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苑
又一次翻开《文心文事》，心里满是沉重和忧伤——陈乐民先生决然地离开了大家，独自远行。
这本白皮小书买得很早，但并没有认真看就放在了一边，只记得与此书同系列的几位作者都是我敬仰的“大家”。那时足够愚钝，不能领会陈先生兼论中西的博雅通达，以至连陈先生的名字也未曾留下深刻印象。直至“专职”从事研究工作后，一位学长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去读陈乐民。看他的每一部书。”于是我拿走了学长密密麻麻夹满了纸条的陈先生的几部文集。
这一看就呆了。那样严肃、重大的论题呈现在我眼前；许多细小的专题，我也明显感受到纸背后的思想力度。这才激发了我较完整地了解陈先生观点的愿望。
在陆续阅读文集的同时，我拿起陈先生一部比较通俗的著作：《欧洲文明十五讲》。平易文字的背后是陈先生对世界文明演进历程的深刻总结。刚看几页，就因为书中关于陈衡哲《西洋史》教科书的一段话而欣喜不已。因为近几年我一直关注近代的教科书，陈衡哲的《西洋史》自然看过，而且感觉很好。没想到陈先生早有评价，他多次称赞，在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十五讲》P5)看到陈先生这个评判，恰似自己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肯定一样愉快清爽。新文化的才女陈衡哲这部诞生于内战炮火中的著作，既是章法严谨的教科书，又是个人写作的楷模。我理解陈先生所说的“好”，既包括知识点周详、繁简得当、脉络清楚以及见解深刻独到，更包括文字中透露出的活泼笔法和学者个性，而不是板着面孔的枯燥说教。
后来一章一节地读完了这部提纲挈领的欧洲文明简史，那种阅读感受。好像心里被擦去蒙罩已久的灰尘。明镜一般亮堂。
陈先生是公认的学养深厚的“欧洲学家”，数十年读书工作，他始终不停地琢磨何为“欧洲精神”。通俗地讲，他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何以成为欧洲”。他常把这个问题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说自己没有完全解决、还在思考。他也有过困惑，曾经认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认同过西方文明的“危机”要靠东方文明来“挽救”等说法。但这些“预言”般的判断最终无法让他的理智信服，故而没有在他脑海中过多停留。他的问题越来越清晰：人类社会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个理性的大方向?回答是肯定的。经过多年沉淀，他找到了答案：欧洲精神的核心就是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并且，他进一步认为，“欧洲精神”或者说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十五讲》P2143)
与这个主体走向相伴随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全球化的理解。陈先生赞成张东荪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同理，所谓“全球化”也是一个事实，而不适于在书斋中作纯理论的思辨。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问题不在于或迎或拒，而在于自身文化的转换。这个见解与“中国传统文化开不出现代化”直接相通，令人豁然开朗又倍感深重。由此可见，陈先生研究欧洲，其实心系中国，他更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陈先生的思想穿梭于中西之间，他对中国传统时代历史的分析。常常能提出高屋建瓴、令人深思的见解。例如他曾提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其中有专章写暴君和在暴君统治之下的“被腐化的人民”。陈先生说：“这个经验教训是非常可怕的。暴君的统治固然很厉害，但是在暴君统治之下的人民的腐化，志气怠惰，沾沾自喜于这个帝国取得的所谓的成就，这是更可怕的事情。”(《十五讲》P63)这句话让人读来脊梁发冷、猛然警醒。这不仅仅是在谈历史。我们从小受教科书的影响灌输，对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满心骄傲，极少有人教给我们理性地反省。陈先生这话正是省思的良药。
在一些小问题上也能表现出陈先生对中西文化的融会理解。比如“mdon”一词，陈先生认为现在都翻译成“民族”不十分确切，有国家形态的民族才叫“nation”，他觉得应该译为“国族”才好。(《十五讲》P84)我很赞同陈先生这个说法。其实我在阅读1930年代的中小学教科书时就发现，当时的教科书中频繁使用“国族”一词，以培养学生民族团结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热情。这个词语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传播是密切相关的。不论是历史形态还是语源流变，“nation”确有其特定含义。而近代“国族”教育则充分表现出融合多民族为一个大中华从而团结对外、抵抗侵略的民族国家情绪。这个认识正好加强和丰富了我对陈先生观点的理解。
