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时芬
74岁的耶伦成为美国新政府的财政部长。在她的职业生涯中——从2014年出任美联储主席到这次出任财政部长——一直有个有力的竞争者，他就是劳伦斯·萨默斯。
劳伦斯·萨默斯又名拉里·萨默斯，出道很早，年纪轻轻就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就家世显赫、经历丰富、名声巨大而言，当今经济学家中实在无出其右者。
显赫家世
萨默斯从事经济学事业，可谓“根正苗红”。1954年11月30日，萨默斯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戈州的第二大城市纽黑文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家庭。父亲罗伯特·萨默斯是波兰犹太移民的后代，母亲安妮塔·萨默斯则是罗马尼亚移民后裔。夫妇俩当时都在耶鲁大学做经济学教授。后来，他们都跳槽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终身教授。罗伯特·萨默斯是国际经济数据比较研究的顶尖专家。安妮塔也富有才华、治学严谨，曾参与创办和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特朗普的母校）。
提起萨默斯，不得不提一下他的伯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15—2009）。他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随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学教授。他发展了数理经济学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全能型经济学家。更多人知道萨缪尔森是由于他撰写的影响力巨大的教科书《经济学》。这是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本教科书，1948年初版，经过不断的版本修订，至今仍风靡全球。该书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销量达500万册，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将此书作为专业教科书。该书影响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人，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
萨缪尔森于1947年成为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美国人。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说：“（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是其他任何一位当代经济学家都无可比拟的。”萨缪尔森有句流传世界的名言：“你们只管撰写或改写美国宪法，我只要能写大学本科一年级生的教科书就可以了！”可见他对自己的成就是多幺自负。
因为保罗·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界太有名，他的弟弟罗伯特·萨缪尔森，也就是萨默斯的父亲，不愿意与他联系在一起而沾光，所以才将姓萨缪尔森（Samuelson）改为萨默斯（Summers）。
萨默斯的大伯光芒四射，他的舅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1921—2017）也不遑多让。阿罗是萨默斯妈妈安妮塔的亲哥哥，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银行工作的父亲失业，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他只得进入不收学费的师范学院学习，理想是谋得一个不太会失业的中学教职。1940年，阿罗从纽约市教育学院毕业，主修课程为数学。但他的兴趣不是当中学数学教师。他拿着父亲向朋友借来的学费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阿罗选修了着名经济学家霍太林（Harold Hotelling，也是弗里德曼的老师）的课，课后问霍太林能否帮助他获得数学系的奖学金。霍太林表示，对数学系的奖学金发放他无能为力，如果阿罗转到经济系，他或许能帮上点忙。于是，受经济压力所迫的阿罗就转到经济系学习，并在1941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
不久，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阿罗于1942年—1946年在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部服役，从事天气预报工作。战后，阿罗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并在 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除了1962年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68年至1975年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之外，他一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退休。
阿罗是着名的数理经济学家，因在一般均衡理论（阿罗不可能定理）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此殊荣的第三位美国人。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1957年，阿罗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哲学学会会员；同时，他也担任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1963年，担任美国管理科学学会会长。1973年至1974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或许是继承了高智商家族的优秀基因，萨默斯在幼年时候对数字的掌握和信息的领会上有着超乎寻常的本领，简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据说他2岁时就能分辨出坐车出行时沿路那些加油站的名字；7岁就能报出约翰·肯尼迪内阁全体成员的名字；9岁时整个周末坐在电视机前看完肯尼迪遇刺的相关报道；10岁时参加地方电视台的智力问答秀能够答对所有问题；11岁时能够采用对数的方法预测一支棒球队在7月4日的比赛成绩。
