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

2018年,余明辉在第四届“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上发言。

2002年的春天,余明辉第一次来到阿富汗,被战火中的满目疮痍所震惊。他是怀着商贸往来的想法到此的。尽管当时有同样想法的中国人寥寥无几,余明辉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在阿富汗开设了一个经贸办事处,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个“窗口”。

20年后,小小的“窗口”变成了拔地而起的“中国城”,成了中国企业进入阿富汗市场的重要通道。余明辉的故事也成了“中国城”的名片,浓缩了一批中国人在21世纪初的“西行漫记”。现在,这个故事经常被阿富汗的合作伙伴讲给各界人士听,百讲不厌。

“中国有无尽的生产力,阿富汗有遍地的土特产;中国的巨大产能需要全球市场,阿富汗的战后重建物资匮乏。两国有着广阔的互补空间。很多人觉得阿富汗又乱又穷,其实它是一个新兴市场,拥有被严重低估的发展潜力。”余明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2002年春,余明辉(中)第一次到达阿富汗。

炮火中初见阿富汗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余明辉在部队服役了3年,退伍后被分配到淅川外贸局工作。由于业务能力突出,他在几年后被破格提拔为干部,担任外贸站副站长。

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增加,余明辉觉得外贸行业应该改变之前等着订单上门的方式,要主动迈出国门联系业务,而且客户也不该局限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从1994年到1999年,他一直尝试拓展海外贸易范围,最后将目光投向了中东地区。

2001年,余明辉来到伊朗首都德黑兰,设立了一个经贸办事处。“当时条件简陋,我们只是在当地租了几间房,由中国厂家提供货源,商品包括瓷器、服装、纺织品等,我们负责出口到伊朗。”

阿富汗是余明辉的下一个目标。但他没想到,办事处刚刚在伊朗站稳脚跟,美国就发生了“911”事件,美军随后入侵阿富汗,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余明辉还是决定去阿富汗考察一下从事经贸活动的可能性。他花了很大力气,通过伊朗外交部门拿到了赴阿签证。由于政局动荡,在阿富汗使馆发放的签证上,文字都是手写的。

2002年3月,余明辉第一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尽管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还是被见到的景象深深地震惊。

“陪我去的翻译,也是位中国人,还有一位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记者。我们一过海关就看不到任何管理人员了,只好在漫天风沙里打了一辆出租车。路过一个村子时,村民说前面正在打仗,你们等等再走吧。”余明辉回忆道。

等了两个多小时,前面的仗暂时告一段落,余明辉一行赶紧上车,想尽快冲过这段危险之地。

“那条路已经称不上是路了,全是大大小小的炮弹坑,我们被颠簸得晕头转向,几乎要翻车。道路两旁就是堡垒,架着机枪,长长的枪筒对着我们,随时有走火的可能。我们等于是在枪口下硬闯。”余明辉已经顾不上担心自己,他最害怕的是翻译出事。

“陪我来的翻译是德黑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来之前,他的家人再三劝阻,如果他不来我是绝对不会勉强的。但考虑到我不会说当地语言,危险性太大,他还是瞒着家里人来了。如果出了事,我怎幺对得起人家?”

出发前,那位伊朗记者告诉余明辉,阿富汗几十年来战乱不断,“没有法律,没有规矩”,更看不到历史书里描写的昔日辉煌,“那里一切都变了”。直到亲眼看到,余明辉才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

本来计划一周的考察,最后花了一个月才完成。阿富汗留给余明辉的第一印象是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但同时也让他看到了未来在废墟之上重建的可能性。

余明辉决定在阿富汗“扎个根子”,像在伊朗那样设立一个经贸办事处。

建成后的阿富汗中国城。

“其实中国人在阿富汗做生意是有不少优势的。我们在宗教、政治等方面与当地人没什幺矛盾,反而西方人更敏感一些。但中国人做生意比较着急,短期内赚不到钱就走了,很多项目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欧美、日韩的企业稳扎稳打,反而能收获长期回报。”

一个大机遇来了

忙完伊朗的外贸业务,余明辉第二次来到阿富汗,已是2003年的夏天。他积极奔走,协调各方资源、调研行业数据、选择办事处地点……当时的阿富汗境内几乎看不到中国人,余明辉第一次到中国大使馆办理相关手续时,被时任驻阿大使孙玉玺看见了。孙大使觉得稀罕,从台阶上跑下来和他打招呼,问余明辉:“你是从北京来的吗?”

2003年,办事处正式获得了在阿富汗从事商业投资和经贸活动的营业执照。通过这个窗口,余明辉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输送到阿富汗。当然,这是一个相对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当地政府部门效率低,基础设施更是难以想象的稀缺。

余明辉回忆,当时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打国际长途电话,打到中国的价格是每分钟1美元,而且不找零钱,打15分钟电话收20美元是常事。好在当地人对中国人比较友善,每次值班经理都会优先接待他,免去了等待的煎熬。

虽然在阿富汗的中国人很少,中国商品却是海量的存在。海拉特是阿富汗西部的一座主要城市,20年前,当地批发市场里已经有大量中国制造的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了:广东产的CD机,江苏产的毛毯,上海产的药品……销量都非常可观。

“其实中国人在阿富汗做生意是有不少优势的。我们在宗教、政治等方面与当地人没什幺矛盾,反而西方人更敏感一些。但中国人做生意比较着急,短期内赚不到钱就走了,很多项目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欧美、日韩的企业稳扎稳打,反而能收获长期回报。”余明辉说。

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中国人骨子里更看重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能长期留在阿富汗的中国企业,基本上是搞工程建设的,由于顾虑安全问题平时总是大门紧闭,中国员工也不愿意出来与当地人交流。

