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荷
电影《逍遥·游》开场前一个小时，检票处的队已经排了好几圈。
很多人想知道，处女作已然表现不俗的导演梁鸣，这次是否会在他的“福地”平遥带来更大的惊喜？班宇的小说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会是怎样的质感？诸多疑问亟待解答，而事实证明《逍遥·游》没让人失望。
2018年，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发表在当年第四期《收获》杂志，同年12月登上《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榜首。两年后，班宇的第二部小说集以这篇小说命名。
《逍遥游》以女孩许玲玲为第一人称叙述。“我”被查出得了尿毒症，不久后母亲因脑出血去世，早已抛下“我”们娘俩的不靠谱老爸许福明，为了照顾“我”又搬回来与“我”同住。“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谭娜；还有一个老同学，叫赵东阳。某天“我”们一时兴起决定去山海关旅游，故事结束在“我”们回到沈阳的第一天晚上。
这篇小说不同于班宇以往的风格，脱离下岗故事的沉重哀伤与男性主体的粗粝感知，《逍遥游》带着特殊的暖色。它的叙述者是女性，下岗作为背景被放得非常靠后，读者能够在文字里触摸到的，是生之欲的脉搏，以及亲情友情的温暖与柔软。
后来，制片人吴觉人把这个故事推荐给了导演梁鸣。梁鸣被这篇小说打动了，他给多次合作的演员吕星辰一字一字地把它读了一遍，然后决定自己的第二部长片作品，要改编这篇小说。
梁鸣作为导演的生涯近几年才起步，但在此之前，他演过几部电影，做过娄烨的副导演。2019年，梁鸣以长片处女作《日光之下》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斩获“费穆荣誉·最佳导演”奖项，他说自己是“平遥出来的导演”，今年他带着《逍遥·游》回到平遥，作品成了当届“爆款”。
梁鸣和他的团队做得比我们期待的更好。通过在文学与影视之间打开通道，《逍遥·游》重塑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现实主义，它老老实实地讲述着普通人的辛酸哀乐，东北人的幽默与文艺片的浪漫作为调剂，我们久违地想起，原来电影应该是生活的切片。
映后第二天，南风窗记者与导演梁鸣聊了聊，有关他如何让这个故事在大银幕上活起来。
什幺是“逍遥”
在《逍遥·游》亚洲首映的映后，梁鸣提到，许玲玲有两个最接近“逍遥”的时刻。
一个是玲玲对爸爸说，“把虾放上面”，那时她知道，明天的生活还得继续，“这日子咱爷俩还得继续过”；另一个是结束了山海关一游回到沈阳，她走到楼下，看到父亲和女友在厨房里做饭，她钻进倒骑驴（三轮车中的一种）避风，选择把那个温馨的时间、空间还给父亲。
第二天，在采访中，梁鸣再次向南风窗记者解释了何为“逍遥”：那是一种向内寻找的精神世界的拓展，是对生活的高度接纳。这成为电影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逍遥游”已经不再是语文课本上的一篇古文，也不是一次短途旅行中的飘忽感受，而是在生活层面，对“逍遥”心境的探寻。
电影的名字比小说的名字多了一个点，用来间隔“逍遥”和“游”，英文片名是carefree days，意为“无忧无虑的日子”。可以看出，这个故事的电影版本，把对自由的向往放到非常核心的位置。
东北文学复兴至今，影视作品的不断阐释附加其上，让东北故事有了固定的面目。梁鸣不想拍一个刻板印象里的东北，他当然认同这片土地独有的幽默与坚韧，但他更想呈现的是普通人的真实—“接纳生活”，这是普通人的共性。
梁鸣解释了何为“逍遥”：那是一种向内寻找的精神世界的拓展，是对生活的高度接纳。这成为电影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梁鸣的上一部作品《日光之下》发生在东北边境，讲述的是边缘故事，边缘地域边缘人群边缘情感。在《逍遥·游》，他转而在时代最一般的部分里取样，许玲玲、谭娜、赵东阳、许福明，都是最普通的人，200块钱不会压死他们，但是他们又活得精疲力竭。
梁鸣将这种普通视为一种“时代性”。
作家李陀在对《逍遥游》原着的评论当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李陀反复提到“贫困”， “像一层浓厚的灰色雾霾一样笼罩在四位小说人物头上的贫困”，但那不是我们会在19世纪小说里看到的，“揭不开锅”“勉强活命”的贫困。当代写作者在触及贫困时，都不得不意识到一个事实：“典妻鬻子、啼饥号寒”的悲惨正在逐渐消失，但它只是被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一种很容易被社会，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取代了。
看到被忽略的真实，是当代现实主义写作的起点。