萨默斯共兄弟三人，教授父母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教育，为一家人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家庭气氛，让学习和解决问题成为这个家庭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萨默斯对他的伯父和舅舅不是那幺亲近，但这两个经济学大师的学术成就却时刻在影响着小萨默斯的成长。萨默斯的两个弟弟理查德和约翰也非等闲之辈，他们一个是着名的神经学家，一个是律师，都有各自的事业和成就。
求学、研究和从政
萨默斯16岁就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先修读物理学，后转修经济学，就读期间曾是麻省理工学院内一名活跃的辩论队员。大学二年级时他就担任了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助教。1975年获得学士学位后，他被哈佛大学录取为研究生。1981年，费尔德斯坦担任里根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7岁的萨默斯再次成为他的助手，可算是为将来从政试水。1982年萨默斯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作短期教学，次年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1988年，他迈出从政第一步，成为当时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的兼职顾问。1991年，37岁的他离开哈佛大学，担任世界银行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不多久，他加入克林顿的总统竞选阵营。1992年后者胜选后，给萨默斯的位子是主管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1999年7月，风度翩翩、精明强干的华尔街基金经理出身的罗伯特·鲁宾因为“个人原因”辞职，萨默斯接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那年他才45岁。共和党人乔治·布什担任总统后，萨默斯赋闲了半年，然后于2001年7月1日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在这所顶级名校掌舵人的岗位上干了5年。2006年6月辞去校长职务后，萨默斯仍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担任教授。
作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萨默斯在宏观经济、财政、劳工经济及金融等各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此，1987年，他成为获得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沃特曼奖的第一位社会科学家。1993他因在经济学界的杰出表现获得美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获得克拉克奖章通常被视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兆，保罗·萨缪尔森和肯尼斯·阿罗都曾获得该奖。萨默斯也是国家科学学院成员。他还是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科学学会成员。
对于萨默斯来说，从政的最高光时期是1993年到2001年他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期间。当时，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鲁宾和萨默斯担任财政部正副部长。时代的大背景是：冷战结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获得全面进展，使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国际游资金额巨大，追逐利润的流动速度极快，就像一头疯牛一样到处乱窜，所到之处给开放不久的新兴国家留下一片废墟。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已无法适应和对付这些眼花缭乱却危机四伏的 “创新”冲击。
面对异常复杂和微妙的局面，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三人大显身手、配合默契，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配合，同时裁减政府冗员，让美国经济实现了连续8年的持续繁荣，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还降服了困扰美国经济近30年的高额通货膨胀，联邦政府也在近30年来首次实现财政盈余。这三个人都是市场经济的坚定信仰者，但又对市场的缺陷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又主张政府实施必要的调节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因此，顺势而为成了他们成功管理美国经济的总方针。在经济惨淡时，他们对政策的效果持乐观态度；在经济景气时，他们又保持着一定的忧患意识。
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国力随之大增，使得美国有能力更多参与国际事务。在克林顿政府任期内，美国参与了救助阿根廷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萨默斯1993年担任主管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1995年担任副部长，1999年接任财政部长，他的职责包括了绝大多数重要工作，比如税收政策、金融体制、国内政策、国际政策的制订和实施。1995年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8年对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救助，是萨默斯主导的最突出的成就。
