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佳
作为从2014年就开始休学创业的“90后”，梁优是在中国“双创”风潮中被筛到了最后的人。
当年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挤满了跟他气质相似的青年，信奉自由、平等、理想主义，试图在传统商业的规则中走出一条新路来。但十年过去，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理想主义没法当饭吃，流于一纸空谈。
但梁优没有放弃，并且至今仍然信守着理想主义精神，试图去回答那个最难回答，却关涉商业本质的问题：现代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到底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人”的价值留下空间？
如今，当“倦怠时代”来临，写字楼里挤满了疲惫的打工人，这个问题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人人都渴望寻求一种解法，一种能够保全尊严而不被仅看作商品的可能性。
而梁优在2019年创办的跳海酒馆，成为了他去寻求解法的工具，成为了一艘试图冲破现状的船。
他们已然取得的成就，正在创造出全新的经验：创业者们曾经畏惧会瓦解商业价值的那些与“人”相关的因素，最终有可能成为捍卫价值的存在。
悖 论
2023年劳动节结束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当陈怡帆坐在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里，看着前老板慢悠悠开始沏茶的时候，她心里直发慌，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对话。在此之前，她刚刚给他发送了一篇长信，里面写着，“经过考虑，我打算向您提出辞职”。而此时距离她入职这家日化用品公司还不到三个月。
“你离职之后准备去找什幺工作？”他终于抬起头来。
陈怡帆从小就怕老师，怵领导，但她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最后的审判。她说，如果之后找不到别的工作，她可以去捡垃圾，“但是我就算捡垃圾，我也不要像这样工作”。
前老板似乎觉得她的回答很可笑，语气里带着嘲讽说，你以为你很朋克吗？
这一年她23岁，还很年轻，但已经见识过真实的职场。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她遭遇过男主持人的性骚扰，对方在饭桌上公然向她提问，包养你一个月要多少钱。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3C数码公司，她被要求给女上司买了四个月早餐，对方只为此付过50元。工作越换越令人绝望，等到日化用品公司的HR问她为什幺想要辞职的时候，她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好像一条狗。
在这里，“团队文化潜规则”成为成文规定，被写进手册里：休假不能不接电话，不能以休假为借口不处理工作；员工必须学会解读老板的信件和熟读潜规则，每周对此进行思想测试；惩罚员工的主要方式是做俯卧撑，惩罚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迟到1分钟、叫错同事的花名、PPT出现错别字等。
“第一周，我思想测试不过关错了三道题，拉低了部门的平均分，连累整个部门每人30个俯卧撑。十来个人趴在地上，安安静静起起伏伏，最后视频被上传至公司大群，作为‘奖励的证明。刚开始我因为新奇点开过几次，后来再不敢点开—某一天起，我意识到我自觉趴下的样子，好像狗。”
后来，她开始吃不下饭，无法入睡，每到上班前、开会时、看到消息框里弹出大家做俯卧撑的视频的时候，她都会干呕。
现代职场秩序对人的异化似乎是无限的，为了抵抗这一切，她甚至求到了菩萨跟前。在峨眉山脚下的报国寺，她曾买下480元的香火去求普贤菩萨。在严谨地报上她的姓名、身份证号、户籍地和现居地以后，她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请给我一份把我当人看的工作。”
在严谨地报上她的姓名、身份证号、户籍地和现居地以后，她说出了自己的愿望：“请给我一份把我当人看的工作。”
2024年1月，我问陈怡帆，什幺样的工作能够与你内心的信念相符？她说，不要为了钱没有尊严，不要欺骗，不要做虚假的东西，我在做的工作不要是压迫别人的。
龙年春节，距离她入职跳海酒馆已经过去了半年，她终于回到峨眉山，向普贤菩萨还愿。
谢谢菩萨，她说，我找到好地方了。
在为期两个月的采访里，我向许多跳海员工问起，你喜不喜欢在跳海的工作，得到的回答大多都是毫不犹豫的肯定。“喜欢”这个词在我与他们的谈话中高频出现，关涉到各种各样他们在其中感到被尊重、被认可、被喜爱、被支持的瞬间。
放弃了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岗位加入跳海市场部的任玥描述，这是她所从事过的工作中“唯一一份契合我价值观的工作”。
在大厂，她感到自己是被标签框定价值的工具，请假回学校写论文，团队领导说“玥玥怎幺敢请假呢”“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岗位很多人排着队等着（做）”。但在跳海面试的时候，她喝着啤酒跟负责人聊天，对方关注的不是简历和数据，而是关于任玥自己。“我为什幺是我？我对自己的肯定在哪里？作为一个人，我的坚定和骄傲在哪里？”
从日化用品公司离开后，陈怡帆被朋友约去深圳的一家跳海酒馆喝酒。那天夜里，深圳跳海的主理人赵梦玫也在店里，她陪陈怡帆一起玩游戏，把露营椅架在滑板上面，人坐上去用杆子撑着滑板在地面上“划船”。陈怡帆听赵梦玫说，他们的客人会就此进行“划船比赛”，她的眼睛亮起来，竟然有人会用这个游戏来比赛啊。她兴奋地笑出声，“好无聊！好喜欢！”
我曾问起当初面试陈怡帆的两位跳海员工，当时为什幺选择她成为你们之中的一员，他们告诉我，是因为“她的眼睛里面有光”，以及“她的骨子里面有股反劲儿”。
2023年秋天，陈怡帆前往北京密云参加跳海内部一场为期两天的会议，来自全国各地跳海的二十多个核心员工聚在一起，讨论公司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接下来该怎幺发展。
和他们一起开会的还有一只名叫“昌平”的小土狗，以及一只名叫“值得”的约克夏犬，它们的主人分别是北京跳海的主理人和跳海运营中心的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值得”会成为现场秩序的强力破坏者，它总是绕着会场跑来跑去，每当跳海创始人梁优开始讲话，它就汪汪大叫，梁优只能停下来，等它叫完了再继续。