以文学和影视两个载体面世的《逍遥游》，就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的。梁鸣说，很多文艺创作偏好关注更边缘和底层的人，或者相反，谈及更有权力的人，但是有些人夹在这中间，他们普通到不会被谈及，“却恰恰是社会的大多数”。
他们在烦心什幺呢？他们有什幺梦想？梁鸣意识到，这些故事是值得讲述的。
梁鸣最早读到这篇小说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很想陪着玲玲”。他让自己惯用的手持摄影变成一种陪伴，在生病之前，这个女孩充满了生命力，摄影机的运动幅度更大；随着她的活力被病痛磨去，生活趋于平缓，摄影机的节奏也越来越温柔。
他对这篇小说的影视化有几种设想，最后决定遵从原着，保留了大部分情节甚至台词。这也是遵从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生活质感的（小说），没有必要再去做很大的改变了。”
日常生活的氛围，像琥珀一样被封存在班宇的文字里，梁鸣用细节将其复原。许福明的倒骑驴，隔风的塑料罩，谭娜卖衣服的档口，靠着铁轨的小房子，还原小说，也是还原生活，还原沈阳。
还有一些细节来自梁鸣：艾丽娅饰演的母亲韩彩琴骑着车子去打豆浆，半路上因为脑出血去世，那个水壶是梁鸣的生活体察—他也是东北人，来自更北的黑龙江伊春，他妈妈就用那种壶打豆浆。
挂在车把上的一块豆腐，是最普通的生活细节，更成为重要的情感枢纽。玲玲通过保存这块豆腐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然而当父亲把这块豆腐从冰箱里拿开，把自己买的虾放了上去，玲玲没有责怪他，而是原谅他，放下这块豆腐意味着她决定勇敢面对新的生活。
像这样的细节一个接一个在电影里铺陈开来，梁鸣为它们找到了每一个根植生活的理据。许玲玲想看极光，一开始，她吃的蛤蜊壳上反射出五彩斑斓的光，那是愿望的萌芽；后来她去了更远的地方，赵东阳带了一个小投影仪，破旧旅馆的天花板上就有了绚烂光点，这是普通人的浪漫。
东北故事里，不可缺少的元素当然是幽默。
许福明给玲玲买卫生巾，这个老头儿分得清“日用和夜用”，被玲玲揶揄“没白处那老些”（方言“那老些”意指“那幺多”：片中许福明热衷于换女朋友，也是玲玲一开始怨恨他的原因），观众因为这个段子笑了，这气氛似乎也松动了玲玲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电影里，赵东阳的职业被调整为在医院和殡仪馆之间往返，约定去山海关旅游的早上，他家里的车出了问题，于是只能开着工作用的灵车踏上旅程。对玲玲这样一个自觉活不长了的重病患者，坐灵车是东北人的“心大”，也是自嘲，更是豁达。
三个年轻人决定去山海关旅行，因为谭娜说到自己很长时间没出过铁西。几个没出过沈阳甚至铁西区的年轻人，梁鸣觉得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没有什幺很大的梦想，也不会想去北京上海闯一闯，事儿来到眼前了，躲不开只能迎上去，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只剩下把手里的日子过明白一点。
中国式三人行
这不是梁鸣第一次处理三人关系。
在处女作《日光之下》当中，吕星辰、王佳佳、吴晓亮三个角色之间涌动着暧昧的张力。《逍遥游》的人物设置来自班宇，但梁鸣承认三人关系确实会比较吸引他。
三人关系原本是一种法式叙事，作为三人行经典的法国电影《祖与占》里，这个故事成立于一种开放式浪漫关系，因为这个国家一直有“情人”的传统，它指向的是亲密关系里的复杂和流动。
但是梁鸣对中国语境下的三人关系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鲜的想法。他说，独生子女这一代从小就活在三人关系之中，但是“不被成长中的我们察觉”。三口之家作为一个社会最小单位的人际结构，其中有很多复杂和微妙的部分。
在电影里，许玲玲和谭娜是多年好友，赵东阳是她生病之后才跟她熟络起来的老同学，他们三个因为许玲玲的这场大病得以联系在一起。
独生子女这一代从小就活在三人关系之中，但是“不被成长中的我们察觉”。三口之家作为一个社会最小单位的人际结构，其中有很多复杂和微妙的部分。
片中，许玲玲得的是尿毒症，她需要定期去医院透析。梁鸣和吕星辰，还有其他美术、道具等部门的主创去了透析病房，对病患、家属、护士、医生做了大量采访。最后反映到电影里，艾丽娅饰演的母亲有一场戏，在半夜用棉签蘸水轻轻濡湿玲玲的嘴唇，是非常落地的细节。因为尿毒症患者需要严格控制饮水量，“渴得受不了的时候，可以用棉签蘸水湿一湿嘴唇”。
了解患者的故事，让梁鸣对围绕许玲玲而成的人物关系有一个新的视角。生大病不仅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还会让社会关系发生巨大的坍塌。“原来叫你喝酒你不能喝了，叫你蹦迪你也不能去了，你也不能再跟别人一起熬夜了，你的社会关系会破碎掉，最后你的社交范围就会越来越窄。”正因如此，依然陪伴着许玲玲的谭娜和赵东阳，是她在亲情之外的最后堡垒。
谭娜和许玲玲之间是一种类似母女、类似姐妹的友情，这是梁鸣擅长的—拍摄女性之间的情谊。在《日光之下》里，吕星辰和王佳佳之间存在一种嫉妒与依赖融杂的暧昧情感。《逍遥·游》里的女性情感更明朗，但依然投射了梁鸣对生活的细腻体会。片中谭娜陷于不健康的情感关系，玲玲会直接骂她，数落她。在海边的戏份里，谭娜抱着玲玲为她挡着海风，就像抱着自己的小孩。