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是20世纪末风云际会的时代幸运儿。1999年2月15日出版的《时代》杂志，把他们三人并称为拯救世界经济的“三个火枪手”。
“明星校长”的滑铁卢
2001年，共和党人小布什赢得了总统宝座。“一朝天子一朝臣”，萨默斯随着民主党人一起离开了政府。赋闲几个月后，2001年7月1日萨默斯回到了10年前他离开的哈佛大学。但这次他不是回去当教授的，而是出任这所全世界首屈一指名校的第27任校长。
不是什幺人都可以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这次董事会从400个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精挑细选”，最后萨默斯脱颖而出。萨默斯的家庭背景以及其本人的学术成就与从政履历均可圈可点；而且他正值壮年，博学睿智、精力充沛、敢做敢为。这些都是其他候选人望尘莫及的。
在萨默斯接下这副重担时，哈佛大学面临发展困境。随着世纪之交时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哈佛大学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是像外人看上去那样自信从容、笑傲江湖，而是充满了焦虑与困惑。哈佛大学在教授的延聘和课程设置上都比较保守，已经不太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耶鲁、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和纽约大学正在迎头赶上。它们的校长都很有远见，学校充满活力。哈佛大学不想失去自己一贯的优势。董事会对萨默斯充满着期许：他们要他去管理哈佛大学，去纠正那些令人尴尬的错误，去改变哈佛大学现状，缩小糟糕的状况与公众形象之间的差距，重新恢复哈佛大学昔日的荣耀。具体来说，萨默斯面对的任务是要改造和完善本科生教育，促进科学研究，开发奥斯顿校区，让哈佛大学走向全球化。
董事会选择萨默斯当哈佛大学校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有巨大的社会资源，可以为哈佛大学筹得尽可能多的资金。董事会的大多数人对教育、科研并不懂，他们只对钱财的增值感兴趣。对一所私立名校来说，这样的要求也无可厚非。萨默斯那样的“明星人物”正好被认为在筹资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时，校长遴选委员会中至少有四名成员对萨默斯的鲁莽与傲慢的性格深感忧虑，但没有人去征求一下教师们的意见。更有甚者，遴选委员会某些成员在对哈佛大学教职员工讲话时，表明他们要找一个明星人物，一个着名人士，一个能从容掌控校长之位的人。最终，董事会将哈佛大学托付给了“以才华卓越而着名却又因脾气暴躁而臭名昭着的人”。
面对哈佛大学的召唤和期待，雄心勃勃的萨默斯跃跃欲试。他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冲动，渴望能成为一个伟人，一位众望所归、大权在握的活跃人物。萨默斯认为自己不必待在华盛顿工作也照样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他希望自己能作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之一而载入史册。
萨默斯的前任——第26任校长鲁登斯汀曾筹到26亿美元，哈佛大学的账户上有190亿美元，所以筹款压力不是很大。萨默斯上任后把主要精力用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上。
他大力建设一些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专业，引进了拥有新知识的年轻教师，使教员数量大量增加；同时，他打算限制一些传统专业老师的数量。他反感对权威崇尚，一改教授们不与本科生打交道的惯例，要求着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他对许多新设施进行了重大投资，首次对哈佛大学奥斯顿校区的建设采取了有力的举措。
萨默斯在专业设置和教师引进上的改革，以及要求名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无疑动了哈佛大学那些学术大佬的奶酪。他们开始对萨默斯的改革心生反感，加上萨默斯一贯的傲慢强硬、口不择言、特立独行作风容易授人以柄，有几件事导致他多次与师生发生冲突并最终下台。
上任伊始的7月，萨默斯在非裔美国人研究系（Africa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与教授座谈，评论“平权法案”时出言不逊，引起大家反感。他与终身教授（全哈佛大学只有17名）科尔内尔·韦斯特产生争执，事后又别有用心地捏造谣言而误导新闻界，导致韦斯特和另一位黑人教授于次年投奔普林斯顿大学。这一事件差一点导致鲁登斯汀花费十年心血建立和寄予厚望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系毁于一旦。萨默斯在处理这一本来是小冲突的事件时有失明智，事后仍固执己见。这让知道内情的教授们深感不安，认为“这位新校长显然深谙华盛顿政界的那一套”，从而失去了教师们的信任。
萨默斯上任两个多月后，正逢9·11事件，哈佛大学不少人认为美国政府也应反思。萨默斯大觉逆耳，他召开大会，警告“左倾自由主义分子”：“不要以为你们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他想堵师生们的嘴，却让享受惯了言论自由的哈佛大学人心生不满。
哈佛大学各学院院长向来有自主权，校长只负责提名院长人选，这是哈佛大学人所乐道的“权力平衡”。萨默斯上任后，把“权力平衡”换成“中心权力”，其中心就是他自己。这样做违反了共同治理的信条。
学校董事会对萨默斯怀有很高的期待，他自己也有着极高的自我期许。萨默斯大胆激进的行动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难免急功近利。他一贯的“傲慢与急躁脾气”一览无余，越来越多利益受损的学界大腕们正在伺机发泄他们的不满。