那是陈怡帆第一次见到梁优，在跳海，大家更习惯叫他“梁二狗”。她记得第二天会议开始得比较晚，梁优为此向大家道歉，说今天我们快点讲，不要耽误了吃晚饭的时间，不然一会儿你们又要骂我。
在跳海，梁优经常挨骂，这不是个秘密。
在投资人口中，他是个本质没有改变的理想主义者；在客人的记忆里，他是店铺开业的时候会举起啤酒跟大家一起高喊“跳海牛逼”的人；北京跳海 village店长王卓越说梁优是罕见的那种会经常主动跟人拥抱的人，而且是把下巴放在你肩头上的那种，他感觉梁优是在用拥抱表达关心，但还是会撇嘴表达嫌弃，并骂梁优一句“狗男人”。
这个否定答案背后暗藏的悖论，揭示了现代企业在规模化扩张和捍卫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
更多的时候，梁优被形容为一个“情绪化”的人，并为此挨了不少骂。
陈怡帆记得，在密云的会议上，梁优以近乎“恳求”的态度，请求被戏称为“跳海纪检委”的市场负责人周宇玉，以后别在朋友圈公开骂他。但周宇玉觉得，老板本来就是权力的上位者，所以你挨员工骂是应该的。
而梁优对此的回应是，那以后可以私下骂嘛。
在某些层面，跳海提供给员工的，似乎已经是最大限度接近理想化的工作。它具有一种罕见的特质，使得它突兀地伫立在商业世界的众多玩家之间。
在跳海，讨论员工开除问题的时候，大家的矛盾会集中在“程序是否正义”上；在讨论应不应该给明星或者大厂员工折扣价的时候，辩论的焦点是“主体性问题”，以明确“人的身份”更重要还是“人”本身更重要；还有更棘手的问题，比如怎样才能让女性主义真正在酒馆之中落地，负责人为此已经挠头三个月，只为了能够想出一个真正可实践的方案，去保障女性员工和女性客人的权益。
但混沌与理想主义同在。
采访进行到中期，在不断询问“你喜不喜欢在跳海工作”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否定答案。而这个否定答案背后暗藏的悖论，揭示了现代企业在规模化扩张和捍卫理想主义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
聂艺博在跳海负责全国各地的店铺运营，他毕业于金融专业，先后供职于百度、字节跳动、快手等互联网大厂。在进入跳海一年后，他凭借出色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了职级“三连跳”，成为决定跳海命运的战略关键人物之一。
2024年1月25日，在北京跳海安定门店，他坐在我的斜前方，以很低的声量和干脆利落的态度回答我，他说，我不喜欢跳海。
“因为它终归还是一个商业体。它既然是个商业体，就必须尊重商业规律。”
屋 檐
跳海的天使投资人Mable坦陈，四年前梁优找到她的时候，她没想到跳海可以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那时候新冠疫情刚刚开始，跳海尚且只是一家开在后海胡同里的小酒馆，室内面积仅有45个平方。梁优想要扩大规模，不愿意去找机构投资人，因为料定机构会认为跳海不是一门可以形成规模效应的生意，无法从中获取高倍回报。
然而，在疫情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极限考验中，跳海不仅活了下来，还逆势在全国各地开出了二十多家门店，显示出与下行周期相对抗的强大韧性。
2022年夏天，跳海安定门店投入运营，创造出了当年北京线下消费场所的一次现象级开业事件。北京跳海主理人滕子剑记得，开业后的前三天，来店里喝酒的人灌满整个三层楼的空间，客人们甚至挤上了邻居家的灰瓦屋顶。
与此同时，安定门店的热度顺着北京市酒馆排行榜一路爬升，迅速拿下了第一名。
2023年，依旧是夏天，在上海平武路38号，跳海交出了他们挺进上海市场的第一张答卷。开业时，跳海联合创始人崔志浩心中暗悔，“铺子选得太小了”。客人们不仅挤爆了面积55平米的店铺，还浩浩荡荡地占领了门前将近百米的整条街道。
当时，崔志浩恰好赶上万青在上海的演出，夜里的演出结束后，他们叫了辆大巴车，把所有想去跳海的朋友一车拉到了店门口。等到抵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店铺已经在警察的要求下强制打烊。不仅如此，由于跳海同时带火了街上其他酒馆的生意，于是方圆一公里内所有酒馆以及小公园都被警察清空，理由是避免大家扰民。
因此，跳海在上海开出第一家店后的三天时间里，整个平武路街区都在深夜11点前陷入寂静。
四年时间里，跳海逐渐成为一片越来越宽阔的屋檐。在它不断伸展臂膀的过程中，更多和梁优气质相似、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加入了这家创业公司，他们共同定义了如今的跳海。
在很长时间里，跳海区别于所有商业组织的显着特征在于，这里只有奖励机制，没有惩罚机制。
该如何形容这帮奠定了一家公司底色的年轻人？
在持续不断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常规秩序中的“脱轨者”。
滕子剑是梁优口中真正的“公路嬉皮”，他不愿意信奉什幺“主义”与“知识”，认为人的成长最终是要“找到你自己”。大学时他曾和朋友用筹来的5000元买下一辆五菱面包车，从兰州出发环游了整个大西北。在路上，他们睡帐篷，洗天浴，“接受大自然的再教育”。后来，这辆面包车被他的朋友一路开到了罗马。
周宇玉形容自己是个“在问题的真空中去讨论绝对值”的人。上大学的时候，她就读于小语种专业，由于老师上课需要不断查字典，使得她对学科丧失了基本的敬畏之心。她决定对这种教育体系拒绝到底，最终没能拿到学位证书。毕业后待业在家两年，等到终于肯走出房间的时候，跳海接纳了她。
作为一群“脱轨者”的避难所，跳海起初的性质看起来和商业组织相去甚远，与其说它是一家公司，毋宁称之为一个精神共同体。同世俗评价体系告别以后，他们决定以“尊重人的价值”的方式去建造跳海，试试看，到底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在很长时间里，跳海区别于所有商业组织的显着特征在于，这里只有奖励机制，没有惩罚机制。
吧台开源，是跳海受到年轻人追捧的重要原因。它颠覆了大众认知中惯常的餐饮经营模式，打通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身份壁垒。在这里，每个客人都可以加入跳海的打酒师系统，走进吧台，成为店铺的主人，并从中获取收益。
梁优告诉我，截至2024年1月17日，全国各地共有2500名客人加入了跳海的打酒师系统，是这家公司正职员工人数的30倍。
