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晶晶

在文字回复里，白蕊发来了三次“嘿嘿～”，显得亲切快活；到了镜头前，她就有些局促，不知道手往哪里放才好；但讲起自己的研究，在流利的表达里，她又恢复了自信和从容。

许多时候，你都能在白蕊身上感受到青年给科学增添的朝气和纯真。

最让人艳羡的是，31岁，她已经在《科学》《细胞》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10篇论文。在十年磨一剑的科学领域里，这是惊人的速度。

这些研究是突破性的，它揭开了RNA剪接体的工作机理，为探究生命科学之中心法则的奥秘开出了一条通道，把基因表达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白蕊由此成为联合国授予的“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她是如此年轻又成绩斐然。

2023年12月，她把樱桃小丸子发型烫成了更显成熟的卷梨花，似乎更匹配她的新角色。现在，她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师妹或师姐，还是逐渐独当一面的老师、西湖大学的副研究员。

在西湖大学的日子，她为拥有充分的自由而欢喜。没有行政事务缠身，她可以自由地探索，自由地做实验验证猜想—她前所未有地舒展着自己。

这不是故事的起点。羽翼丰满、豁然开朗之前，白蕊也局促过、怀疑过、怯场过。初入清华，师从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她没有“天之骄子”的感受，形容自己“是一个小白”，这并非谦虚之词。

即将讲述的，不是一个“年少成名”的故事，而是一个年轻人破茧而出、舒展自我，在科学道路上，探寻生命本质的历程。

科学探索，就像进入一个未知的洞穴，那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而科学家，是秉烛而入的探路者。

蹚入生物学的山洞，白蕊是被“诱惑”着、吸进来的。

初高中的生物课，向她展示着生命的神奇。爸爸妈妈的基因为什幺可以遗传到孩子身上？小小的胚胎干细胞怎幺神通广大，可以诱导分化成不同的细胞，在该长出手脚的时间和位置长出来，形成健全的个体？同样是温度变化，为什幺树叶只在秋天变黄落下，春天就不会？

为了更进一步探究这些问题，她报考了武汉大学，选了生物学。在这里，她发现，高中之前的生物课，是有多幺乱花渐欲迷人眼，“浓缩了生物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给大家学了”。本科再往前走，就展开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术语也变得更生涩和复杂。

让她头疼的是，自己要像背单词一样，去记“界门纲目科属种”，在“考得好不好，全凭背得好不好”的状态里，她感到疲倦。叶子秋天变黄脱落的现象，详尽地拆解成了一个长长的记忆段落，但成绩排在专业第一的她还是觉得自己似懂非懂。

如果说做学问的第一重境界，是“望尽天涯路”，白蕊感受到的却是，知识像碎片一样，孤零零地散落一地，没有打通。

她帮师兄做“质粒小提”实验，多的时候，一天要做四五十次。她机械式地重复“培养、纯化、提取”的动作，却不明白它具体做什幺用。师兄给她做过解释，她还是稀里糊涂，那没有激发她的兴趣，只是变成了一个任务。

陷入落差感时，她想起了填报高考志愿时来自高中生物老师的提醒：大学所学的生物更微观，和高中所学有很大区别，它可能不那幺生动有趣，甚至很枯燥。而大学的任课老师开导她：如果你不了解它的全貌，会误导你的判断，得出并不准确的结论。

消除意义焦虑需要一个契机，白蕊通向科研的一跃，从一场讲座开始。

大三那年，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做客武大，那场题为《生命科学、艺术与结构生物学》的演讲，给了她看待生物学不一样的视角。

在施一公的展示和描述里，生命不可或缺的蛋白质，它的晶体结构很漂亮，有时华丽得就像孔雀羽毛。白蕊从没这幺想过。在此之前，这些只是教科书上平平无奇的棍棒模型。施一公又展示，利用X射线在晶体结构上发生衍射（注：波遇到障碍物时偏离原来直线传播的物理现象）的特性，就能像变魔方一样重构出新的蛋白质结构。10年后再次回想，白蕊依然觉得“很神奇”。

在施一公的讲述里，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蛋白质结构的美妙和神奇，或者结构对生命的重要意义，她还看到一种将知识融会贯通的状态，那正是当时的她不具备的能力。

施一公的研究课题，和人类重大疾病相关，叠加他极富激情和感染力的个人魅力，坐在地上听讲的白蕊隐隐约约找到了方向，“这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2014年，在拒绝了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offer，经历了清华夏令营落选、意外获得推免资格之后，白蕊如愿进入施一公的实验室，直接攻读博士的同时，开始接触真正的科研。

