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倡导读毛泽东书第一人

瞿秋白是在共产党内明确支持毛泽东农民运动主张的第一人,是在共产党内号召要读毛泽东书的第一人。

1927年初,毛泽东历时1个月,途经5个县,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后,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这则报告仅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发了一部分,就被当时的《向导》主编彭述之要求停止刊发。

瞿秋白知道这件事后,既气愤,又不理解:“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幺命?”于是,瞿秋白就叫秘书羊牧之与党在汉口创办的长江书店联系。后来,长江书店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了单行本。

1927年4月,瞿秋白在百忙之中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下序言。“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作为志同道合的战友,毛泽东和瞿秋白互相欣赏。“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提议让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心中早有主意的毛泽东说:“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就这样,毛泽东被中央派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摘自新华社客户端,文/贾永)

周恩来:与加纳总理“赛球”

1963年至1964年,周恩来“行程十万八千里”,先后访问亚非欧14个国家。

1964年,加纳发生了总统遇刺事件,这使加纳国内局势骤然紧张。此时众多人士都建议周恩来不要冒险访问加纳。但他认为加纳虽是个比较小的国家,却能够坚持反帝反殖,与我国友好交往,这本身就有着重大的意义。现在,加纳遇到了困难,更期望得到我国的支持。所以,周恩来在派遣人员实地考察加纳的政局之后,并没有改变行程。

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令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非常感动。当时非洲部分地区有不能让外人目睹自己妻子容貌的风俗,但是在参观住处时,恩克鲁玛却破例让周恩来等客人与自己的妻子见了面。

参观时,周恩来突然发现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考虑到恩克鲁玛遇刺后心情还比较紧张,为了缓解他的情绪,周恩来主动提议要和恩克鲁玛打一场乒乓球。和周恩来一同出访的陈毅心领神会,自告奋勇地说:“好!我来当裁判!”于是,一场罕见的在两国首脑之间展开的乒乓球比赛开始了。

周恩来的右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伸不直;恩克鲁玛因被刺客刺伤,右手腕上还缠着白纱布。因此,这两人显得有点笨拙的球技不断引发在场人员的笑声。遇刺事件发生以来,总统府内第一次充满了轻松愉快的气氛。(摘自《党史纵览》,文/秦九凤)

罗瑞卿:“阎王不要的人”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年代,他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他矢志不渝,铁肩担道。他一生数次大难不死,连毛泽东都说他是“阎王不要的人”。他就是开国大将罗瑞卿。

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见到个子高高的罗瑞卿,问他是哪里人。当他听说罗瑞卿是四川人时,感到很惊讶:“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却都是‘长子’。”从此,罗瑞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称号。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时,罗瑞卿身负重伤,加上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罗瑞卿受伤后不久就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恍惚间听到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说话声。只听一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另一人则说:“棺材还得做长一点,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然而,为罗瑞卿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他昏迷数日后,竟又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罗瑞卿还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毛泽东曾问他如何开展治安工作,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狠肃清敌对势力。毛泽东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1955年,罗瑞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毛泽东常常风趣地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摘自《学习时报》,文/王翠娟)

徐特立:十年破产读书计划

徐特立1877年出生在湖南一贫苦家庭。他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中共中央曾称赞:“他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

徐特立一生重视学习。1897年,徐特立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收入作为生活开支,而将祖母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卖田所得用来买书,期以十年。1905年,徐特立参加了科举考试,取得好成绩。返乡后,各处学堂争相延聘,徐特立的收入得到提升,生计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也对自身的学习提出了新要求。他制定了20年学习工作计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民族史等。

1949年8月,他与中断联系22年的长女徐静涵恢复了通信。徐特立很希望了解父女分散20多年间女儿的一切情况,所以在信中写道:“希望你把20来年的生活、工作、学问写信告我。”但是,他又不愿因为自己的家事给党增添负担,也不愿意为此影响学习和工作,所以在信中提到已经70多岁的自己每天还要工作8个小时以上,“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幺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摘自《北京日报》,文/王相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