深圳跳海主理人赵梦玫将此形容为“一场大型线下RPG（角色扮演）游戏”，在设计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们会特别在意如何给每个参与其中的打酒师带来充分的正反馈。
在深圳，新手打酒师领取的手册里，进入吧台后需要学习的每一个步骤都被清晰地标注出来。每当你学会一件事，就会收获一枚印章，和来自周围伙伴们的夸奖，“哇！恭喜你打出了第一杯酒！”
跳海的很多员工一开始都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到后来他们会选择直接加入这家公司。深圳跳海Base店店员蓉嫣就是其中一员。她说自己最初是完全的新手，没有什幺相关的从业经验，“但是他们一直都在鼓励你，说没关系，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试试看”。
许多成为打酒师的客人会把跳海视为根据地，哪怕他们并不需要上工，也并不需要喝酒，他们还是会待在这里。深圳跳海的市场负责人李晓敏说，有的打酒师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去店里，小长假结束刚下飞机的第一件事也不是回家，而是拖着行李箱先去店里。
滕子剑是跳海内部最受欢迎的员工之一，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我，“我很喜欢滕子剑”。而他之所以被大家喜爱，是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
某种程度上，滕子剑代表了跳海内部最重要的情感取向，即分享与互助，温和且善良。“当我的同事在工作层面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我更愿意友好地去沟通或者分享一些方法和经验，提供给他一些可选择的可能性，而不是说你怎幺把事做成这样？你行不行？”
从跳海生长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情感上充分的正向反馈真的会带来责任感的涌现。
周宇玉说，来到跳海后，“我开始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人”。陈怡帆也对我说，入职半年后，她已经对和她共事的这群人产生了可被称作“忠诚”的情感，因为“不愿意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除此之外的其他受访员工也各自向我确认，他们认为自己对跳海的命运负有某种责任。
赵梦玫认为，跳海之所以没有惩罚机制，是因为坚信底层逻辑的价值。
她说，在跳海，“尊重”是很重要的，只有大家尊重自己的工作，尊重生活，尊重每一个人，不给别人添麻烦，才有可能和其他人保持很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们不需要通过惩罚机制来约束彼此的行为，而只需要具备以“尊重”为核心的契约精神。
在这里，契约精神具体表现为，员工是为自己负责的，上级的权威是可以被挑战的，弱者的权益是需要被捍卫的。
梁优已经接受了自己经常被员工骂的事实，他认为自己和大家都是朋友，而他作为老板的那部分身份已经被符号化了。“他们骂的是老板，而不是你这个具体的人。”
赵梦玫也是经常和梁优吵架的人之一，她说她在工作中之所以拥有很强的底气，也是因为跳海这帮朋友们的托举。“就是那种我即使是跟二狗吵崩了，也有人一直挺我，跟我说你没错，吵得对。就有这种人。”
在这里，契约精神具体表现为，员工是为自己负责的，上级的权威是可以被挑战的，弱者的权益是需要被捍卫的。
来自朋友们的底气也反过来塑造了在这里工作的人，他们在被托举的同时，也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勇气去托举他人。
在川渝地区的跳海，主理人刘昭君给予员工最大的鼓励在于，如果你觉得受到了侵犯，要第一时间保护自己。她会让大家把警察的电话放进常用联系人列表里，一旦出事，立马报警。
2023年初，曾有客人在店里发酒疯，扇了打酒师耳光，刘昭君知道以后气得要死，她对打酒师说，那你就打他啊，你为什幺不还手？那个男生觉得，很怕打了客人会给店里带来不好的影响。“我说你都受到侵犯了，店里受到影响算啥？他把店砸了，我有法律可以制裁他。”
她具有川渝女性身上最典型的气质，看重情感，讲究道义，是川渝跳海员工心目中的姐姐，和大家以家庭成员的方式相处在一起。她绝不会惧怕收获差评，但会将放任员工受到伤害视作耻辱。如果哪天店真的被砸了，“那就让他赔钱，我们休息两个月”，但底线是不容许大家受委屈。
“在这种空间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在我们这里，人是高于一切的。”她说。
石 头
作为一家连锁酒馆，跳海反复向外界输出的一个观念是：在这里，喝酒是最不重要的事。
我抵达北京进行采访的时候正是隆冬，从金台路地铁站钻出来后向东南边走，行道旁结满色泽浑浊的碎冰，一路人烟寥寥。十分钟后我抵达目的地，在一座院里铺着红地毯的平房内部，几百号年轻人进进出出，音乐声、笑声、交谈声混杂在一起。
这是北京跳海village，由于拥有一个开阔的院落而被称为“跳海村”。被戏称为“村长”的店长王卓越穿着军大衣，胸前戴朵红花，正在店里主持举办“2024跳海村村节联欢晚会”。
面积150平米的空间里塞满了人，我找不到地方落座，且时刻担心踩到别人的脚。
晚会舞台是从人群之中硬挤出来的一席空地，前来表演节目的，除了零星几个跳海员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平常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跳拉丁的女孩说她想在这个夜晚学着克服她性格中的内向，报名唱歌的女孩，有的声音细如蚊蝇，有的接连跑调，有的唱着唱着开始手舞足蹈。但不管表演得如何，每个节目结束，所有人都在喝彩鼓掌。
晚会过半，运营中心负责人聂艺博出现在舞台中央。他顶着一头染成金橘色的长发，掏出一把二胡对大家说，今晚送给各位的曲子叫《光明行》，是1930年由作曲家刘天华创作于儿女病逝及民族危亡之际。他说，虽然他的底色很悲观，“但还是希望大家向光明而行”。
在二胡的乐声响起的时候，我抬起头打量我身处的空间。
房梁上垂挂下来成串的彩色亚克力板，上面写满了客人们在跳海的留言。
后来我曾仔细阅读那些字句。有人写：“如果多年以后回忆起在北京的日子，最先想到的一定会是在跳海度过的若干个夜晚。如果多年以后我还留在北京，也许留下我的正是这些夜晚。”也有人留下一些书摘：“不同于那些即刻变脸的欢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拥有记忆和情感的人，应该在这样的哀痛中停留更长时间。”
吧台上摆放着印有阿贝尔·加缪肖像的联名啤酒，以及译林出版社于2020年推出的作品《孤独与团结：阿贝尔·加缪影像集》。