“你不融入当地,连婚丧嫁娶的习惯都不知道,大家彼此不了解,什幺事情都不好办。”余明辉说。

到2013年,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都在阿富汗设立了项目中心或商务中心,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阿富汗仍然没有“大本营”,中资企业还处于单打独斗的散沙状态。

改变这种状态的转折点,就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余明辉感觉一个大机遇来了。在与国内经贸领域的专家沟通之后,他下定了决心:“我们要建一个中国城,成为中国企业进入阿富汗的大本营,也是中阿两国经贸的纽带、信任的基石、交易的平台。”

当时,余明辉负责的业务已经不局限于贸易,而是扩大到了工业生产领域。他带领团队先后投资建设了3个工厂,其中效益最好的是明海钢铁厂,一期项目的产量供不应求,正计划上马二期项目。“如果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建钢铁厂肯定比建中国城赚钱多、赚钱快。但从长远发展、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中国城的意义更加重大。所以我们暂停了明海钢铁厂二期项目,优先启动了中国城项目。”

“用什幺钥匙开什幺锁”

中国城的地址定在喀布尔,2014年正式立项。除了自己的团队外,余明辉还联合了一批阿富汗的老朋友共同参与。2017年,中国城主体建筑大楼破土动工,负责施工的是几名阿富汗地产商,同时也是该项目的股东。

大楼共10层,外观采用了连体双子塔形式,窗户、阳台都带有中式特点。工期历时两年,其间遇到过大大小小的意外,主要的困扰是当地一些军阀、帮派不时前来骚扰、敲诈,现场的保安与之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双方动了棍棒,大楼的玻璃都被歹徒砸碎了。

余明辉出面与相关势力交涉,严正告诫对方:“这里建设的是中国城,你们之前不知道,我们不追究了,以后不允许你们再来闹事!”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

“我在阿富汗时间久了,知道用什幺钥匙开什幺锁。”余明辉说。因为阿富汗的特殊情况,在这里做成一件事的难度可能是国内的十倍、百倍。这些问题确实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信心,也是在阿中国人一直不多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必须组建一个维护中国人利益的机构,这正是中国城的意义所在。我们会整合当地资源,当中国企业利益受损的时候,能帮他们解决问题。”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余明辉先后联系了1300多家中国企业,举办各类调研会,针对在阿富汗投资兴业的实际问题征求意见和建议, 希望将更多企业引入阿富汗市场。

2019年夏天,大楼建成交付,之后又修建了楼前广场、绿化带及安全设施等。众多国内企业也陆续前来考察。

2020年6月30日,中国城正式开张营业。“一带一路”“中国城”的中英文霓虹灯牌镶嵌在楼顶,从5公里外的山坡上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做这两个灯牌,余明辉找了四五家当地公司,用的设备及原料都来自中国,但技术上完成不了,最后还是在深圳做好后装船运过来的。

“无论过程多艰难,中国人终于在阿富汗有了工作和生活的平台。我们慢慢聚集在一起,就能彰显团结的优势。”在余明辉看来,战后重建中的阿富汗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与中国市场高度互补。这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为很多外国中小公司提供了发展机遇。十几年间,土耳其、伊朗等国的食品厂、水泥厂规模扩大了百倍以上。外资药店、电线经销商、建材公司也都收获了丰厚的回报。

2022年4月,余明辉参加阿富汗中国城国际产业园土地转让签约暨奠基仪式。

“在阿富汗经商确实有麻烦,但哪里完全没有麻烦呢?中国城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当地,认识更多朋友。只要我们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和处事方法,各种问题会得到妥善解决的。”余明辉说。

“不能照搬中国经验”

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巨大,但阿富汗中国城始终没有中断业务发展。开业当年,“城”里生意兴隆,各方面反应良好,当年就实现了营销平衡。2021年4月,中国城举办了“中国制造走进阿富汗”系列博览会及商务洽谈会,在当地商界、企业界及民间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过去两年,阿富汗政权更迭、被美西方制裁,但中国城的业务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2022年4月,余明辉作为项目中方负责人与阿富汗政府签署了3000亩地的转让协议,将创建阿富汗中国城国际产业园。这是阿富汗政府首次向外国公司转让土地。同月,中国城获得了喀布尔国际机场广告牌的使用权,成为第一家得到此项授权的外国公司。余明辉希望,未来可以更好地向阿富汗人民展示中国商品。

对于到阿富汗开拓市场的中国企业,余明辉有自己的观察:“中国企业进入阿富汗市场,一般会经历3个阶段:一开始因媒体报道而感到恐惧;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没有想象中危险,于是兴奋起来,什幺都想尝试;深入了解后遇到许多实际问题,无从下手,又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放弃。”

余明辉建议中国企业不仅要从商业上,更要从文化上去了解阿富汗,包括这里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法律法规、交易习惯,乃至什幺人可以合作、什幺人不可以打交道,办事该找什幺部门、有哪些程序,都要了解清楚,才能避免走弯路。

“在阿富汗做生意,不能照搬中国经验。”余明辉坦言,自己在阿富汗工作生活了20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城的发展是在走弯路、缴学费的基础上换来的,现在我们仍然谨慎从事,从来不敢懈怠。”他愿意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同胞,也愿意将积累的资源分享给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中国城是中阿贸易的桥梁,使中国企业、中国商品有了直接和阿富汗市场对接的平台和窗口,为来阿考察、开展商务活动的人员提供安全的人脉纽带,也让双方有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未来,我们会继续前进,矢志不渝地去实现更高的目标。”余明辉说。

余明辉

1970年生于河南省淅川县。1986年入伍,退役后进入淅川外贸局工作,后任外贸站副站长。2001年赴伊朗开设外贸办事处,2003年在阿富汗获得外贸营业执照后工作至今。现任中国阿拉伯经贸促进专业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