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设立特区时不到3万人口,到如今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成为我国最大移民城市,这里吸引了无数人。40年来,从满地黄土到高楼林立,这座城发展速度惊人且设施便捷、治理精细,几乎浓缩了国人对“发达”城市的所有想象。不怕失误,不怕特立独行,不怕大胆突破,就怕没有想法、懒于试错、疲于奋斗。与其说这里圆了许多人的梦想,不如说是敢闯敢拼、勤劳智慧的人们塑造了锐意创新、彰显个性、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城市个性和风貌。

这里,是深圳。他们,是成就深圳的每一个人。

拓荒者

1983年春,18岁的杜先芳和几十个同事一起,从湖北荆门出发,前往一个“刚被圈出来的地方”。彼时,距离深圳建市不过4年、设立经济特区不到3年,万丈高楼还处在“平地起”的阶段。

他们是中建三局的建筑工人,到达深圳之后,被分到“国贸”工地。“每天我们去加工厂清点钢材,然后运到操作平台,再进行绑扎。”杜先芳说,刚开始她只知道跟着师傅干活,并不知道自己在参与建设中国第一高楼。

他们住在工地旁用毛竹搭成的简易工棚里,这是早年深圳建设者的集体记忆。比杜先芳更早来深圳的铁路工黄海清回忆:“实在没地方住,只能用竹子搭,夏天高温也没电风扇。”

起初,一条通向广州的单轨铁路、一段连接香港的木桥成了深圳与外界少有的联系。在几近荒芜的土地上,黄海清指挥着30多辆运输车不停往返运送材料。各地建设者、工程兵蜂拥而至,慢慢打通城市血脉。单轨变双轨、木桥变新桥,直到建成贯通内外、纵横交错的路网。

1985年底,深圳国贸大厦宣告竣工,历时37个月,以160米的高度摘得全国第一高楼桂冠。此后,“三天一层楼”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奇迹般地打开了深圳敢闯敢拼的大门。

7年后,邓小平登上国贸大厦,进入53层的旋转餐厅,在此发表了南方谈话中的重要内容。

国贸大厦建成后,短短几年,深圳已开始显现商业发展的“端倪”,吸引着五湖四海跃跃欲试的人们。张庆杰就带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从老家汕头来到深圳,用这辆自行车和不多的本金卖水果。在摸爬滚打中走进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开了几十家小型商场,主营服装和电器。

不久,张庆杰的生意版图拓展到还未开发的南山区。本想在那里开个百货商场的他,发现周围并没有居民,倒是有些没盖好的楼房,索性直接转行做家居建材。“我把很多家居品牌集合在我的店里,像一个超市,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招式”正确的张庆杰从此跟着深圳城市发展路径“开疆辟土”,哪里盖房,店就开到哪里,慢慢建起自己的“商业大厦”。

如今,深圳已不再是名字中“圳”所描述的田间水沟,曾经星罗棋布的鱼塘和村庄被宽阔道路和高大建筑替换。许多和深圳一起“起高楼”的拓荒者选择在这里安家,让自己的人生和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奋进者

1991年的华强北还是工业区模样,厂房遍布。谁会想到,这条主干道900多米长的街区,之后会商铺林立、人潮涌动,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

上世纪90年代的华强北像有一股魔力,任何新式的电子产品一到这里,相关配件、组装、销售迅速聚集,再在全国市场铺展开来。深圳宽松的市场经济环境,加上电子产品市场尚属“蓝海”,似乎每一个元器件都在抛出橄榄枝,只要“入场”,收益显现。商户们马不停蹄地寻找商机,配套产业链,打开市场,一步步将华强北推向行业顶端。

陈海升1994年就在华强北租了店铺,卖录像机、VCD、传真机。“以前很多人来深圳出差,都要带一个电器回去,每天出货量很大,早上还没开门就有人排队了。”后来因竞争太激烈,他转行开了传真机组装厂,可惜两年后厂子倒闭了。重回华强北的他决定进军上游,做电子元器件,他很快发现,“这个市场是真的大”。

