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似乎没有成长的时间，就像被打了催熟剂一样，要快点到社会上，变成被利用的工具。这不是把他们当人培养，而是当作生产工具在培养。”
一直以来，考上二本的学生有一个自称：“二本狗”，这词就像“屌丝”“码农”“金融狗”“新闻民工”与“社畜”等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自嘲与自我调侃。
2006年与2019年之间，黄灯在F学院当了2006级和2015级两届班主任，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代年轻人的成长。2018年，黄灯开始写作《我的二本学生》。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黄灯深刻地意识到，二本学生折射出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她写道：“短短20多年，那些像我一样起点的二本学生，在彻底市场化和应试教育横行的时代语境中，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居住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保护，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人生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太大野心”
2005年，黄灯入职广东F学院。作为广东省享有盛名的财经类院校，凭借在广东银行系统丰富的人脉资源和地理位置，F学院的录取分数长期接近一本线。该校的生源接近一半来自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黄灯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来自不知名的乡镇，与“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学霸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这些孩子仍是所在地的资优生，“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些学生留给黄灯很深的印象，“就像一堆被打湿的柴火，你怎幺点都点不亮。”他们是最普通的学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之列。“人生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太大野心。”
但她也发现短短十年间，自己带过的两代大学生进入社会后的境遇已有明显的变化。
1996年出生的李妍，是F学院2019年的毕业生。她的家乡在粤东的饶平县，一个李姓为主的村庄。李妍的妈妈是勤劳的江西女人，年轻时在深圳打工，她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夜里乡村静谧，李妍在灯下背书，妈妈就在一旁守着，做潮州珠绣。李妍很早就展现出会读书的资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好的一次，全镇所有小学统考的拔尖赛，她考到前三。
整个小学阶段，李妍唯一的课外书，是一套教辅资料。每页书末尾的格言警句，她翻看过很多遍，那是她获取课外知识的唯一渠道。升初中时，摆在李妍面前的有三所学校——潮州市区的重点中学、邻镇一所教学质量较好的中学以及她所在镇上的普通中学。市重点中学的选拔考试给了李妍最初的震撼。满分30分的英语试卷，她几乎看不懂，尽管有很多选择题，也只考了几分。语文作文的题目是《人生》，试卷里一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她那时甚至没听说过，课本上也没有。考试落榜后，李妍偶尔会想起墙壁上的脚印，“是不是因为没有把它擦掉，所以才考不上？”
高考之后，李妍进入F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在漫长的少年时代，李妍偶有不甘和无奈。她似乎总在一些关键的节点遇到障碍——每一次都为自己努力争取过，却被挡在门外。2016年，作为大一新生，李妍来到F学院肇庆校区。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七星湖岸边，红砖绿瓦。校园很小，一眼就能望遍教学楼和宿舍。李妍觉得像是进了养老院，与想象中学术大咖云集、围坐讨论文学的大学相去甚远。
但她慢慢发现，在这所财经类二本院校里，地位边缘的中文系像是一个小小的庇护所，不乏好老师。在那里，她遇见了黄灯，听过她的讲座，钦佩她的社会责任感与知识洞见。
从2006年到2019年，黄灯在F学院当了两届班主任，分别为2006级的062111班和2015级的1516045班，见证了许多年轻人的成长。14年后翻看学生名单时，她惊讶地发现所教的学生已有4500余名。
