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吉
南宋绍熙五年秋，湖南安抚使朱熹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这位65岁的理学领袖，从长沙出发，一路徐行，终于在10月初抵达行在临安。进城之前，朱熹与专程出城迎迓他的士大夫们聚集六和塔下，对当时的朝廷形势做了一番讨论。
但近年来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对聚会的地点六和塔却颇有怀疑，并提出新解。他说：“经过详细考证以后，我现在完全可以断定，六和塔不是指临安城外的建筑物：他是一个因塔而起的一个通俗地名。”他认为《年谱》中所说的六和塔，实际上是指“六和塔地区”的官方驿站浙江亭，“这才是永嘉诸贤出城迎迓朱熹而展开论辩的所在”。余说见于《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十章“孝宗与理学家”中的《附说二：六和塔与浙江亭》。
余先生的翻案可以成立么？检核三复，我认为他的解释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六和塔和浙江亭的位置。六和塔今仍在钱塘江大桥侧龙山月轮峰开化寺内，浙江亭早已不存。余先生认为两者“上下相望”，距离非常近。其关键证据，来自周密《武林旧事》卷七所引《德寿宫起居注》：“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诣德寿宫，恭请两殿往浙江亭观潮……自龙山以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这段文字属于当日史官笔录，史料价值极高。很可惜的是，尽管都提到了浙江亭和六和塔所在的龙山，但我们从中丝毫看不出浙江亭的具体位置，更不能据此推断此亭就位于龙山脚下。
浙江亭和六和塔到底相距多远呢？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一“堰闸渡”条载：
浙江渡，在浙江亭江岸，对西兴。龙山渡，在六和塔开化寺山下，对渔浦。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九亦载：
浙江渡，在候潮门外，对西兴。龙山渡，在六和塔下，对渔浦。
以常理判断，两渡之间肯定有一定距离，如果亭、塔确属“上下相望”，则不应分设两渡。而若能确定候潮门和西兴的所在，那么浙江亭的位置也就不难推测。西兴地名屡见于宋代文献，今杭州对岸尚有西兴镇。但时移世易，地名容有变迁，尚不能贸然据此得出结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首“宋朝浙江图”中，明确标有浙江亭，从图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此亭紧靠浑水闸，就在候潮门、嘉会门之间的江边，而宋之候潮门、嘉会门，即今南星桥、三廊庙一带，又恰与今之西兴镇隔江相望。今日之地理，恰可为宋人记载之脚注，两相印证，若合符契。至此，我们断定浙江亭位于今三廊庙附近，而与龙山六和塔相去约八至十里，殆可无疑。
余先生认为，在宋代的文献中，六和塔已经由具体的佛塔，演化成了塔下沿岸地区的称呼，浙江亭就位于这一地区之内。我们知道，以著名建筑物指代其所处地点的用法并不少见。自隆兴初年重建以后，六和塔就成为了临安城南的地标性建筑，以此作为基准点来划分江岸，进而以之指代附近江岸的小片区域，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一指代的范围有多大，能否大到把十里之外的浙江亭也包括在内？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余先生又对宋代宰执的待罪地点做了一番考订。《宋史·留正传》载留正因为争姜特立事而“待罪六和塔”，《赵汝愚传》中说汝愚“出浙江亭待罪”。两处记载十分清晰，毫无歧义，但余先生阐幽发微，看出了史料背后的意味。他认为留正“待罪六和塔”有两种可能性：一，留正确系在六和塔开化寺等待，这就必须假定开化寺可供官员旅居，而这一假说“文献完全无征，不能不放弃”；二，此处的六和塔指代的是一个地名，待罪六和塔，其实就是待罪于“六和塔地区”的浙江亭。
实情到底如何？其实第一种可能性正是史书记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七中，就有一首《六和塔寺馆三宿和秀江亭诗牌韵》的七律，并非“文献无征”。公许乃嘉定间进士，曾官礼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年辈稍晚于留正，诗不具引。而余文之所以极尽曲折，得出第二种“可能性”，是拘于《梦粱录》卷十“馆驿”条的说法：“樟亭驿，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桥南江岸。凡宰执辞免名，出居此驿待报矣。”
我认为这条资料只能证明浙江亭是宰执待罪的地点之一，并不具排他性。因为宋代文献中记载官员待罪于六和塔、范村甚至私宅的材料着实不少，上举《留正传》即其一例。并不能仅据《梦粱录》一条记载，就推翻其余，更不能因此曲为解释，强此就彼，把六和塔说成是一个包括浙江亭在内的大地名。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九“赵汝愚”条：“明日，留公等待罪，光宗有旨：‘宰执并出。’于是俱出浙江亭俟命，而留公径至六和塔。”此段叙事来自赵氏行状，足资凭据。文中亭、塔对举，分别是很明显的。如果说浙江亭位于“六和塔地区”，则“而留公径至六和塔”一语实属画蛇添足、窒碍难通。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马相去国”条载：“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阳马公廷鸾……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于六和塔。余受公知，间日必出问之。时公偃仰小榻，素无姬妾，止一村仆煮药其傍。”引文中的马廷鸾本人回忆：“国家以余东宫旧臣，引以自近。忠为姬石障，事与志违，忧危重心，酸辛呕血，舆疾出次六和塔。室无姬侍，夫人独处秀江亭上，亲为余作粥和药。（《碧梧玩芳集》巻十九《鲁国夫人墓铭》）”两条记载均出当事人亲撰，且相互印证，弥足珍贵。既然秀江亭与六和塔同处开化寺内，则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判断：丞相马廷鸾待罪之所，正是六和塔下的开化寺，而绝非候潮门外的浙江亭。
一条有力的旁证是宋末艾性夫的《六和塔浙江亭庙山皆宰执待罪之所并作一绝》诗。据《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知庙山更在六和塔之西南。此诗题目，正与前引诸条待罪六和塔之说吻合。至此，我们可以不容置疑地断定：南宋宰执待罪之所本非浙江亭一地，留正、马廷鸾等人待罪六和塔下，赵汝愚等人俟命浙江亭边，史有明文，绝不可强作解人，混而为一。
朱熹当时病足确系事实，为了说明六和塔的险峻及紫阳登塔的困难，余文引用李宗勉《题秀江亭》诗中的“今日登临方觉险”一语为证（此诗作者及写作地点尚存歧说，此不具论），其实此诗不引可矣：即照常理判断，六和塔耸峙江边，高达六十米，衰暮之年的朱子要想盘旋登至塔顶，实有困难。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年谱》说的是朱熹“及至六和塔”，并非说朱子“登临六和塔”，此中区别，自不待言。另外，朱子如果连并不高的月轮峰都无法攀爬的话，又怎么能经受得起从长沙至临安这两千余里的路程？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朱子此行曾在江西临江登临阁皂山、玉笥山，六和塔会的前一天，尚曾游览附近的昙山，则攀登月轮峰，并非全无可能。
寺庙聚会为南宋士大夫习见活动，若无确凿证据证明朱熹当时未至六和塔，毋宁采信前人成说。余英时先生对于六和塔与浙江亭关系的考证，既没有揭示六和塔会的真实地点，又混淆了宋代宰执待罪的不同场所，给原本清晰明了的记载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实在有些可惜。余先生自信经过一番细致考释，得出“铁案难移”的新解，可谓环环相扣，抽丝剥茧；却不知疏漏颇多，使可信的史料徒滋歧义，结果只能是劳而寡效，治丝益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