陈海升随后见证了小灵通、手机、电脑等在华强北的“高光”时刻。手机市场的鼎盛将华强北推到了浪尖,华强北山寨手机几乎垄断了全国市场。但“极盛”过后,迎来大跌,好在手机商涂皓早有准备,他把目光投向了南美洲。

“早期南美人喜欢全键盘,因为他们习惯按键打字。我就按照他们的喜好设计外观,再装上天线,一拉出来就能看球赛。”靠着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和华强北完整的产业链,涂皓逐渐在南美打开市场。随着手机更新换代,他也开始开发平板电脑、蓝牙音箱等产品。去年,他的公司销售额达到3亿美元。

涂皓把自己的成功转型归结为“市场推动”。早期的华强北的确赋予了太多人机会,面对“从天而降”的市场机遇,只要勤奋进取,就能带来收获。但随着时间推移,华强北的成功秘诀加入了品牌思维、研发创新、营销方法、战略规划等更高的要求。

“充满机会”是当时深圳每一寸土地散发出来的“气息”,但通往成功的道路向来不只有一条,千万奋进者在各自赛道上施展拳脚,各显神通。

当“陈海升们”在华强北“搅动风云”时,贺鹏麟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他只想尽快提高技术,因为“当上师傅工资能涨不少”。

想法单纯的他在第七年迎来机遇。“有个司机看我活儿不错,懂电路和维修,就介绍我去一家科技公司做GPS安装。”之后他又去了一家生产汽车故障诊断仪的公司,主要辅助工程师进行产品开发。“修理厂修不好的车就找我,全是疑难杂症,我就凭经验辅助工程师找到‘症结’所在。”

2005年,贺鹏麟参加深圳市汽车维修技师职业技能竞赛,获得汽车维修电工第一名,直接取得高级技师证书。2012年,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没想到高中文化的我能得到这份殊荣。”他说,是城市包容宽松的氛围和机遇成就了自己。

这些年,贺鹏麟一直在研发盲区主动刹车系统,希望解决大型渣土车盲区事故多发问题。经过多次实验,他和团队终于定制出适用于近距离感应的雷达,在驾驶室右侧下方、前方保险杠两侧安装传感器,感应大型车辆起步和右转弯时盲区出现的人和电动车,自动刹车,避免事故。贺鹏麟认为,这就是他在这座城市“奋进的目的和自我实现”,“因为这保护的是每个家庭的平安”。

颠覆者

“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三维成像和测量,并且我认为(这一技术)将来一定会走进寻常百姓家。”基于这个信念,2013年,光学测量博士出身的黄源浩在深圳创立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提供3D视觉传感器硬件和解决方案的公司,起步阶段只有20人,其中5人负责研究芯片。最初,公司每年投入数千万,但产品和收入都是零,最艰难时账上的钱只够维持三四个月。2015年,黄源浩判断在不久的将来,手机也会采用3D摄像头。

他们果断做出了结构光方案和原型演示产品,但国内手机厂商有些犹豫,“毕竟国内外还没有手机用这种摄像头”。转机发生在2017年9月,随着全球第一个搭载3D结构光摄像头的手机推出,短短20天内,国内就有3家厂商向他们抛出橄榄枝。

在手机摄像头领域试水成功后,他们开始在智慧零售、智能制造、AR/VR、智能安防、智慧交通、工业测量等领域拓展,服务全球客户超过2000家。

在资源、产业链和人才大量集聚的深圳,创新变现仿佛触手可及,但多年来,支撑公司前行的还是底层技术的不断革新。目前,黄源浩团队已经在3D视觉感知主流技术进行了自主研发布局,成为全球少有的在结构光、双目、iTOF、dTOF、面阵激光雷达5种3D视觉技术全面布局的企业。

“在消费端看起来颠覆式创新的产品,背后的技术演进都是渐进的。”黄源浩认为,自己不是颠覆式创新者,但他想成为领先全球的技术颠覆者。

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王建涛。他是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发电机检修主任工程师。1996年中专毕业后,他进入大亚湾核电站维修核燃料装卸系统。2006年,他被调去维修发电机,一上岗就发现,维修发电机定子线棒是个辛苦又容易出错的活儿。