温建是F学院2005级学生，来自广东河源市紫金县的小乡村。他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由爷爷带大。温建将自己的人生总结为“按部就班”。因为爷爷才想要跳出“农门”的信仰，他刻苦读书，考入了F学院热门的经济学专业，这对他来说是好成绩。
毕业那年，温建第一次对学历产生认知。2009年，全省银行系统招考，珠三角一线城市的招聘要求是985、211或研究生以上学历，F学院毕业生只能去县一级机构。即便如此，文凭依然带来优势——温建去紫金县一所农村信用社报到时，领导还感叹：“F学院的学生都愿意来我们这儿。”
10年来，温建的职业发展稳步上升。他在紫金县工作3年后，被借调到省级系统，并顺利纳入事业编制，过着安稳的生活。
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及，毕业8年后，2006级的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绝大多数已经安家落户。他们的职业选择大多保守，如公务员，银行从业者等，一小部分人创业，都在城市过着较为体面的生活。在黄灯看来，这一代学生的发展得益于时代的机遇——“房价平稳、低廉、经济上升的阶段”“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广东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
进入体制、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似乎成为这批贫寒子弟在城市扎根的重要途径。
“就像被打了催熟剂一样，要快点到社会上”
许多学生是在上大学后，才第一次了解到“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这使得他们进入学校后都出现过心理落差。
找工作时，学历成为第一道门槛。师兄师姐面试时，最常说的一句是：“中大、暨大的人都在，那我肯定没戏了。”温建说，就连紫金县银行系统的岗位，现在也有很多名牌大学生来竞争。
考研则是另一个坎。2006级学生中，没有一人选择考研，直到2018年，也没有人脱产考研。黄灯认为，这或许表明他们对工作较为满意，不需要通过文凭提升来改变生存状况。
近几年来，许多学生开始选择考研。重点大学招收保研生的比例不断扩大，留给非985、211院校学生的机会并不多。黄灯的一位好友曾明确告诉她，第一学历不是985、211，面试再出色也很难录取。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许多学生从刚进大学时就开始找工作。有的从大一就开始在外面兼职和实习，甚至长期花钱请人来帮忙上课。毕业后，他们因为履历丰富，率先找到了工作，从朋友圈来看，生活很体面光鲜。
在F学院，黄灯带着导师制辅导的学生读书、听讲座，逛中山大学校园，希望学生内心更从容，“我的学生似乎没有成长的时间，就像被打了催熟剂一样，要快点到社会上，变成被利用的工具。这不是把他们当人培养，而是当作生产工具在培养。”
“哪怕二本学校的孩子，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2019届毕业生小欧，来自公务员家庭。她从小厌恶官僚习气，但在家人的劝说下，最终参加了国考，进入江西赣州某县的税务局。她表示，对于二本学生来说，公务员几乎是最优选择，它只限专业，却不限985、211，“只要本科就行。”看着一些还在为找工作奔波的同学，小欧有些庆幸，自己搭上了国考的顺风车。
黄灯在武大和中大读书时，曾观察过本科生就业，进体制考公务员并不是名校毕业生的主要选择。“对于那些二本学生来说，如果能够考公务员，应该是非常好的出路。但重点大学的孩子有更好的选择，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岗位。”
读书改变命运的法则，在这批二本学生身上，并非没有体现。2018年，沐光毕业两年后，进入保利地产做党建工作，如今已和人搭伙，在东莞买了投资房。
在谈到童年的经历时，沐光说，那时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家，连住的房子都摇摇欲坠。沐光的两个弟弟都没有上大学，二弟在村里当“烂仔”，三弟则在工地上打工——这是村里男孩最常见的两种命运，沐光则在两三年前，帮助父母重修了一栋三层高的小楼。
沐光曾对黄灯说，如果没考上大学，他也会成为村里的“烂仔”。大学教育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农村的孩子，哪怕二本学校的孩子，他们还是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争取到机会。”黄灯说。
考研失败后，2019届毕业生李妍住进了F大附近的龙洞城中村，准备“二战”。她想考苏州大学文艺学，在日常生活中常感受到一种撕裂感——一方面她对做学术感兴趣，想要去探寻真理；另一方面又为现实所牵绊，如今房租都由父母资助。她已决定如果“二战”失败，就先去工作。等过几年再考。
搬进城中村迎福公寓后，李妍买了一盆绿萝放在床头，绿油油的枝叶已悄然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