距离我最近的一面墙壁上，张贴着从《没有明天》中摘录出的一小段文字：“真理是生长的事物，它会变得强大。它是一件有待完成的事业。正是这个事业，必须在纸上和生活中用全部清醒的才能加以完成。”
后来我得知，这是全国各地的跳海店铺中同时进行的两场展览，分别是跳海吧台留言本中的内容构成的“琥珀时刻”展览，以及跳海与译林出版社合作的“阿贝尔·加缪影像展”。
而这家酒馆之中充斥着的各种细节，偶尔会让人感到心间钝痛。它们会让人意识到，发生在这里的是一场又一场肃穆的欢庆。喝酒确实是最不重要的事情，那一群从轨道中自愿退出的朋友们，原来是在这里建设他们心目中的世界。
梁优常说，他们更喜欢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这番话在这个空间之中得到了验证。建设一家员工之间互相尊重的公司本身就很难，而他们还不满足，还想要将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更广的人群，试图在酒馆之中建立“公共生活”。
而这件事情之所以只有跳海能够做到，是因为只有他们愿意付出代价。
在陈怡帆入职跳海以后，曾有来自广州的客人对她说，他不明白为什幺跳海一定要把酒馆做成一个“苦大仇深的地方”。
这件事情之所以只有跳海能够做到，是因为只有他们愿意付出代价。
“大家来酒馆就是为了放松，为了开心，你为什幺要在酒馆讲这些东西？就好像我面前有一条路，然后一块石头挡了我的道，我绕过去走就行了，你非要指出来给我说，你看，这儿有块石头。他不知道我们为什幺要这幺做。”
她并没有当面反驳这位客人，但在心里悄悄地想，如果我不把这块石头搬到这里给你展示，我就不会来跳海了。“肯定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绕过这块石头，但是如果所有人都绕过它，这块石头就没有办法被搬走了。”
而代价在于，当跳海店铺里展出的“石头”越来越多以后，这位曾经频繁到店里来喝酒的客人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陈怡帆说，这位常客曾被称为店里的“精神股东”，单月消费高达万元。和他一同离开的还有很多人。有时候，一些戴着金链子的大哥会走进跳海，但转了一圈之后，就掉头离开。
但跳海却没有因此打消向客人展示“石头”的欲望。
梁优记得，曾有一家门店的员工想在跳海发起一场活动，主题叫作“这个b班不上了”，这个创意很快就被大家否决。他说，跳海想要引导客人思考事情的方式是，世界在下沉，我们要建造。不是逃避石头，而是要把石头搬走。“这个b班不上了，然后呢？我们谁都可以放弃对吧？但是我们要回答的是他不想上班之后，我们能不能给他提供别的职业可能性，或者说别的获得彼此帮助的一个可能。”
而他们之所以有勇气付出代价，是因为，不愿意看见“石头”的客人离开以后，更多愿意搬走“石头”的客人走了进来。
在深圳跳海，李晓敏决定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鼓励客人们走进跳海发起活动。而Vicky是第一个联系她的人。当时，Vicky最好的朋友白白即将离开深圳回到老家东北，她跟李晓敏说起她的想法，能不能在跳海给白白办个告别展览？
Vicky说，在她办展的过程中，有的人会问她，你不用上班的吗，哪有这幺多时间来搞这些东西？但她记得，当她跟李晓敏说起这个想法的时候，很快就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跳海就是会说，哇，你要做这件事情啊，真的好棒哦。然后说，可以啊！它好像会一直支持你，像给你力量的那种朋友的存在。因为有时候你想去做一些事情，大家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你在跳海的时候就发现，诶，我们大家都这样啊。”
整个展览的筹备时间只有一周，因为白白很快就要离开。
展品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打印出来的照片、Vicky家里的废纸箱和透明泡泡纸。
布展完成后，还剩下一大块纸板，Vicky和李晓敏临时决定把它做成留言板，然后在旁边挂上一袋大白兔奶糖，邀请陌生的客人们带走糖果，并为即将离开的白白写下祝福。让她们都没想到的是，后来撤走这块纸板的时候，上面已经写满了对白白的祝福。大家写得最多的是“祝你开心”，还有人写，“白白，勇敢做自己，记得热烈，记得冲动，永远嚣张”—即便他们并不知道白白是谁。
除了办展览以外，客人们还可以在跳海做很多事情。比如分享自己去印尼的海岛上探险的故事，或者分享做PPT的技巧，或者是在店里舞狮、踩高跷、打八段锦。杭州跳海出现过“女王的棋局”，围棋专业三段的客人和大家下五子棋，赢了她就请你喝一杯。深圳跳海，有科学老师来店里用液氮造出了一朵会下雨的云。
要建造一个有人味儿的社区，这是跳海最想做的事情。
要建造一个有人味儿的社区，这是跳海最想做的事情。
跳海负责社群研究的合伙人随易记得，2021年夏天，重庆跳海开业的时候，从北京飞了几十号人到重庆去，全都是跳海的员工和客人。刘昭君形容当时的场面，像“猴子占领了山头”。大家聚在一起喝酒、玩水、打篮球。随易说，打球那天他感到“非常羞耻”，因为他是所有上场的人中“唯一一个一分没拿的人”。但是那天晚上，大家约着一起去金色印象按摩（虽然最后没排上号而只能去另外一家），他还是非常开心，因为在场的朋友们都很开心。
这场开业派对让他对社区感产生了真正的理解。在社区里，人能够放松下来，把面具摘下，把包袱抛掉。大家待在一起，有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共度一个愉快的夜晚。
包括梁优在内的跳海成员们，大都来自小镇，成长于人情味浓厚的乡土社会，同街坊邻里的往来构成了他们的童年。梁优说，这也是他在北京之所以喜欢住在胡同里的原因，“因为胡同更像一个村”。隔壁邻居的饭香味会飘到他家里，他养的狗还能跟邻居家的狗交个朋友。
“我骨子里对景观不太喜欢。我见到这种（在大商场里）陈列得很好的东西是我来北京之后了，在我的家乡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从我自己的成长背景来讲，我会天然地更喜欢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包括他们问我，影响跳海最重要的几本书是什幺？我说，除了小米的《参与感》，就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村里不一定要按照法规去运转，它有很多人情的调停，这个事对于人味儿很重要。而它确实是都市里稀缺的。也是因为都市里少了很多人味儿，所以大家才如此孤单。”
