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王晶
2009年，王晶第一次出国旅游，目的地是柬埔寨的吴哥古迹。
当时她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刚满一年，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一名助理工程师。由于大学专业是建筑学，同时对吴哥文明非常感兴趣，她出游的目的地选择了这个位于东南亚的着名文化古迹。
“吴哥古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特别震撼的。我很喜欢那种宏大感，而且石头建筑会给人一种永恒不朽的感受。”王晶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当时作为一名普通游客的她，完全没想到10年后会以吴哥古迹修复者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
左图：2019年，王晶和同事们在吴哥古迹王宫遗址现场。右图：王宫遗址里的“空中宫殿”及水池岩壁上的石刻像。
这里是高棉帝国的都城
吴哥古迹位于柬埔寨北部的暹粒省，距首都金边约240公里。公元9世纪至15世纪，吴哥城是高棉帝国吴哥王朝的首都，鼎盛时期人口达数十万，修建了大量的神庙、佛塔、王宫。后来由于外敌入侵，高棉帝国被迫迁都金边，被遗弃的吴哥城逐渐淹没在荒草丛林之中。
400多年后，柬埔寨成了法属殖民地，一名法国博物学家在19世纪60年代到吴哥地区寻找昆虫时，意外发现了气势恢弘的吴哥古迹。由于缺少历史记录，当地人已经不知道这些寺庙的来历，西方探险家和学者开始源源不断地来此探求真相。当他们破译了石头建筑上的梵文后，才确定这里曾是高棉帝国的都城。
吴哥古迹现存600多处建筑，分布在面积45平方公里的森林里，除了名气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些古建筑外，还有很多残破的、未经保护和发掘的遗址。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吴哥古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8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了“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中国工作队（以下简称中国队）”，先后修复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建筑。
2019年，中国队在吴哥古迹修复的第三处重要遗产——王宫遗址项目正式启动，王晶成为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对中国队来说，周萨神庙是我们的一期项目，修复了将近10年时间；茶胶寺是二期项目，2010年开始修复，2018年完成；王宫遗址是三期项目，计划从2019年持续到2030年。”王晶介绍。
平均下来，每一期修复工作都要持续10年左右。之所以时间这幺长，是因为修复吴哥古迹并不是简单的考古或建筑修缮，而是一项非常综合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吴哥古迹包括大吴哥（吴哥王城）和小吴哥（吴哥窟）两部分。王宫遗址位于大吴哥的核心区域，是吴哥王城东、西两条主要城市轴线的交会点，作为王宫使用了至少500年，既是国家王权的象征，也是统治者生活的中心。目前王宫遗址的遗存以石构建筑为主，包括核心建筑空中宫殿、配套建筑基址、围墙塔门、大型水池等。据中国考古专家的研判，现场曾经存在多处木构建筑，可能因为各种自然原因没能保存下来。
在所有的石构遗存中，核心建筑是空中宫殿，其回廊、宝顶等殿室位于三层石砌基台之上，主体结构还在，但墙体已变形、残破，缝隙间长着各种植物，台阶前还散落着许多碎石。
关于王宫遗址有不少未解之谜。吴哥城位于一个湿热多雨的平原上，为了处理雨水，古代高棉人开凿了很多运河，王宫遗址内也有两个巨大的水池，但具体是如何连通城内、城外水系的还不得而知。此外，原本木构建筑的位置、功能，与石构建筑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探究。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要进行考古调查、重点发掘和大量支撑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所有建筑遗迹进行清理和修复，最终对整个遗址区域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展示。”王晶说，“王宫遗址项目是中柬双方合作推进的，当中国队在现场取得一些阶段性的考古成果时，我们都会和柬方沟通、研判。”
在项目最初的3—4年里，中国队的主要工作是现场考古调查和发掘，虽然受疫情影响中断了一段时间，但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发掘出部分塔门基础、王宫遗址城墙外侧城壕、水渠以及一些出土文物。
据专家推测，王宫遗址的建造时间在公元10世纪左右，但与在国内考古不同的是，吴哥古迹的文献资料非常匮乏，这给文物修复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我国专家复原唐代建筑时，可以研究各种文物、查阅大量历史文献，还可以在西安、洛阳等地找到很多唐代遗存的木构建筑进行比对。而关于吴哥古迹王宫遗址建筑群的历史信息，目前中国队掌握的最直接的文献，只有我国元代地理学者周达观所写的《真腊风土记》一书，里面记录了他所看到的吴哥城是什幺样子，此外能做复原研究的资料比较少，可参照的同时期、同类型建筑也很有限。
“在考古现场，我们发现了许多柱洞，从密集程度和直径推测，当时的木构建筑体量应该比较大，且在王宫遗址内有多处分布。”王晶说。
最大的惊喜来自西北塔门，通过对该区域的发掘，中国队弄清了王宫遗址塔门和城墙的基础形式，对后续修复工作有很大帮助。此外，中国队还挖出8段水渠，为探索王宫遗址内外水系之间是如何连通的提供了一些证据。
十年积累走出国门
