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朗 王昊 赵一凡
几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江平说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活到90岁。2023年12月19日，这位老人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人物小传】
江平，中国着名法学教育家，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他作为中国民法学界的泰斗，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
1948年至1949年，江平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留学苏联回国后，江平进入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民法教研室，承担民商法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江平回到阔别多年的讲台，率先开设了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课堂受到学生广泛欢迎。
从1985年《民法通则》起草开始，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江平不断参与立法工作。1988年至1992年，他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1993年以后，他依旧陆续参加包括《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等立法工作，见证了我国来之不易的立法胜利果实。
2023年12月23日，冬至刚过，北京的气温已降至零下十几摄氏度，路上积雪未消。八宝山东礼堂外，送别江平的队伍已蜿蜒百米。送别的人群中有白发老者，也有年轻面孔，有政法大学的老师和校友，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
在大家的印象里，江平是中国着名的法学家，是中国政法大学学子们的“老校长”。而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一个呐喊者。他坚信，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进程不可逆转，自己“能喊就喊几嗓子，加快这进程”。
呐喊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
这应该不是青年时代的江平预设的那个未来。彼时，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这一职业确实与他自身的性格非常契合。但命运的神奇之处在于未知。此后的几十年，他的笔没有用来着文章，而是写下无数法条。
“我的良知告诉我应该怎幺去做，我就努力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江平曾这样自我剖析。在时代的洪流里，他用自己的呐喊，为人们发声。
1951年，高等教育部首次组织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首批375人，其中就包括江平。这段近5年的留学经历，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法学理念，也成为他能够深刻影响中国法学界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
后来，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进，大量经济活动的涌现和新型业态的出现带来机遇，也令相关立法规范与保障迫在眉睫。
20世纪80年代初，江平作为“民法四杰”之一，参与制定了《民法通则》。改革开放初期，一次性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不成熟，只能“两条腿走路”，民法和民事单行法并进。《民法通则》确立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现代民法基本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20世纪90年代，江平主持起草了《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而在公开采访中，江平曾表示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法律是《行政诉讼法》。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开始出现“民告官”的现象。作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组组长，江平经过深入研究，率先提出从实体法改为程序法，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
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些法律的名字或有耳闻，具体法条可能了解得并不那幺清楚。但江平参与制定的一系列法律，确确实实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在江平看来这是自己的使命，也是他后来教的每个学生、每个法律人的使命。
法学教育家
江平不做校长很多年了。其实，他当年真正做校长的时间也只有两年。
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里，大家都会唤他一声“老校长”。几乎每个中国政法大学的新生，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认识这位“永远的校长”。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比起立法，其实更多的时间里，他都是在教书育人。
身穿黑色大衣，戴一顶灯芯绒礼帽，气度不凡——这是很多学生对他的印象。
为了听他晚上的一场讲座，很多学生不吃晚饭，下午就赶去教室占座位，可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连三面走廊都站满了学生。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他用简洁凝练、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艰深晦涩的法律概念，即使不是学法律的学生，也能听得懂。
为了鼓励更多学子投入到法治梦想之中，从2000年开始，江平设立了民商法奖学金，带头拿出了多年的积蓄，捐出50万元。在90岁生日时，江平为这个奖项捐出500万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些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律师、法学教授，都师从江平。
“在某种程度上，我心中的职业理想与法治信念是江平先生播种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翔说，每当自己陷入职业的虚无，都会想起江平手书的那四个大字：法治天下。
这是江平的梦想，也是大多数法律人的梦想。
他曾在全国律师大会上这样说起中国律师的使命：“作为律师，苦乐是你个人的感觉，善恶是你的社会形象，成败是你个人的事业，而律师职业的兴衰关系国家的命运。”参会的律师回忆，好多人闻之动容。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80多岁高龄时依然在带博士生。当年，为了成为他真正的学生，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波考了6年，做这个决定时，他已经32岁了，在地方政法委担任副处长。“完全就是因为江先生的人格感召力，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支柱，满怀法治理想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则认为，一个人或许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却可以选择在任何时代坚守本心和捍卫使命。“我想这也是江老师留给我们每个法律人的精神遗产。”
或有形或无形，或熟识或浅知，学子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记住他。每年新生入学时，总会有人注意到一些学长学姐的文化衫上，印着江平30年前手书的那句话：只向真理低头。
孩子们确实在不知不觉间，听到了这呐喊的第一句。
金石留此声
作为一生的呐喊者，江平也有过一段无声的时刻。79岁那年，一次中风让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思维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受限，说不出一句话来，吓坏了众多学生。
年龄和身体问题交替着提醒他：自己不再是一个能拼尽全力呐喊的年轻人了。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地发出一声叹息。但没过多久，大病初愈的他执拗地起身，开始以更高频率现身发声，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自那以后，他对于时间的珍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方面是要跑赢生命与时间，另一方面，或许是源自一份孤独。
80岁前后，江平出过一本自述。书籍的内容整理者陈夏红觉得，表面看来，江平不是孤独的人。
他家客厅的钢琴上摆着一些小饰物，细看才见上面都有字，一个获什幺称号的小金杯。还有他寿辰的礼物：一个水晶小座，一个有他照片的瓷盘，几张照片。东西都不贵，但有敬爱在其中。小物件立着，样样都骄傲挺拔，它们是“江平的奖品”，是有形的“鲜花与掌声”。
但实质上，他又异常孤独。最大的孤独在于，他习惯了独自呐喊的日子，他不懈地呐喊，说出我们这个社会极其匮乏的常识。可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有人应和，如同在空旷的山谷中声嘶力竭地大喝一嗓子，没有得到任何回声。
时间带走了他的力量，但也带来一些收获和馈赠。2023年5月，江平奖学金颁奖典礼的那一晚，江平带着衰老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出席。颁奖典礼结束后，他和获奖的同学们一起合影，孩子们在他身后站了三排，紧紧地围在他身边。
江平的去世，也冥冥中成了他发出的最后一声呐喊，让还来不及认识他的大众看到，有那幺多如今走在法律一线的学者与律师，以各种形式践行着他的理念与思想——幽谷有回声。
这声音又或许从来就没有失去过力量，早就留在了金石之间。
2023年12月底，北京的雪未竟消融，冷风搅着树上的残雪，叩着蓟门桥畔的一块石碑，曳着写满悼念的鲜花。石碑上刻的是江平的理念与信条：法治天下。
路过这块石碑，法大的学生们要去图书馆里准备期末复习了。图书馆里有一座《民法典》纪念鼎，鼎后的铭文是江平撰写的。“斯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法治是基石……《民法典》行，当仿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以阕庄严。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