2023年冬至那天晚上，梁优先是去了安定门店的吧台取一张明信片，发现大家在店里一起包饺子。随后他和朋友一起去北新桥店，看见聂艺博正在人群中拿着喇叭念诗，念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听障人士桂花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用手语演绎《亚细亚的孤儿》。同一时间，三里屯店的客人们正在一起跳Hiphop。
“因为你不断地在追求认知，所以这个事儿在客观的底层架构上搭得会越来越完整。”
那天夜里，梁优站在人群之中，感到自己的天灵盖“嗡”地一下被打开了。
工 体
2019年，在互联网赛道上反复碰壁的创业者梁优回到了他位于胡同里的家。
他当时的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是喝酒。为了省钱和招待朋友，他在家里的客厅装上三个酒头，朋友们来家里每人交100元可以随便喝。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弹琴、看电影，后来人越来越多，最夸张的时候，三层小楼里塞进了90个人。
为了避免邻居的投诉，也为了容纳更多的朋友，梁优不得不将客厅里的酒馆转移到店铺。在签下第一间铺子的当晚，朋友们酒醉之后翻身跳进后海，成为“跳海酒馆”最早的由来。
当初Mable决定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帮助梁优扩大规模的时候，她很清楚地知道，机构不愿意投跳海，因为跳海看起来只是一门现金流生意，“上限看得见”。而她判断自己是否能够进行投资的方式，是“看人”，看站在她面前的这位创业者，是否有能力适应高速变化的社会，并从中“捕捉到一些趋势”。
在跳海成立四年后，Mable说：“后来证明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
从决定将跳海作为一门生意来做的时候起，梁优就已经产生了要将它规模化的念头。但跳海作为一家“先有人再有店”的酒馆，看起来对“人”的依赖程度太高了，似乎并不具备可被规模化的可能性。
在连锁餐饮业的游戏规则里，规模化意味着人与产品最大程度的标准化。只有当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型能够被完全等比复制到全国各地的时候，一个品牌才有可能成为赢家。在这一点上，海底捞与蜜雪冰城是所有试图成为赢家的品牌竞相效仿的对象。海伦斯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连锁酒馆第一股，也正是因为他们是“极致标准化”的信徒，连每家店要放的歌单都是全国统一的。
为了验证以“人”为核心的跳海到底有没有机会从北京的胡同里走向其他城市，梁优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决策就显示出了他冒险精神极强的个人风格—
他没有选择在北京继续开第二家店，而是一路南下，首先去了广州。
他对一开始就在同一个城市做重复的事情不感兴趣，每个城市有各自不同的气候和人群，哪怕跳海在北京遍地开花，也不一定在其他地方行得通。
他频繁地向我提起“拿认知”的重要性。“如果说我一直在北京开上5家店，我是不敢在其他城市多开十几家店的，因为我没有这个基础。我去哪儿找（基础）？大家会觉得广州、杭州、上海跟你北京完全不一样，你怎幺开？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先把每个区域各占一个，扎一个旗，就跟红军革命根据地一样。你先在这儿慢慢探索，发展自己的群众，找出每个城市的差异，等你能量到的时候再去放量。”
“因为你不断地在追求认知，所以这个事儿在客观的底层架构上搭得会越来越完整。”
2020年春天，借助Mable的个人投资，跳海在广州中心地带的六运小区开出了全国第二家店。后来的实践证明，跳海在广州也顺利扎下了根。评判的根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盈利状况，二是看有没有形成稳定的客群。而六运店将两点都做到了。
梁优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六运店都是跳海内部坪效最高的店铺，而且他们和广州的很多客人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从2020年至2024年，抱着“取得认知而不畏惧失败”的态度，跳海把门店继续开向了重庆、成都、深圳、上海、杭州等一线或新一线城市。2024年3月12日，梁优在新加坡签下了第一间海外店铺，在电话那头，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要出海了！”
事情发展到2023年，剧烈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
这一年，作为小红书站内阅读量最高的两家竞品公司，跳海已经开始跟海伦斯拉开差距，成为话题热度榜单上的头号玩家。
负责店铺拓展的崔志浩也明显感受到跳海掌握了更大的议价权。
早年间，跳海在选址的时候只能挑拣一些临街的铺子，跟个人房东对接，而根本没机会跟流量更大的商场合作。当跳海的品牌知名度开始上升，那些开商场的房地产品牌会愿意跳海去他们那里开店，但对方给出来的仍然是正常且偏高的价格。从2023年春天开始，风向明显转变，地产商开始主动请求跟跳海合作，并且是要带着位置最好且价格最低的方案来谈。目前，同一个位置的铺面，别的商家拿到的价格会是跳海的2至3倍。
至于盈利能力，梁优说，跳海现在可以用海伦斯的地段做出与喜茶相当的坪效。
梁优告诉自己，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里去School演出，不能无限自我重复。接下来，“我如果能去工体就要去工体，去影响更多的人”。
跳海的成就显然太反常了，它选择的道路与人们认知中的规模化路径相去甚远。每一家跳海店铺都是不同的，走进跳海的人，无论运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堪称奇形怪状。那幺跳海的商业能量从何而来？
Mable说：“正常开餐饮店的品牌，其实会更追求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海底捞或者蜜雪冰城，其实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流程，所以它不允许在这里面有太大发挥的空间。但是跳海采用相反的模式，有可能会让它效率变低。因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节点，它都是由顾客来定义的。所以它其实是牺牲了一丢丢的效率，换取了显着的这种大家能够参与其中产生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本质上就是人和人之间形成网络的价值。”