“以前测量它的绝缘状况前,需要把内部水分完全吹干。”王建涛后来说,“我刚参加大修的那次,已经过了10天,还偶尔能吹出点儿水。天天加班加点,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折腾差不多半个月才测量合格。”

那次之后,他开始琢磨专用工具替代人工吹扫。最开始画图、买设备、加工模型,搞了10年电气的他尚能应付,但随后的编程直接让他开始了漫长的学习。10年里他不断改进设计,终于在2017年设计出第五代发电机定子线棒吹扫装置,只用7.5小时就能达到绝缘优秀值。“关键是全自动,不用人整天提心吊胆盯着压力表和操作阀门。”王建涛说。

除了不断改进定子线棒吹扫装置,这些年他还发明了发电机抽穿转子激光安全测控系统、发电机转子多功能模拟装置等,其发明创新共申请国家专利128项,帮助核电站在更加安全的检修基础上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去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在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深造的同时,他还负责“发电机检修与试验智能机器人”项目,希望在转子和定子之间的狭小空间内放入检修机器人,更加安全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目前全球还没有哪个公司的机器人能实现定子表面清洁、槽楔故障处理、自动换槽等功能。”王建涛说,“我们不是在国外的基础上改进,而是从零开始,因为我们想比他们做得更好。”

梦想者

凌晨3点,城市逐渐“睡去”,陈用发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熬粥,煮豆浆,备菜……他经营的这家“左撇子早餐店”即将迎来第一波客人。

即使只用左手,陈用发依然准确麻利、动作一气呵成。他并非天生左撇子。1999年,他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来料加工厂工作,右臂不小心被卷进机器,就这样失去了一只胳臂。后来官司打了两年,他才拿到了赔偿。拿到赔偿后,他便联合工友们做公益,向受工伤的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一干就是7年多。

“到2009年那会儿,深圳的法律援助起来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陈用发决定做生意。他在龙华区一家早餐店门口租了一小块地卖豆浆,后来又学会了做肠粉,改进汤汁,在早餐店加入了各式米粉和粥,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工作之余,他喜欢坐着四通八达的地铁在深圳到处逛逛,看看别的店铺怎幺服务、别人广告做得好在哪里。“这里能让我一直学习,视野更加开阔,内心也更强大,我还能更多地去关心别人。”

如今,他的女儿已经在店铺附近的牛栏前学校读书。“我在网上提供社保、居住证和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后,就把女儿的学位申请下来了,非常方便。”陈用发说,“政府每年还有7000块钱学位补贴,剩下3000多块钱的学费完全负担得起。我现在就想好好在这里生活,重要的是女儿也在身边。”

偌大的城市藏着无数个坚强的“陈用发们”,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安静、踏实地书写梦想和人生。王利军的梦想就藏在上围村,这是深圳一片还未被开发的客家居民村。不大的村庄里,一座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被艺术家们改造得格外精致。他在村里找了一个带庭院的房子,在这里建了工作室,平时给别人画画,闲暇时就到邻居家坐坐。

“这里祥和得像个乌托邦,出去都不用锁门。但这里的艺术家们也不只是‘闭关’创作。”王利军说,“我们想跟村民一起,把这里建设得更好。”

涂鸦师陈传沛给村里的围墙涂满了墙体彩绘,他比王利军更早来到这里。“我正在做一些乡村活化项目,上围村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灵感,这里不仅有艺术家营造起来的氛围,政府做的配套设施也很完整。”他说,“很多村庄面临人口外迁、祖屋荒废的问题,但我希望保留本土文化,重新展示给世人。”

每天在外工作之后回到上围村,陈传沛才觉得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里,看不到城市里的一切,却又属于这个城市,“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能够在这样的大城市有一处安静的交流地,夫复何求呢?”

王利军希望,自己的绘画能在上围村落地生根。“这个城市那幺包容,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梦想寄托的地方,而我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