王晶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建筑学，参加工作后又跟随着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攻读了城市规划博士学位。读硕士期间，上海举办世博会，她参与了江南造船厂的改造项目，由此关注到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王晶认为自己所学的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设计的理念、方法，可以很好地融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再加上她对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硕士毕业后就加入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工作的前10年，王晶主要参与的是国内项目，包括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建筑群申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黄石华新水泥厂旧址保护与展示利用项目等，还作为主要参与者编制了行业规范《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导则》。从2018年开始，她加入到国际合作项目的援外队伍中，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到乌兹别克斯坦保护修复希瓦古城。
“中国队”在修复茶胶寺二层台东北角。
茶胶寺二层台东北角修复后的效果。
这个人口只有5万的小城，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在中国古籍中，这一地区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花剌子模。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国际项目，但我感觉一点都不陌生。”王晶说。2018年、2019年，她与中国同事一起修复了两座古建筑：阿米尔·图拉经学院、哈桑·穆拉德库什别吉清真寺。
这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伊斯兰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中方修复之前，两座建筑200多年来只在苏联时期有过一次小的修缮，墙体、地基等均已出现严重问题。
由于修复难度很大，乌方一开始还有点担心，但王晶和同事们用实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中方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使用当地传统工艺和材料，同时充分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并加固了古建的地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不仅交流了经验，也加深了友谊。乌方后来还在古建筑旁边设立了纪念碑，以记录这次成功的国际合作。
“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领域，中国队是一支具有国际视野且具备大量国内经验的国家队。”王晶充满自信地说。当得知自己要负责吴哥古迹王宫遗址项目时，她既激动又紧张，专门去请教参与了前两期吴哥修复项目的前辈，详细询问了周萨神庙和茶胶寺的修复细节。
由于柬埔寨曾是法属殖民地，所以法国人对吴哥古迹的研究时间是最长的。中国队组建之初，文化遗产研究院曾专门派人到法国远东学院查找资料。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到茶胶寺项目时，由于建筑体量大、难度高，中国队开始用自己的理念与方法进行修复，并设计、使用一些可逆的设施来维护文物完整性，进而探索出更多有效的保护措施。
“这个过程就像battle”
在王晶看来，吴哥古迹在某种程度上是各个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国家队的竞技场。“大家都是为了保护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但具体到修复理念和方法上，确实有很多不同，这与各国的文化背景有很大关系。你用你的办法，我用我的办法，多元的保护理念和多样的修复方案在吴哥这一文化遗产舞台上充分展现。”
比如对吴哥石构建筑构件的粘接，中法之间做法便有不同。对于破损的文物、摇摇欲坠的建筑，法国队习惯使用粘接材料粘合固定，以恢复原有石构建筑的风貌。中国队则倾向于先审慎地判断破损成因，确定是构件本身破损还是构件之间的连接被破坏，再因地制宜地确定是采用内部锚杆粘接还是选择外部辅助支撑的加固方案。
多元的理念和方法带来了更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有一次，一名法国专家来到现场，看到中国队在支撑和固定古建筑时使用了拉杆，当即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外部辅助设施是现代物品，一旦使用就会影响文物的美观和整体性，“干扰到建筑本身的原貌展示”。
王晶听后，详细阐述了中国队的理由：“首先，我们在维护世界遗产真实性的根本原则下，采取了可识别的修复方案，就是让参观者一眼可以分辨出哪个是文物本体，哪个是加固设施，而且看得出拉杆的作用就是支撑文物，因此不会误导参观者；其次，拉杆是可拆卸的，对文物本体不会造成物理破坏，这比用锚杆穿透文物、用环氧树脂粘接，可以为未来预留更多调整的空间。”
王晶进一步解释说，中国队并非完全排斥环氧树脂和锚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使用哪种方式。
“中国队的修复理念是尊重文物原有的构建方式。如果是一块碎成两半的石刻构件，我们也会用环氧树脂和锚杆来固定，因为它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如果是很多块石头组成的建筑，每块石头原本是单独的个体，之间没有黏合剂，而是靠石头本身的重力和相互叠加来维持稳定，那幺我们就倾向于使用外部辅助设施。”
这种审慎的态度和选择，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尊重自然和事物本来面貌的思想。在中国人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包容的、共存的。再进一步说，中国人认为凡事不能做绝，要为未来留出可能性、留出发展空间。
为了让外国同行理解中国队的修复理念，王晶在王宫遗址现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各方面人员沟通交流，其中包括吴哥古迹国际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ICC）的国际专家、其他国家队成员，以及柬方管理部门。
王晶（左一）与同事考察吴哥古迹里的寺庙。