陈先生所有的思考，都不是书斋里生产出的文字。他的学术，是他的阅历一点一点浸灌出来的。我暗自揣摩，对他影响最大的一定是他亲身经历的195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大浪潮。他亲眼见证了20世纪后半期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实验和崩溃。1950年代中后期，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陈先生作为“和大”(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常驻东欧，亲身感受了诸如“波匈事件”等国际事变，亲证苏联威信的下降、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冲突对立乃至破裂的全过程，以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乱局；他也在下放和干校时期感受中国农村的极度穷困。而此后的东欧变局越发刺激他思考苏联式社会主义显露出来的问题。对于苏东剧变，他得出了自己的看法：“表面上是东欧先崩溃了，事实上是苏联支撑不住了，东欧先垮台了。”(《十五讲》p217)
这些难得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广阔、真切的世界历史变迁的大视野。他对于人类理性发展道路的认识一定与此密切相关。从这个认识出发，陈先生对于当代西方思潮和中国思想界动态的把握便显得底蕴深厚令人信服。他认为，欧洲的精神层面或者说人文哲学层面上，传统的东西到19世纪末已经非常成熟了，在这方面提不出多少新鲜的东西了，所以才使得20世纪文化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现象”。但恰恰是这种文风或学风，对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新文化起到一种“腐蚀的作用”。殊不知，欧洲新思潮对于现实的批判是建立在继承自己传统的基础上的，他们已经具有启蒙和理性的深厚根基。而新思潮的不良影响在中国则表现为无根的批判。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认为“启蒙”已经过时的“新左派”，多次强调“启蒙”的落实“特别值得对中国说”。(《十五讲》P150)国内不良学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几乎在社会科学领域”，都不乏使用“洋八股”模式者，很有一些“痴迷”于新名词、新方法，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言学的青年。陈先生总结这些所谓的新东西，“大多是脱离实际的玄谈”。(《在中西之间》P129)当代中国仍然迫切需要建立“理性”，需要“老调重弹”：即建立科学、民主的精神。不过他并不全盘否定这些新事物，例如他对于“后现代”，就曾指出其可取性在于对现实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批判。但是，作为现代化的基石，科学和民主各自所具有的缺陷或负面影响，均不能成为拒斥科学和民主的理由。陈先生提醒我们要心平气和地看到：现代化是从西方文明发展出来的，这是个事实。不管我们是否喜欢。
读陈先生的书，揣摩陈先生的思想，给我最大的教益就是教我学会判断。如何为中国文化定位，如何为近代中国百年历程定位，是考验每一个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者的最深刻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对照陈先生的欧洲文明发展史，令人深感近代中国建立理性文化的紧迫和重要。这一点，说白了就是“启蒙”。陈先生的学术表达，总是像大河一样让人明白晓畅地看到方向。这也让我更加相信，无论什么样的“学术”，最终回答的都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而这正是一个力图接近史学门径的年轻人在眼花缭乱的“理论”、“模式”丛林中不至于迷路的主心骨。
这点感悟只是对陈先生学术思想的浅薄理解，但我已经大有收获，并相信以后会受用无穷。后来，陈先生身体情况不允许他再进行繁重的研究和写作。于是，我只能在报刊杂志上看到陈先生的文章，篇幅一般不长，但深度和力度没有丝毫减弱。2008年相当长一段时间，陈先生总有篇幅短小的文章在《万象》刊出，我也只为看陈先生短短的文字而守候新一期的《万象》。我把这心情告诉了学长。再后来，听说陈先生住进了重症病室，又听说他在沉睡中离开了大家。学长遗憾地说：“可惜他最终没有听到你那句话!”但我执拗地认为，读陈先生的书就等于向他汇报交流，我坚信他听到了，并且会看着我进步。
一个从陈先生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的学生，和泪而歌，送陈先生远行。我将永远为陈先生的一句话而感动：“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在中西之间》P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