至此，白蕊完成了科研方向的选择，但那只是起点，因为科学探索围着问题转。

生命的奥秘写在DNA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物特质。但就像电影底片需要放映才能呈现在我们眼前，DNA也像个存储器，它需要层层传递和处理，才能把信息表达出来。

DNA会转录生成RNA，把信息提取出来，再接力传递给蛋白质来翻译和解码，执行生命活动。在多元到极致的生物学里，很少有什幺定理或法则，但“遗传信息的传递”是个例外，它太重要了，由此成为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在“DNA—RNA—蛋白质”构建的关系里：从DNA传递到RNA，关键物质是RNA聚合酶，从RNA到蛋白质，依赖于核糖体，科学家很早就解析了二者的结构，两项研究也在2010年之前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中心法则中的另一重要角色—RNA剪接体，因其复杂不稳定的结构变化，科学家始终没能解析出来。

RNA剪接体就像遗传信息的剪辑师，负责把有用的非连续的DNA信息片段剪接在一起—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个精细活儿。但凡它剪接出了一丝差错，都可能诱发癌症或罕见病，而要想治疗这些疾病，就得从源头找突破口，弄清楚“RNA剪接体”长什幺样子，怎幺工作，剪接错误具体出现在哪个位置—这也是施一公实验室研究的一个课题。

2015年，进实验室差不多1年，听到自己能加入“RNA剪接体”课题组，白蕊很开心，下一秒又忐忑。要研究的问题这幺难，国外又有3个课题组同时紧盯，前有险峰，后有追兵，她觉得自己有点赶鸭子上架。

初生牛犊，怕虎是常态。组会上，施一公的一番话转变了她暗自畏难的观念。她转述道：清华这幺好的平台、资源和环境，国家来培养你们，如果连挑战难题的勇气都没有，那你们来清华要做什幺课题呢？有这幺好的机会就把它利用好，做一些重要的东西出来。

在施一公的话里，白蕊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种她以往不曾感受到的使命感、敢于挑战的勇气。

白蕊说，自己在清华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勇敢：“不管它是什幺山，要有勇气去翻翻，翻不过也就翻不过，要是想办法翻了过去，你就有更高的山，看见不一样的景，那是不一样的。”

科学的世界里有很多山头，白蕊又想起施一公的另一句激励：“我们要做就做世界级难题。”

“世界级难题”的标签下，白蕊觉得，有时人们颠倒了“重要性”和“难度”的顺序：“其实第一个还是要看它多重要，再从里面看难度……有时一个课题特别难，但它其实没有那幺重要。”而科学家的勇气，体现为：在重要问题上，为寻找突破性发现而努力。

你要研究什幺问题？这是每一个科研人最现实的选择，问题的重要性，也决定了一个科学家能走多远。找科学问题，就像找对象，在重要性和难度之间，往哪一边倾斜，是做开拓者，还是锦上添花，是当成任务还是真的心动，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研究RNA剪接体的工作机理，既重要，也有难度。但2013年，冷冻电镜技术的突破，为结构生物学带来了跨越式的变革。客观上，技术进展助推了RNA剪接体的研究，而在此之前，团队对这一课题的坚持和积淀也不能忽视。他们才能比同样虎视眈眈的另外3个实验室更早拿出成果，揭开剪接体催化RNA剪接的过程，并捕获和解析RNA剪接体8个完全组装状态的高分辨率结构。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指出，在人体细胞中，95%的基因需要被剪接，至少35%的遗传紊乱和众多疾病与剪接异常相关，而剪接体的组成成分包含300多个蛋白质，其完成一次RNA剪接至少包含8个完全组装的工作状态。对于剪接体结构及RNA剪接分子机理的研究，是生物学最基础的问题，也是治疗相关疾病的重要一步。

科学突破的意义不是孤立和单一的，它可能同时解开多个谜题。

在此之前，结构生物学家也想知道，剪接体的形态复杂多变，它究竟有没有支撑这些变化的反应中心？这个问题多年来没有定论，科学家既不知道这个中心长什幺样，有的甚至认为中心可能会变。这个时候，科学的高光时刻就是一锤定音。“我们解析出来的结构直接证明，它只有一个反应活性中心。”白蕊说，“结束争论，我们的研究告诉大家，这才是真的。”

沉浸在“RNA剪接体”的日子，白蕊一次次感受到生命的神奇：“其实我们只是在尝试从分子的层面去解释它为什幺这样做，但是真正看明白的那一刻，我们还是很惊讶，它设计得太精密了，完全超乎想象。”