2005年1月14日，萨默斯在全美经济学家会议上说：男女之间的先天性差别可能是女性在数理领域鲜有建树的原因之一。他口无遮拦的“政治不正确”言论顿时在校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尽管萨默斯校长事后多次发表口头解释以及公开信来澄清与道歉，试图平息这场所谓的“口误”纷争，但收效甚微。批评之声仍然汹涌澎湃。萨默斯没想到，他不是以哈佛大学校长，而是以经济学者身份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引述别人研究成果的发言，居然会遭到学校里那幺多教授的炮轰。批评已非就事论事，而是达到“起哄不嫌事大”的程度。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250多位教授和其他员工于3月15日云集该校的“大学馆”，一致“声讨”萨默斯，对校长的领导能力、管理风格提出质疑，并以218票对185票和18票弃权的投票结果，表示 “对劳伦斯·萨默斯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
这是这一顶级学府300多年历史上，教员会议首次对校长提出的不信任投票。这一投票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全校教员和校长之间的矛盾。尽管不信任案无法解除萨默斯的校长职务，但它表达了全体教员的意愿，对萨默斯校长构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2005年5月16日，为了安抚教员的愤怒，哈佛大学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招募、支持与提升教员中的女性与未被充分代表的其他少数群体。日益尖锐的萨默斯和教员之间的矛盾暂时缓解。
压垮萨默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年后发生的一起辞职事件。哈佛大学最大的学院——文理学院院长威廉·科尔比于2006年1月27日宣布学期结束后辞职。尽管科尔比强调这是校方和他一个“共同”决定，但群情激愤的文理学院教员坚持认为是萨默斯与文理学院之间的长期尖锐矛盾及他对科尔比的打压逼走了他们的院长。声讨风波愈演愈烈，教授们指责萨默斯独裁专制、滥用权力、玷污了哈佛大学的名誉等等。文理学院教师策划在2006年2月28日再次举行对萨默斯的“不信任投票”。
眼看着自己在和保守的教员的斗争中即将失败，为了顾全颜面，萨默斯于21日在哈佛大学网站上宣布：“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文理学院同仁们的隔阂，已经令我无法推进对哈佛大学将来而言至关重要的改革。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他将于这一学年结束时的6月辞职。辞职后，他将休息一年，然后仍可能回到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萨默斯向记者强调，他不是被迫辞职的。
萨默斯由此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长。在20世纪中，哈佛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大约为20年。他的前任鲁登斯汀被认为是自美国内战爆发之后哈佛大学校长里任期最短的一个，在位也达10年之久。
萨默斯宣布辞职后，哈佛大学官方网站对他表示了感谢，认为他对哈佛大学的改革与发展功不可没。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说，萨默斯让哈佛大学充满“梦想和活力”。萨默斯赋予学校领导层一种“大胆的激情和首创精神”，率领哈佛大学“为知识领域以及更广阔的世界做出重大贡献”。
哈佛大学校长是个费神的差事，上任初期，萨默斯说自己如履薄冰。他希望通过锐意改革，保持哈佛大学的领先地位。他迫不及待地要向哈佛大学展现他与前任校长、甚至历任校长都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和领导风格。一些哈佛大学校园评论员把他的言行解读为“他不会因为回到这个敬畏传统、注重连贯性的地方而被吓倒”。“旧传统对拉里·萨默斯来说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萨默斯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
然而，大学这个组织是有惰性的，并且越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独领风骚的大学，惰性越强，越对传统有着依赖与迷恋。FT专栏作者露西·凯拉韦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在一个伟大的大学校园里，确实有一种与修道院、庇护所里非常相似的感觉。大学是需要哄着宠着的，而不能对他们来横的。”历届的哈佛大学校长一贯是依赖各种技巧去引领这个以独立与自信而闻名的社群。
萨默斯的锐意改革倒像是要烧化哈佛大学300多年来的传统坚冰。不过，激进的改革家撞上了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学红砖墙，最终不但改革进行不下去，连自己的校长位置也保不住了。他在辞职的公开信中说：“有些时候，我本来可以更聪明、更谦恭地挑战这个团体。这些都是我要吸取的教训。”
谁也不否认萨默斯的才智、激情、远见与领导力。按《波士顿环球报》的说法，在就任哈佛大学校长的5年间，萨默斯确实刮起了一场龙卷风：扩建哈佛大学新校园，调整本科教育方向，削低贫困生入学门槛……这些激进改革措施无不赢得各方好评，被普遍认为代表着名校的未来发展方向。但他也有致命弱点：恃才傲物的他将过度的傲慢与自信带到了校长宝座上，他很难躬身倾听，无法与学者有效沟通，他总想要驾驭别人，而不是说服别人或是以身作则。而口无遮拦的说话风格也让他屡屡触及“校园政治”的话题禁区：性别、种族、宗教以及性取向。
对于辞职，萨默斯说他“感情非常复杂”，并对自己与文理学院同仁们之间的不快表示遗憾。但他仍在辞职信中说“自满是哈佛大学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他辞去校长职务后，最希望哈佛大学能够继续推进革新之路。
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后，萨默斯又回到了华盛顿。2006年，他成为卓越人士联席会议成员，负责监察联合国贸易及发展委员会的工作。2009年，他被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任命为美国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负责制订金融海啸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政策。同时，他一直在哈佛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从这点上说，哈佛大学对他的包容体现了这所顶级名校的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