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党桦

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回村务农。我们那儿的农民管自己叫“受苦人”。当时，有人曾给我出主意，“让家长找找村干部，去学校当个代课教师，免得去地里风吹日晒的受苦。”我不去，也不让父母去找。因为我不喜欢站在讲台上扯着嗓门吼那一群调皮捣蛋、不受拘束的孩子。我自小就喜欢房上、树上，漫山遍野、自由自在地奔跑、玩耍，再加上那时每天都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教导，我才不想把自己关进校园 的四堵墙内呢。那年，又赶上公社在我们村设立农科教试验组，我们那一群74、75、76届的回乡青年和插队青年被吸收进去，队里把村东南一块三十亩的水荒田拨给我们做试验田。那时的我们一群青年男女在一起，最不缺的是热情，劳动的时候，毫不惜力地争着干、拼命干，根本不知道什幺是愁，什幺是苦，一点儿都没有当“受苦人”正在受苦的感觉。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好多人蠢蠢欲动，由于信息闭塞，我根本不知道。当信息传到我们村时，离报名还有五天时间，我也不想考虑这件事。父母都是老实的农民，根本不懂，我说不考，他们也就不管我，由着我了。这可急坏了我的老师和亲朋好友。村里的王春老师就三番五次来找我、开导我，并动员了我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们一起来做我的工作，做我父母的工作，让我无论如何要往长远看，要参加高考，要争取一个脱离“受苦人”的好前程。就这样，在众人软硬兼施的“逼迫”之下，我很不情愿地去报了名。当时，既没有教材，又没有相关学习资料，于是迷迷糊糊学了一个月便懵懵懂懂地去参加了考试。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是名落孙山。

1978年4月初，王春老师听说县里要办高考辅导班的消息后，没征求我的意见就给我报了名，他兴高采烈地来我家告诉我，几天后又亲自“押送”我和另俩人去离家二十来里路的县中高考辅导班学习。那三个月的学习生活，简直苦不堪言：天气热不说，一日三餐还吃着那发黄的小米饭或玉米面窝窝头，就着一碗稀稀的、上面漂浮着几个油花的油菜汤，常常因吃不下而饿着肚子去上课。晚上，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每人只有一尺宽的地方，躺下去连翻身都很难，常常睡不着苦熬到天亮。在那样的条件下，我身体变得极度虚弱，学习效果很差。结果考下来，距离录取分数线差二分。有人说，找找人，就能走了。我没人可找，也不让父母托人辗转找，甚至不让父母跟别人谈论我高考的事。依旧回村劳动，只是沉闷了许多，有了一些沧桑感，开始品尝到了愁和苦的滋味。

那年秋后，县里又在我读高中的学校办高考辅导班，我的老师们又一次次叫我回去复习。直到1979年1月的一天，上午在试验田里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挖了一上午水渠，下午我才带着两裤腿黑泥点走进校门，在老师的带领下去见了新任校长。那半年，吃住在家里，生活上得到了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学习效果也明显见好。高考分数出来后，学校在公社最热闹的大街上张榜公布，我是文科复习班的头一名。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我第一志愿选择了师范，那年暑假快结束时，我扛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省城的师范学院。

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从一个青年农民成长为小学教员，并且成为学校的教学业务骨干；从孑然一身到送孩子上大学；从没有房子到100平方米的住房；从充满激情、富于理想、耽于幻想，到历经磨练而沉稳而平淡而知天命。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经历，成了我最大的财富，而在那个特殊时期，我的亲朋好友和我的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复习班的老师们所给我的无私引导和帮助，也成了珍藏在我心中永久的感激。

（作者单位：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