梁鸣再一次提到了独生子女。东北是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最早、最彻底的地方，那些“孤独的小孩”在成长中一直试图从朋友身上获得替代性的兄弟姐妹之情，于是梁鸣的镜头下，朋友之间存在类似家人的相互依赖。
孤独似乎是梁鸣体会生活的原点，他对关系和情感的理解，往往都会解释到人的孤独上去。
当被问到东北人为什幺这幺幽默，梁鸣也将其解释为对孤独的对抗。虽然东北三省各有不同，但整体来讲都是“天寒地冻”，冬天相对比较漫长，大家希望聚在一起有点热乎气，除了吃点喝点，就是贫嘴，“在对抗孤独的过程中自然地生出了幽默感”。
电影在沈阳拍摄，勘景的时候班宇来过几次，这是他的故乡。饰演谭娜的李雪琴也是辽宁人，她的气质与电影几乎浑然一体。
女主角许玲玲的扮演者吕星辰是浙江人，在开拍之前她必须先过语言关，为了体会角色和学东北话，她先去找李雪琴，花大量的时间跟她在一起。李雪琴工作很忙，吕星辰有时候只是观察她，陪伴她，久而久之，她开始体会到那种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好朋友之间如同姐妹的友情。
吕星辰以过关的语言和细腻的感触，完美出演了许玲玲这个人物。在这个三人关系为基础架构的故事里，梁鸣评价她的表演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放眼整个电影的创作。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她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女演员”的奖项。
生病，行乐
《逍遥·游》是一部关于身体的电影。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梁鸣提起了兴致，感觉这是解读电影的一个有趣切口。
贫困的终点是只有身体的自由，因此许福明为了攒钱会去做裸模，生病之前许玲玲是个模特，他们都是靠身体谋生的人。
电影开头，许玲玲在酒吧里舞大旗，上面写着“及时行乐”，也是她对人生的态度。然而命运的残酷在于，病痛夺走了她“行乐”的能量，她不得不面对病痛对身体缓慢的消耗。
人在生病之后，会被最大程度地提醒身体的存在，于是梁鸣和吕星辰都必须关注在许玲玲身体上发生的变化。
尿毒症患者如果超过两天不透析，身体就会开始浮肿，也不能吃含钾高的食物。玲玲看到爸爸为了自己去做裸模之后，她有一种自我惩罚的心态，所以她去吃炸串，第二天一定会水肿。吕星辰前一天晚上大量喝水，吃面食，这样第二天上戏的时候她的脸就是浮肿的。
但是，恰恰就在她逐渐虚弱和萎缩的生命里，许玲玲生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母亲去世，父亲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重逢赵东阳……在她面临的种种境况当中，每一次她都抓住任何够得到的东西，努力地把生活过下去。所以她原谅了父亲，她去做寿衣直播来养活自己，她去旅行，在不开心的时候违反一个尿毒症患者的禁令大吃大喝。
贫困的终点是只有身体的自由，因此许福明为了攒钱会去做裸模，生病之前许玲玲是个模特，他们都是靠身体谋生的人。
这个过程是非常动人的，说到这里，梁鸣一开始那句“想要陪着玲玲”的意涵变得更加清晰：他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普通人对抗命运的重力，用力活下去的过程。
班宇一开始是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谁谁家的小孩得了大病。“我虚构了大部分情节，出乎意料，推进很快，甚至超出我的控制，我时而觉得自己像许玲玲，想去环抱，却虚弱无力，时而觉得自己是许福明，陷在一片大雾之中，却总想着笨拙起舞。两者既对立，又是一体，不单单是血缘关系，我想他们也曾共同听见那些呜咽，并为之停驻片刻。”
现在，梁鸣以一次出色的改编，为许玲玲找到了更多的朋友，来倾听那些“呜咽”。
聊完《逍遥·游》，梁鸣提到了他接下来的计划。下一部电影依然改编自班宇的小说，《冬泳》集子里的最后一篇《枪墓》。他会把这个故事拍成一个犯罪悬疑的类型片，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他说“没有挑战的事情做起来就没意思了”。
《枪墓》是一个父辈故事，而“父辈”是东北文学里最重要的关键词。《逍遥·游》是个例外，它的叙述主体是年轻人，但梁鸣还是看到了那个重要的背景：有一场戏是，许玲玲在母亲的遗物里找到了父母过去的荣誉证书，他们都曾经因为辛勤的劳动得到表彰，如今他们依然努力生活，却无人问津。
东北的年轻人承接了父辈的失落，“那些背景是蔓延到他们的家庭和成长中的”。但梁鸣还是重申，这个故事真正打动他的是普遍性，它发生在了东北，但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因为普通人到处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