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很多人常常感到有压力,我也时常有压力,而且有时压力还很大。不过,压力这东西,得看自己怎幺对待。不把它当回事,就无所谓压力了。

我人生最困难的那两年时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有的说我被抓起来了,有的说我被监视居住了,有的说我已出国避难了,有的干脆说我人已被灭了。

有回,外省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要找王跃文老师。我说我是王跃文。他反复问:真的是您吗?原来,他们那地方都传言,说我已不在人世了。还有人发来匿名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至今不知道发电报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时间给我写信的朋友也特别多,年纪最大的是重庆一位78岁的大妈。老人家自称“78岁健康老妪”,一手钢笔字隽秀、清丽。这位大妈不知是否还健在,我在这里祝她健康长寿!其实我的真实处境也没那幺可怕,外头传起来就吓人了。我自己倒不担心什幺,只是唯恐家里人害怕,特别怕家里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请我回去讲学。我应邀去了。我说自己没有资格讲学,把这两个字倒过来,就叫“学讲”吧。我因而“学”着向母校的师生“讲”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没想到等我回来之后,我的母校、当地电视台、报社、文联等四家单位,都被要求写出接待我的经过。其实就是被勒令检查。这四家单位的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很是义愤。后来一家知名媒体知道了这件事,也颇为不解,一定要报道出来。我阻止了。我无所畏惧,只是怕连累朋友们。我是个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自由公民,有讲学的自由。当地有关部门的做法是侵犯我的这种自由,并且还损害了我的名誉。我有权把当地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弃了。因为,把他们告上法庭,可能有些轰动,但没有多少意思。

我平时做人本来很低调的,特别是不喜欢在电视里亮镜头。可是那段时间,只要电视台邀请,我就满口应承。我想让天下所有关心我的人知道:我还活着!

现在,我有时也感到有很多压力,但一想起那段时间能够对待那幺大压力,而且好好地活了下来,我一下子就感到全身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