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剑

○郭英剑

《巴黎岁月》无疑是一部学术气息很浓厚的传记作品。在作者把这些碎片式的文献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每个人眼中不同的巴黎,不同时代的巴黎留学生的生活片段,也为读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证据。

从众多传记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佳作

2012年4月初,一本历史传记之作刚刚出版,旋即在美国引起媒体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出版周刊》等都刊登专文推介此书。这本书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黎岁月》Dreaming in French)。

该书的原名,可以直译为“法文中的梦幻”,记录了三位美国杰出女性的一段早期生活,即在法国留学的时光。后来,她们都成为了美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布维尔(Jacqueline Bouvier)、美国著名作家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与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

其实,关于上述三位杰出女性,均不乏传记之作,包括她们自己的自传。但《巴黎岁月》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独辟蹊径之处,则是分别选取了她们20多岁青葱岁月时到法国巴黎留学一年的经历,由此探索法语文化,特别是这段经历对她们后来的成长提供了什么营养,她们自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法国岁月的,进而让人们看到了不同时期的美国文化与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对于个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由于杰奎琳曾经是美国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更为人们所熟知。出生于1929年7月的她,1952年23岁在华盛顿一家报社担任摄影记者的时候,认识了当时还是麻省一名单身众议员的肯尼迪。当时,肯尼迪告诉她,说自己有意成为总统,杰奎琳觉得他简直是痴人说梦。但在一年之后,肯尼迪成功当选参议员,人们就开始讨论他参选总统的可能性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两个青年人走到了一起。肯尼迪与杰奎琳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自然成为了1953年美国社交界的一件大事。

后来的故事,人们都再熟悉不过了。1960年,肯尼迪入主白宫。有趣的是,杰奎琳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是整天忙于把白宫改造成为优雅与文化的殿堂。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5年之后,杰奎琳搬到了纽约,与媒体发生严重的冲突,因为媒体不断在炒作她的绯闻,后来她索性宣布,自己要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震惊了美国社会和大众。1975年,奥纳西斯去世后,再度寡居的杰奎琳开始进入出版行业工作。她曾经在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和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等担任编辑。1994年在她65岁的时候,卒于纽约。

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自1960年代中期以后,她就成为了公众人物,既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更是当代美国女权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桑塔格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戏剧的创作上均有突出的成就,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在美国》和评论集《反对阐释》等。半个多世纪以来,桑塔格的作品已经进入当代文学经典,无论是在高校课堂还是在学术界都受到追捧和极大的关注。她创作的最大特征是模糊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提倡文化研究中的美学方法,强调风格多于内容。2004年,桑塔格因病去世。

三位女性之中,戴维斯是唯一一位在世者。她出生于1944年1月,现年68岁,是一位激进的政治家、学者和作家。早在1960年代,戴维斯因为加入美国共产党、参加民权运动,尤其是在1969年,她被美国加州时任州长、后来的美国总统里根禁止在加州任教而名声鹊起。次年8月,她因为卷入加州法庭暴动事件(造成了法官被害的严重后果)而遭到全国通缉,后被捕入狱。这一事件在当时的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因此,人们也记住了戴维斯这个名字。但戴维斯在18个月后被无罪释放。1980年代,戴维斯两度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但她的一生,更多地还是在大学教书。她是加州大学桑塔科鲁兹分校的历史学教授,目前已经退休。

熟悉的传主独具匠心的视角

选择三位当代美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作主角,作者所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避开众所周知的事实,挖掘那些被历史所遮蔽的素材,选取怎样的视角,进而探讨怎样被影响的问题。

该书作者极为巧妙地选择了这三位公众人物的一段共有的历史经验:她们都有在法国的留学经历,时间跨度都是一年,而且她们都向往法国,对法语与法国文化极为着迷。更为重要的是,这段留学经历,在她们后来的成长历程特别是各自的思想发展历程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人们在她们后来无论是社会活动抑或是思想性的论述中,大都可以寻找到源出的脉络。因此可以说,《巴黎岁月》是一部记录了三位女性年轻时的成长经历的作品。

法国巴黎,是二战以后美国大学生的梦想之地。人们总是为能够在这个被称作是“光之城”的大都市呆上一年而感到荣幸与快乐。而她们三位都是在20多岁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时代,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进入巴黎大学学习。

其实,正如那时的所有青年学子一样,早在到巴黎之前,她们对法国已经是向往已久了。巴黎、法语,这些词汇不仅存在于她们的想象之中,甚至也存在于她们父母的想象之中。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她们到巴黎留学,并不仅仅是自己留学,而是带着父辈的梦想去留学的。法国对于她们而言,就是能够让她们成为自己的一块宝地,或者说是保护她们不要变成自己所讨厌的那种人的地方。

由于年龄差的缘故,杰奎琳最早到巴黎,时间为1949-1950年,当时她还在美国瓦萨学院读本科,时年20岁;桑塔格在巴黎居住的时间为1957-1958年,时年24岁,获得了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的奖学金而留学法国;戴维斯最晚到法国,时间为1963-1964年,当时她还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读书,年仅19岁。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三人当中,杰奎琳和戴维斯都是法语专业本科生,也就是说,在大学的专业就是法语。由此来看,她们对法文的热爱与痴迷,似乎应该在情理之中。

