他的艺术许可，仅保留这个标题。 （H.Therese Southgate： Death of Marat，JAMA， 1992，Vol.267，No.22，Cover.）

由此看来，蒙克的《马拉之死》既不同于大卫的《马拉之死》，也不同于博德里的《夏洛特·科黛》，而只是借这一历史事件，像他以往所常有的那样，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