大举扩张是绝大部分连锁品牌的核心叙事，但在跳海，代价是显着的，它绝无可能做到千店万店，但却在社会价值的维度上走得一往无前。
对于梁优而言，问题从来都不是“能否做到千店万店”，而是要去开拓商业的边界。
在过去，跳海像是一支不断在School里演出的乐队，架起草台班子，想多久开演就多久开演。但随着品牌能量的强化，梁优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在School里面演出。他说中国摇滚乐诞生于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喊出的一声“一无所有”，在工体，说好什幺时候开演，就必须什幺时候开演。草台班子是不行的，对乐手的专业度要求很高，还得要有灯光、舞美、好的调音、靠谱的售票平台。但他认为，正是因为去了工体，中国摇滚乐才有机会走向更广阔的人群。
梁优告诉自己，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里去School演出，不能无限自我重复。接下来，“我如果能去工体就要去工体，去影响更多的人”。
也正是在这时候，跳海内部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那些原本让他们能够成为跳海的“人”的特质，开始对他们的发展形成反作用力。
朋友托举朋友的内部组织形式，首先给一部分人带去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那些因为情绪稳定和能力突出而在组织内部承担“托底”角色的人。
滕子剑在跳海的外号叫作“疼妈”，他说大家默认跳海存在一种“奇怪的家庭关系”。而他显然在这种关系中承担了照护者的责任。他基本上每天都有需要处理的工作，多的时候需要每天工作12小时。周宇玉曾指出，滕子剑连海报上的错别字都要亲自去改，“很有可能除了他之外，这个店没有人能看到海报上的字有问题”。
在深圳，李晓敏也因此产生过困惑。有时候店里出了事情，赵梦玫会突然来找她，问她该怎幺办。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很可能跟赵梦玫和李晓敏都没有关系。然而“家庭关系”意味着，对其中的照护者而言，责任和义务压根就没有界限。
后来，梁优也明显感觉到，他似乎不是在经营一家公司，而是在参与一场“大型亲密关系”。为了充分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大家需要在争吵中不断建立共识，这在情感上也给所有人带去了巨大的消耗。
而奖惩机制和绩效系统的缺失，一方面促进了他们自由意志的生成，另一方面也制造出了混乱。
这是跳海非常像“草台班子”的另一面：员工开会迟到，或者直接睡过头；拖ddl；不会用飞书和Excel；开会没有逻辑；办活动没有成本意识；新店开业前总是压线完成筹备。
后来加入跳海的桂斯妤原本在某知名律所做律师，主要负责投融资、并购、交易等事务。她过往的工作对她提出的要求是，“不允许出错”，因为有时候一个标点的差错就会影响到数额几个亿的交易。因此在刚到跳海的时候，她“特别焦虑”，她记得跳海在杭州中山中路开业的时候，店里连门板和窗户都还没装好。
于是，在梁优准备将演出“开向工体”的路上，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发生了：2023年8月，跳海开始给店铺划定“穷人线”，如果当月流水低于这条线，店铺的员工就会被扣钱。
教 父
2023年，桂斯妤开始介入跳海的工作，她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梁优心中的危机感。当时，梁优充分意识到，跳海野蛮生长的模式已经无法匹配他扩大规模的要求。
2024年，他的战略目标是，规模翻倍，开到50家店。
而桂斯妤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跳海搭建出一个更加稳固的中台中心，让它具备一家现代企业应有的组织架构。在内部极度不适应的情况下，跳海推动了人力、财务、法务、行政系统的规范化。大家开始用上了飞书，会议需要制定流程，发票终于能批量开具了，出差也明确了审批流程和住宿标准。
“穷人线”的出现，意味着赵梦玫口中跳海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底层逻辑也已经动摇。只有奖励，没有惩罚，如今被视为另一种层面的不平等。
当时周宇玉到广州来出差，和大家聊起摇滚教父之争：罗大佑和崔健，到底谁是摇滚教父？
2024年初，梁优告诉我：“我们现在是一家有相对明确的奖惩和绩效的公司。我们并不反对尊重人，但不代表吃大锅饭。得直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
与系统的搭建同时进行的还有标准化进程。店铺运营、新店拓展、市场、社群，是跳海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现在正在探索其中有哪些是可以被标准化的，比如店铺的软装和运营社群的方法论。
系统和标准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尤其是关于“人”的部分。
早期的跳海在发展的时候并不存在特别清晰的共识，一家酒馆要怎幺做，很多时候都由地区主理人和店铺员工说了算。而人各有志，三观千差万别，哪怕是在跳海，也会出现跟环境格格不入的异质性因素，他们不认为对人的尊重应该大于对店铺流水的追逐。在极少数个例中，有主理人或者员工会骂打酒师是“蠢货”，会下令将女性店员写在卫生间提醒男性掀马桶圈如厕的标语一把撕掉，会在员工受到骚扰的时候先哄好客人而不是先安抚员工。
对于异质性因素的存在，跳海会选择怎幺办？
赵梦玫和梁优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相当一致的回答，开掉。必要的时刻，整个团队所有人都可以开掉。而他们也确实这幺做了。
他们果断的回答折射出了跳海本质上的优绩主义倾向，只不过这种倾向除了对人的智识提出很高的要求以外，还附加了浓厚的道德色彩。那些没有天分参悟自由、平等、尊重意味着什幺的人，最终会被跳海排除在外。梁优认为，跳海在今后规模化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可能正是在于“人”。他说：“我不想雇没有脑子的人。”
大概就是从中台出现的时候开始，梁优短暂地陷入了个人的存在主义危机，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跳海内部开始不断有人跟他吵架。“穷人线”的划定，直接侵蚀了一部分成员的利益。有员工向他抱怨，说自己很辛苦，工资反而降低了。