该书的作者卡普兰(Alice Kaplan)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法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文学与历史等。她指出,自己在创作中最为看重的是这三位女性之间的相同点,希望通过那些历史片段所组成的故事,看出这些历史的碎片所带给她们的影响。

但摆在作者面前的一大问题是,她们三位并没有留下很多当年在巴黎学习时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和借鉴。为此,卡普兰详细地挖掘并展示了三人当时所阅读的书目、所观看的戏剧以及当时法国的知识界的思潮等,结合她们后来的发展,进而挖掘并合理推论出,法国给予了这三位女性一种深沉而永恒的自信心,使她们具有了一种冒险精神,也使她们大胆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去追求个人的自由。

当然,三人的情况各有不同。

卡普兰在书中写到,杰奎琳的家庭有法国血统,其家族对此非常自豪。但若细论起来,杰奎琳本人身上的法国成分也不过八分之一而已。但杰奎琳在巴黎的日子却是多重世界的混合体。在学习之余,她像班上的其她女孩一样,把时间花费在了咖啡馆和博物馆,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沉溺在上流社会的各种活动之中。在法国期间,杰奎琳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小说,迷恋法国先锋派电影,追逐法国时尚。这些,深深地影响了她后来的生活。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曾经接到某些议员的抱怨信,认为总统夫妇“太法国化了”。甚至在1961年,当杰奎琳作为美国第一夫人重返法国的时候,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我不过是陪伴杰奎琳到巴黎来的人而已”。这一说辞令人浮想联翩,或许不难合理推断出杰奎琳对法国的热爱,早已让自己的丈夫感到望尘莫及了。

桑塔格曾经把自己称为“自我欧洲化的美国人”。她在法国的生活更加开放。她在那个时候开始了不被人所接受的同性恋行为。她的生活似乎更加丰富多彩,每天能看好几场电影,大量读书,时常光顾酒吧与咖啡馆。事实上,在到法国前桑塔格已经结婚,且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因此,在那时像这样出国留学,应该说实属不易。但到了巴黎之后,她与一位美国女性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留学期间,她曾返回美国,目的是跟自己的丈夫离婚。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彻底放弃了曾经有过的观念:精神生活应该把身体的愉悦排除在外。再后来,桑塔格把巴黎称为自己想象中的另外一个首都。而且,在2004年她去世之后,她的儿子把她葬在了巴黎。由此可见桑塔格对于巴黎的热爱。

戴维斯是位黑人女性,从小就生活在种族隔离政策盛行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地区,但曾经在曼哈顿居住过。正是在这里上高中时,她学会了法语。等到她在巴黎留学的时候,恰好是美国伯明翰地区教堂爆炸案爆发之时。她在法国也看到了种族歧视的现象,而这个国家曾经一直是美国黑人艺术家逃离美国的落脚地。在法国,她更多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从此开始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直至在后来加入美国共产党,宣扬共产主义。她后来的很多激进行为,都与这一时期的思潮有关。当然,她后来的思想也有所转变,但始终不改的是她激进的政治与文化主张。

学术作品也能引人入胜

当然,《巴黎岁月》所要讲述的三位女性的故事,更多地还是着眼于这段留学生活是如何改变了她们后来的人生以及各自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三位女性在后来都成了美国文化界、知识界和政治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甚至是人们的偶像。但在最初到法国去的时候,她们还处在青春年少之时,默默无闻,对自己的未来也一无所知。而她们之所以选择到法国去,是因为唯有那时的巴黎,才能为她们提供自己所向往的那种文化氛围,一种令人仰慕的社会环境以及非凡的戏剧艺术。因此,即使在青年时期,她们已经在人生道路上追逐着自己的梦想了,虽然未来还不那么清晰可见。

当然,她们各自的出身与家庭背景不同,因而所感受到的法国文化也会有所不同。但相同的地方在于,她们都把法国文化的思潮、意识以及风尚带入到了后来自己在美国的生活之中。杰奎琳把对法国的热爱带到白宫之中,也带入到了自己后来的编辑工作之中。桑塔格正是在法国发现了精神生活的一种模式,从此她下定决心要去引领这样的一种生活。当时她在巴黎所观察到的知识界,对她后来的整个写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其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戴维斯则在自己的巴黎生涯中强化了自我的那份来自祖国的种族歧视的政治流放感,也明白了团结一致的力量所在。对她来说,巴黎是一座有着政治使命、激进主义成分和锋芒毕露的城市,正是从此她开始了自己的革命计划,也使自己成为了法国作家眼中的一位英雄。

《巴黎岁月》无疑是一部学术气息很浓厚的传记作品。很显然,作者在材料的搜集上下了大工夫,在作者把这些碎片式的文献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每个人眼中不同的巴黎,不同时代的巴黎留学生的生活片段,也为读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证据。但作者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这部学术型的作品并没有妨碍带给人们阅读时的那份引人入胜。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女性在美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女权主义、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恰恰涵盖了从1960年代到上世纪末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寻找她们的思想源泉、奋斗目标的成型过程以及走过的历史足迹,无疑能够对当下有启发,更能够照亮人们的未来之路。

相信这本被《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预言将成为2012年春季最佳图书的传记之作,还会受到学术界与图书界人士的更多关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