有了这种奇妙的体验，白蕊不觉得做科研是苦差事，一头扎进“RNA剪接体”的世界，逐渐成为课题组成果产出的主力之一，她也是生命精妙设计的见证者、解密人。

她见证着，剪接体完成一次工作，要变换至少8个状态—听起来有点像变形金刚？但不同之处在于，剪接体每变换一次形态，都会更换20个蛋白组分“零件”。起初白蕊也不理解，做这幺大规模的蛋白变化，不是很耗费能量，还可能增加出错的概率吗？如此大费周章是必要的吗？

直到做进一步解析，白蕊才明白，这些变化恰恰是为了确保剪接体正常工作，换这20个蛋白就像是多重保险，必须全部到位，剪接体才能开始工作。

这8个组装形态的剪接体，是剪接体已知两条通路中最主要的一条，而另一条被称为“次要剪接体”的三维结构，也很快成为白蕊的解析对象，它的含量更少，只有前一条通路的1%，分离的难度更大，相关研究更少。

历时4个月，2020年8月底，她和师姐万蕊雪解析成功。回忆出结果的时刻，白蕊依然兴奋：“天呐，居然被我搞出来了。”他们又一次领先了。

这一张网撒下去，收获颇丰，因为次要剪接体一点也不简单。对比两条通路，白蕊发现，尽管它们的序列差异很大，形成的三维结构却很接近，它们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完成对遗传片段的剪接。

但如此相似的结构，剪接体会更容易出错吗？白蕊目睹着生命设计出了许多纠错和保障机制，来保证绝大多数时候它们不出错，除了前面通过更换匹配新的零部件来上保险，在另一个课题里，白蕊注意到剪接体工作的剪接位点有3个，之前，大家不知道3个位点之间有什幺关系。

“可是在我们解析出来的结构里面，第一次看到这3个剪接位点有一个相互识别的过程，但凡其中一个突变、故障了，三个位点就对不上，就不能进行剪接。这种严密的相互作用对于确保RNA剪接正常发生非常重要。”白蕊说，剪接体只是细胞中极小的部分，尚且设计出许多保障机制，这种相互识别的纠错机制在生命科学里非常普遍，她惊叹道：“这工程量多大啊。”

借助冷冻电镜，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白蕊拿到的是更高精度的尺子、更强大的显微镜，得以去观察不同物质和构造之间那种“非常直接的联系”。

捧出10篇CNS论文的日子里，白蕊不再是听施一公描述生命科学的结构之美，她亲身参与其中，去提纯、分离、计算，成为第一个看结果的人，她也从那些“棍棒模型”里，近距离感受这份美妙。

“这种美，不是形容一个人长得好看那种表面的美，而是那种恰到好处的感觉，就算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样的方式去设计（它的结构和分子机制）……它有内涵，值得你去好好琢磨这个事情，你不是一看到就知道该怎幺分析它，你得充分了解它，通过实验佐证你的猜想。”她享受这个过程。

科学当然不是为美而存在的，但科学相信：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功能，而对剪接体的基础研究，其应用价值与这份精妙美感相伴而生。

掌握了RNA剪接体的结构和工作机理，未来人类可以更明确疾病的病因，而以剪接体为靶点进行药物研发、治疗疾病，就是它和应用转化最直接的联系。

即便有了这些突破，剪接体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构都是我们想办法从细胞里分离出来的，但是它在最原始的细胞里是什幺样子的，和上下游的关联是什幺，我们是不知道的。”白蕊说，那需要更多人一起来探索。

人生需要两座山，一座用来伫立，一座用来眺望。31岁时，白蕊已经登上“RNA剪接体”的其中一座山峰，但现在，她的目光已经望着另外的地方。生命科学仍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悬而未决，她相信自己“未来肯定还是要挑战更重要、更难、更有意思的科学问题”。而她盼着自己的下一座山峰和探究疾病有更直接的联系，回应她更早时候就埋下的、关于癌症治疗的理想种子。

如今，这个1992年出生的姑娘，摆脱了意义焦虑。她不会仅仅因为实验失败而沮丧，会“每次都很认真地对待我的实验和结果”，专注地解决问题，不设限地探索。好的平台、更新的实验设备、领先的团队、充分的自由和自信、足够长的科研生命，对白蕊来说，这可能是她最好的状态。

白蕊过去十余年走过的学术科研路，用王国维的“学问三境界”来描述不算贴切，倒是《桃花源记》更为暗合：“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