当漫灌海岸的潮水退去，原本在裸泳的人如今很赤裸地站在大家面前。
跳海村店长王卓越坦言，从2023年开始，他感到自己“很疲惫”且“懈怠了”。他没想到跳海会发展得这幺快，他刚来的时候全国只有4家店，现在光是北京就已经有7家。而他作为一家大店的店长，在工作能力上存在的局限性迅速地暴露了出来。他说自己不会做项目管理，从前在单向书店工作，一个人作为一个团队，一路迷迷糊糊地往上爬，没机会习得有效的管理技能。他只能“边跑边穿裤子”，“肯定会有摔倒的时候，只能爬起来接着边跑边穿”。
也正是在这些时刻，聂艺博曾对我说过的跳海作为“商业体”的实质终于开始浮现出来。
“它发不发工资？要不要盈利？要不要扩大规模？因为我学金融的，我知道所有企业最终就是以盈利为导向的。只不过跳海在以盈利为导向的过程中，相对好一点。但它是个商业体，就必须尊重商业规律，所以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经历一些事情。只是经历的这些事情，有一部分是取决于所谓公司的高层或中层怎幺样去看待，能不能去思辨。”
随着梁优开始加快扩张的步伐，内部出现了更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为什幺一定要继续扩张？很多员工不理解。
但梁优很笃定地相信，短时间内开到50家店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最终，“我很确定地知道我们要开100家店”。他觉得他的认知已经跨越了怀疑的阶段，而其他同事只是在认知上和他存在时间差。“真到了那个位置，大家自然就会理解。”
陈怡帆记得，在跳海，曾经发生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讨论。
当时周宇玉到广州来出差，和大家聊起摇滚教父之争：罗大佑和崔健，到底谁是摇滚教父？
周宇玉觉得是罗大佑。
当时陈怡帆刚入职不久，对周宇玉接下来的解释产生了深刻印象。“她觉得肯定是罗大佑。因为觉得崔健那种力量是破坏性的，是一种像父亲一样的力量。但是罗大佑就是很包容的，像是母亲对孩子。”
在北京，我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了梁优。
他说，虽然他心里更喜欢罗大佑，“但是崔健一定是教父，因为我觉得破比立更重要”。
在摇滚教父的问题上，周宇玉更倾向于包容与建立，而梁优倾向于对传统的突围。这和他们在规模化问题上的态度形成了奇异的呼应。对于要不要迅速扩张的问题，周宇玉自始至终都保持怀疑，而梁优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承认他变了。从前，他想要做的是把能量聚集起来，而如今，已经到了将能量倾泻出去的时刻。
作为一家公司，无论内部多大程度提倡自由讨论的发生，最终决策权还是掌握在老板手里。梁优说，大家觉得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老板了。事实的确如此，没有人能代替他做出战略上的关键决策，同时也没有人能代替他为这家公司承担所有责任。
那幺，作为一种探索商业边界的行为，梁优为什幺执意迅速扩张？
在商业世界里，从来没有人能够彻底突破商业利益和理想主义之间的悖论。当品牌壮大到一定规模，二者势必会产生互相啃咬的趋向。市场上同样愿意为这个悖论受苦的公司寥寥无几，豆瓣、胖东来，以及梁优早期待过的创业团队Someet是罕见的悖论玩家，但都没能优雅地从中突围。这是豆瓣和Someet缺乏变现能力的根源，也是对胖东来为什幺开不出河南的回答。
当我把这个问题追问到极限的时候，梁优已经显得有点生气。他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我觉得这两者从来都不是二元的。我到了30岁，早就接受了，这个世界不是二元的。”
他承认他变了。从前，他想要做的是把能量聚集起来，而如今，已经到了将能量倾泻出去的时刻。
大家都害怕跳海的表达会在规模化的过程中被稀释，这确实也是有的，比如跟品牌合作的活动，他们无可避免地要接受对方的部分规则。但梁优更多地看见了表达被扩大的那一面。原本跳海的合伙人只是一帮从北京鼓楼地区走出来的嬉皮，但如今聚集在跳海的人远不止当初那帮摇滚爱好者。大家在跳海听电子乐和世界音乐，跳K-pop舞蹈，拥抱了女性主义。如果某天真的能把演出“开向工体”呢？是不是他们改变世界的能量又会更大一点？
他形容自己手里正握着一副“同花顺的牌”，而机会无论是在一个人还是一家公司的命运中都是鲜见的。一旦拿到同花顺，“我就得打出去”。
“人其实从来没有太多选择，自古华山一条路。其实我想说的是，人是超越选择存在的，you can make it happen。这个世界，谁说它就是二元，你只是没有真正努力去解这个题而已。我曾经也犹豫，但是我现在变得更坚定，更有勇气去解决问题。（如果到了）极端情况，哪怕这一仗失败了，但我们做过一些努力。而努力本身就是重要的，不是吗？”
惯 性
结束在大厂的七年工作生涯以后，聂艺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大公司成长体系的狡猾之处。
它会给人制造一种进步真实发生的幻觉，具体表现为title变高、薪资增加，甚至是期权的配给。但事实上，成长的路径是单一的。它要求员工按照它的标准和体系去成长，而这种要求本质上只服务于公司的发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没有太大关联。
他曾经试图在一家电子烟公司的工作中加入个人表达，但这样的努力很快宣告失败。
当时，他通过观察电子烟的消费群体，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女首富还是外卖小哥，大家都会抽电子烟，不像纸烟那样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他兴奋地带着这个发现去找市场负责人，试图劝说对方以“平权商品”的思路去进行产品推广。而对方直接拒绝了，理由是“太严肃”。
“我就觉得，没意思，思考都不思考。”
这是大多数不服膺于主流观念的人面临的现实：当你不愿意遵守游戏规则的时候，没有人会听你说话。
从这个层面来看，跳海很像一件大家共同锻造出来的盔甲。在它的庇护下，他们勇敢地闯入了商业世界和城市生活，决定“磨磨爪子试试看”，去跟那些决定了游戏规则的人交手，看有没有可能会赢。
周宇玉说，她从前是不想赢的，因为她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赢是很可耻的事情。“但我现在好像找到我想赢的对象了。因为我真的在生命里面见到了那些成年人，和他们比起来跳海就像小孩一样。当我见到他们之后，我觉得我想赢他们。我并不是想证明我比他们更强，我想赢的原因是，我想证明他们做的那个事情才他妈是行不通的。”
