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的学习情况。经过变故，我的学习大打折扣，从上等滑到中等，再从中等滑落到中下等。就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场大病突然来临，什幺病，痔疮。经医生检查必须得动手术，于是我在医院住了20多天，做了第一次手术。

就在这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离开沈阳去了齐齐哈尔演出，离家的时候她说几个月就回来，结果半年过去了，她也没回来，但每个月往家寄三百块钱，由我支配料理。后来又听说我妈不回来了，要跟我爸爸离婚。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我妈为什幺会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难道她把老小一家人都抛弃了！再说我爸还有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回家了，难道连两年你都等不及了！当晚我实在憋不住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奶奶。开始时我奶奶睁大眼睛，竖着耳朵认真地听着，当她听明白之后，咕咚一声摔倒在地。幸好我李叔，也就是那位李庆海，给我家来送大米，因为李叔是我家的座上客，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又是我爸爸的磕头把兄弟，在我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实话实说了，李叔听罢之后，连连叹气，帮着我把奶奶劝得不哭了。

第二天，我跟奶奶说我去找我妈，死活也得把她劝回来，奶奶非常支持我，还对我说：“你妈要是不回来，我也去，我给她下跪，一直哀求她心软了，陪她一起回来。”

简短截说，两天后我到了齐齐哈尔，找到文雅轩茶社，当时我妈正在这儿说书，我妈一看我来了，深感突然，头一句话就说：“你怎幺来了？”我也没有客气，一反过去在我妈面前那种懦弱的表现，问我妈：“妈，我听说你要跟我爸离婚？这是真的吗？”我妈反问我：“你是怎幺知道的？”我说：“沈阳说书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耳朵里早都灌满了，你干脆告诉我到底是真是假？”我妈长叹一声哭了，好半天才对我说：“既然你问到这儿我就实话对你说吧，我跟你爸已经离婚了。”我妈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为这件事，又到北京去过，我一共去了两次，把手续都办完了。”我说：“你骗人，手续在哪儿？”我妈没说话，打开皮包，把离婚证拿出来了，往我面前一递：“你自己看看吧。”

我妈接着说：“你来了也好，有些事我要向你交代，今后，你要担起家里的生活担子，因为现在我的收入也不是那幺多，按法院判决的结果，从下月开始，我每个月只能供给你们60块钱的生活费，你就看着安排吧。”我说：“妈，你能不能跟我回沈阳一趟，当着我奶奶和我妹妹们把这件事交代一遍，那毕竟还是你的家，即便你和我爸离婚了，我也是你儿子，我妹妹们也是你女儿。”我妈真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虽然也掉了眼泪，但是她斩钉截铁。任我磨破嘴唇，我妈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赌着气离开齐齐哈尔，连夜返回了沈阳。

本来我的痔疮就没有痊愈，由于着急上火，痔疮又发作了，我只好忍着剧痛，用药治疗。正在这时，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抱着未来能当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医生的崇高理想，跨入了考试现场。老实说，经过家庭剧变，我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根本没有充分的备考时间，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几天后我的一个最好的同学刁永言来了，我们俩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就没有分开过，两家相距很近，学校有什幺事情都是他第一时间通报给我，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说：“老单，给你道喜了，咱俩都考上东工（东北工学院）了，你说有多巧，名字还挨着。”

不久学校开学了，我和刁永言一起到了东工，我们分到一个班里，课程比较简单，第一年主修课是俄语，这是我最苦恼的一门课程，之后就是政治课，我勉强支撑了一个星期。后来我的痔疮又犯了，病情恶化了，我向老师请了假，又去了医院。

好不容易盼着出院了，刁永言又来到家里看我，他说：“老师问过你几次了，你再不上学恐怕真的就被落下了。”我跟他说：“永言啊，你看看我的情况，现在我连腰都直不起来，一天要换几次药，怎幺上学啊？你替我向老师请个长假吧。”刁永言长叹一声，答应下来。

正在这时候，我那位李叔李庆海到我家来看我，看到我家四壁凋零的样子非常伤感，现在在我的眼中他就像我父亲那样亲，我向他诉说了我心中的苦恼，李叔也伤心地掉下眼泪。李叔语重心长地说：“传忠啊，你还记得吗？我说过我非常喜欢你，如果你愿意说书，我愿意收你做我的徒弟，把我身上的本事全传授给你。”这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了，过去全都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念了这幺多年书，怎幺可能放弃了去说书呢？但这次我的确动了心。

李叔说：“孩子，就凭你们家的现状，你能读完5年大学吗？即使你真的大学毕业了，又能怎样？当技术员？或者是见习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超过百元，与说书比起来差多了，你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经济收入问题，有了钱才能养家全小，再者一说，说书人大多都是没有文化的人，都凭着口传心授，你读书读了这幺多年，在这个行当里就算是状元了，假如你能把这些传统剧目全都记录下来，整理出书，不也是一大贡献吗？”李叔走后我通宵未眠，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全桂大姐又来了，我把李叔的话对全桂说了，征求她的意见，她完全赞同李叔的说法。

之后，我把这件事对我奶奶说了，我奶奶虽然讲不出什幺大道理，但也无言以对，为了家庭的生活她也无奈地答应了，我把家里头做了安排，给我奶奶留了钱，现在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只能靠这位老人执掌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54年的初冬，我们踏上了去营口的列车。

（节选自单田芳着《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