“我反反复复地阐释理念，给他们看实际效果……经过一次次沟通，他们开始接受，并最终认为中国队提供的原则和方案是保护吴哥古迹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适合方案。”在王晶看来，每一次深度沟通都是一场思想的交锋，很多讨论都是非常激烈的，“这个过程就像battle（战斗）”。
2019年，王晶第一次参加ICC的国际会议，向委员会的专家们汇报王宫遗址项目的修复方案，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执行。她讲完后，ICC专家提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关于方案本身，而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你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怎幺理解？”
对于业内人士来讲，这是入门第一课的内容。中国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是全球第一，每年都有成功申遗的项目，且中国的多项世界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保护管理的典范。于是，王晶从《世界遗产公约》谈起，讲到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石质文物保护方面的全面经验与多个经典案例，表示“中国队是在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和技术方面都很成熟的一流团队”。
“因为有这样的团队支撑，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跟外国同行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我们为什幺审慎但坚定地在某些建筑局部使用外部支撑？其中就反映了我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深刻理解，也是我们对吴哥古迹保护给出的一个中国方案。”王晶说。
“小而美”直抵民心
从中国队进场工作的第一天起，吴哥王宫遗址项目就备受关注。同样对吴哥古迹研究多年的日本队，一直很关注王宫遗址，希望在其中发现有价值的文物。当中国队刚到现场进行勘察时，日本队就前来询问中国队的考古计划。
“我们的计划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是考古。为了更精准地掌握遗址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就引入了BIM（建筑信息模型）系统，在11年的修复时间里能及时且真实地反映遗址状态，相当于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记录，并实现信息共享。”王晶说。
中国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包括考古、建筑、宗教等，此外还有一个石质文物保护团队，对石质文物建筑的表面风化、植物病害、微生物病害等进行全面勘察和取样化验分析，判断其对文物的影响、是否需要采取措施。
在吴哥古迹遗址外的暹粒市，中国队租了一套三层小楼作为驻地，保证每一名队员都有独立的房间。在目前的几个海外援助修复项目里，援柬驻地的条件已经是最好的了，但由于当地气候比较湿热，很多北方同事会长湿疹，饮食上也不太习惯，总要适应一段时间。
负责给中国队做饭的是一名柬埔寨女性，名叫阿楠。她从茶胶寺项目时期就在中国队里帮忙，已有七八年时间。
阿楠起初只会做当地菜，后来每名中国队员教了她一样中国菜，包括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炖牛肉、包饺子……现在阿楠已经会做很多中国家常菜了，队员们觉得她甚至可以开一家中餐馆。有时候包饺子人手不够，阿楠的爱人也会来驻地帮忙和面、擀皮儿。
除了饮食外，防虫是另一大问题。在王宫遗址现场，只要站在原地超过5分钟，各种蚊虫都会到人的身上“聚餐”。其中最难防的是一种红蚂蚁，会从裤脚钻入，一直爬到人的头顶，咬起头皮来非常疼。因此大家在工作时要不停地走动，也尽量不要裸露皮肤，特别是腿部，裤子和鞋子不能露出脚踝，穿拖鞋更是不敢的，袜子最好包住裤脚，裤子还不能太薄，否则红蚂蚁会透过裤子咬人。
有一次，一名负责三维测绘的中国队员“中了招”。因为站得太久，这位同事被咬得整个后背都红肿起来。幸好柬方工作人员很有经验，直接在现场找到一种草，捣碎涂在中方同事的后背上，然后让他趴在阴凉的地方休息，半小时后红肿就消下去了。
驻地的蚊虫也曾让王晶大伤脑筋。“刚到宿舍的时候，我看到墙上趴着好几只像蜥蜴一样大的壁虎，还挺害怕的，就请工作人员把它们赶出去了。后来被蚊子叮得睡不着，才发现养壁虎捕蚊虫比其他驱蚊手段都管用，于是又请工作人员把它们放进屋来。”王晶回忆道。
但壁虎多了也有问题，它们会在屋里吵架，半夜叫声非常大，王晶还是无法睡觉。“我观察了很久，最后留下了一只捕蚊能力比较强的，这才睡踏实了。”
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专家，当地人非常友好，无论是柬方政府官员、专业技术人员、在现场帮忙的工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对中国队员十分尊重和亲近。
王宫遗址门口有一个冷饮摊，中国队员每天收工后，经常会买几个椰子。摊主和大家熟悉后，有时看到中国队员满头大汗地干活儿，会主动拿来几个椰子，只要半价。
王晶相信，未来五湖四海的朋友会越来越多。“过去10年，是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的10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国际合作交流的内容也在持续深化，文化遗产援外作为‘小而美的援外工作，直抵民心，也在沿线国家不断扩大其独特而有效的外交作用。我们这些文化遗产援外工作者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
王晶
1983年出生于北京，清华大学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2008年就职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现任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中心负责人、亚洲文化遗产保护青年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