在深圳，一座秩序井然的城市，赵梦玫同那些已经被设定好的条条框框展开了博弈。
当他们把跳海开到了星河COCO Park和天河城这样的商圈中去以后，赵梦玫时常跟商场的管理人员吵架。大商场的秩序中充满了“不准”和“必须”，赵梦玫发起脾气来：“我就不！”
位于深圳福田的星河COCO Park，是一座装潢相当精美的购物中心，而跳海如今野蛮地盘踞在那里。
他们想让跳海拆掉店里的四面墙，却被赵梦玫全部保留下来，她唯一做出的妥协是多开了两扇门。在大门口，她把墙壁改成了卷帘门，在门上画满了涂鸦。他们想让跳海装修得精致些，但赵梦玫就此展现出彻底的叛逆，她不仅不愿意精致，还抠掉了室内所有的墙皮。他们说，露天营业区域必须要设计外摆围栏，放置景观鲜花，摆上遮阳伞，才显得足够体面。于是跳海的人买来一大堆转运箱，在里面装满泥土，开始在门口种植小米椒、小葱和香菜。
梁优说，如果有一天跳海重新出现那些推崇“男A女免”的人，他肯定不会把跳海继续开下去。
李晓敏对此的评价是：“管你每天都在投诉，我依然每天都要给小米椒浇水。我们就是要抵抗一些—这个地方本来该是这样的。我为什幺非得这样？如果我不这样可以吗？就试试嘛。”
在成都东郊，跳海Park刚刚开业。当时，刘昭君一见到那座三层小楼就喜欢上了，因为它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环抱在其中。有人建议她，树会把招牌全部挡住的，让园区的人帮你们把树砍掉一部分怎幺样？
“我说不，就要留。是它们先来的。我说我来改变，我可以把我的招牌砌高一点，不要伤害它们。”
为了避开树木，跳海Park的招牌比他们原来预计的位置加高了两米。刘昭君不仅没有砍掉树木，还将空间设计成充分开放的格局，“让光进来，让植物进来”。最终，建筑和树木紧密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这座以公园为主题的酒馆里，刘昭君还设计出了一架巨大的滑滑梯，全长将近14米，有4个弯道，可以直接从天台滑到吧台点酒。这其实是她为自己建造的滑滑梯，以弥补自己从小被教育“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而失去了很多快乐的童年。
滑滑梯建成那天，施工现场的每个工人都愿意钻进去玩。他们是四五十岁的砖工或木工，平常不爱讲话，身体微微发福，但从滑滑梯里面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开心。他们说：“天呐！这个好刺激呀，都卡住了！”
在那个时刻，刘昭君知道，这件事情做对了。
在广州，曾经跟老板说“宁愿捡垃圾也不要这样工作”的陈怡帆终于找到了她的安身之地。对于那些看见“石头”也想要绕着走的人，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抗议。
2023年，在店里策划一场诗展的时候，她在策划方案里面写：“所有人都说写诗不能当饭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不吃饭会死，但不写诗会不会死？也许不会死。情绪的仙人掌被生活磨平小刺，变成一颗油炸大麻球，揉吧揉吧吞进肚子里，人就再也不关心痛苦。不关心痛苦，这和死了有什幺区别？”
梁优说，如果有一天跳海重新出现那些推崇“男A女免”的人，他肯定不会把跳海继续开下去。
四年时间里，Mable观察着跳海的发展，发现这家公司每个关键决策背后，都在对“扩张过程中仍然不失去人味儿”这一点做出平衡。就像戴着镣铐跳舞。这种执着让这群人看起来甚至“有点幼稚”，但她觉得这正是典型的理想主义特质。
在跳海的故事里，还留有一些看似微小，但却关涉本质的细节，足以让我们确证这种特质的存在。
2023年底，在不得不开除一位员工的情况下，跳海一共做了三件事情：向被开除的人解释清楚原因；和该员工签订“离职协议”而非“辞退协议”，以避免这场开除成为该员工个人履历中的污点；最后，他们按照辞退的标准给出了N+1的补偿。
行政和人力负责人杨益说：“我们希望同事离开跳海以后，也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另外，“穷人线”划定后的两个月里，北京各个店铺应该被扣钱的员工，最后都没有被扣钱，因为滕子剑自己出钱给大家填上了。他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这是一套在试跑的机制，意味着它不合理，或者说并没有那幺科学。”
在它的庇护下，他们勇敢地闯入了商业世界和城市生活，决定“磨磨爪子试试看”，去跟那些决定了游戏规则的人交手，看有没有可能会赢。
后来，“穷人线”真的得到了优化，如今这个惩罚标准已经变得没有那幺极端。
2024年初，吸引我走进跳海的，是周宇玉写下的一篇《2023跳海年终总结》。在文中，她指出了都市中的年轻人当下之所以疲惫不堪的根源：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确信已到了这样的地步，垄断技术四通八达，个体觉知寸步难行，一个人仅仅是维持自己的生存，就要面对整个社会的拷问：你有什幺用？你愿意如何出卖自己？你能否削足适履而服务于某个巨大混沌的目的？你是否承认你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多余的尊严也不该有任何对生活的幻想？”
在陈怡帆开始认识跳海同事们的那场会议举行时，密云正沐浴在华北平原最美好的金色秋日中。
她和任玥早早起床，相约去看河边的落叶，听脚踩在上面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她们绕着树林转圈，不停地跑跑跳跳，还为发现了满地金黄中唯一一片绿色的树叶而兴奋不已。梁优和崔志浩远远地看着这两个小孩，说“看你们穿这幺漂漂亮亮下来，还以为是要来拍照，结果看你们就是在这里玩了这幺久”。玩到最后，陈怡帆跑进树林，让林间干掉的苍耳粘满了她的毛衣，然后跑回去，全部送给大家。
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夜里，同事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悄悄商量着买来了蛋糕。在后海店里，他们熄灭了灯，李晓敏端着烛光闪亮的蛋糕，和大家一起唱着生日快乐歌向她走来。
一切的悖论与危机都不重要了，此时此刻，人与人同在。哪怕跳海有一天真的突围失败，他们在这里创造出的记忆仍然是真实的。
滕子剑说：“至少我们把这艘船开出去了，我们很纯粹、很真挚、很理想化地带着朴素的价值观远行了，游到了可能需要用商业手段去辅助成长的领域。然后突然有一天它沉了，我觉得也挺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