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1902-1988）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大家。作为一个土家族作家，他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却以一个下层士兵的身份起步，成为使全世界为之瞩目的著名作家，并且到西南联大教写作、在北京大学当教授。
上世纪20年代初期，当沈从文沦落困顿在北京城并试着以投稿糊口时，曾被当时著名的“副刊大王”孙伏园开玩笑，把他的几十篇作品连成一长段，当众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丢进了字纸篓。其实，沈从文也承认自己“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过他当年报考燕京大学时，“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钱报名费也退还，三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当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第一个发现沈从文文学才气的是郁达夫，把他引进文学殿堂的则是徐志摩。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后来，沈从文终于在文坛上登堂入室了，他的一部中篇《边城》，足以让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名，他的《湘西》、《长河》和《湘行散记》，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畅销不衰。
一
“乡下人”不仅对文学有一股子执着劲儿，对爱情也同样如此。1928年8月，沈从文应胡适之邀，以小学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在这里，沈从文遇上了让他一见钟情的张兆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以写信为方式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并对男方那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曾找到校长胡适说：“我顽固地不爱他。”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殷勤地写着他的情书，依旧娓娓道来爱她的理由，从平淡的文字中，透露出一种“舍你其谁”的至诚韧劲儿。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失踪，引起文坛瞩目。两个月后，当人们快要忘记丁玲时，沈从文发表了《记丁玲女士》一文，不仅引发了两个多年旧友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成了一桩难了的文坛公案。同年9月，苦苦追求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沈从文与张兆和终成眷属。
《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版。
《风雨平生：萧干口述自传》，萧干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
沈从文的文章，曾多次在文坛上引起论争，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就是因为他的文章而引发的。可新中国以后，沈从文这个名字，几乎从文字版的现代文学史上消失了，现在我们能读到与他有关的新文学史料，几乎都是在新时期拨乱反正后披露的。
印象中的沈先生，一如他笔下的湘西风景那样，宁静淡泊，遗世独立，有时候甚至还有些胆小怕事、处处与世无争的样子。比如，他写了近30年的小说散文，到了1947年10月，在他写完了自己的最后一篇小说《传奇不奇》后，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就此封笔了。解放以后，作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反动文人”和“带着桃红色”的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但一看到第一届文代会上没有他的名字，立刻从迷惘徘徊中惊醒，陷入更可怕的孤独落寞之中。他惶惶不可终日，原指望能让从解放区来的、现已当上文艺界高官的老朋友丁玲帮上他一把，没想到事与愿违,丁玲对昔日的旧友根本就不屑一顾。那时候，全社会都在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妻子张兆和去了华北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热烈追求过她的历史学家吴晗，当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身份要比自己显赫得多；连自己的儿子，也要跟他讲政治大道理了。整个社会以及家庭的革命氛围，给沈从文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这位“五四”时期的名作家经常是深夜埋头写作，第二天早上却又把写好的东西毁掉。在孤立无援、惊恐不安中，他竟然选择了自杀这条绝路。方式是喝了煤油又割了手腕，幸而昏迷几天后幸而被救活，但留下的心灵伤害，却是永久的。从此，他辞别文坛，大隐于市，远离政治而改为研究历史，到历史博物馆去默默潜心古代服饰研究了。1963年，他受周恩来的委托，负责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周恩来看了之后，说：“出版后就可以作为国礼送给外宾了。”可惜随后“文革”爆发，出版计划搁置，一直到1981年才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沈从文有一句名言，即“人生是一本大书”。他的一生，可谓是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冷静旁观的一本大书，如季羡林悼文中所称，是“一生安贫乐道，淡泊宁静”。据美籍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说，到了50年代中晚期，沈先生逐渐适应了社会进步，他的确感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清除了内战、帝国主义、饥饿和鸦片。作为政协委员，他一方面在会上自我批评，告别旧我，承认自己属于旧知识分子，是屠格涅夫小说中“多余的人”；另一方面又于1956年重返湘西，并将他的返乡见闻写成《新湘行记》，颂扬新中国的建设成果，表明自己向党和人民靠拢的心迹。苏联的第一个宇宙飞船飞上太空时，沈从文亦为此激动不已，说“此时真想入党作为纪念”。不过，他的热情毕竟有限，当他的朋友丁西林和张奚若动员他申请加入共产党时，他却说“没兴趣”，始终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1961年，他还与18名青年作家一同登上革命圣地井冈山，尝试写一部以革命烈士为主角的长篇小说，结果三个月后无功而返。即便如此，沈从文在“文革”期间却依旧摆脱不了政治的困扰和人事的纷争。
据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一文所述，当时，写大字报揭发他最多的居然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画家范曾。他在大字报上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对这种肆意构陷和无限上纲，沈从文在大字报上面写下了八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动。”他在回复的大字报上说，“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这件事也成为他晚年心境最感震惊和伤害最大的一件事，使他从此再也不提范曾这个名字。前些年，范曾就此事还曾做过一番自我辩解，后来也就不清不白地撂下不提了。
二
沈从文的一生，培育扶持过不少青年作家。然而，作为他当年的得意门生、作家萧干（1910-1999）在去世前曾出版过一本《风雨平生》的口述自传，首次透露出生性孱弱、宅心仁厚的沈从文，也曾用过“揭发”、“划清界限”这种类似的方式，对待过自己的“右派”学生萧干。
1999年1月30日，萧干在他的最后遗作里，又详细述说了这件事情：“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萧干30年代的成名之作《篱下集》，就是沈从文潜心修改的。然而到了20年后的“反右”期间，在文联大楼一次公开的批判大会上，萧干想不到沈从文会站起来积极发言，并耸人听闻地揭发自己的学生说：“我知道萧干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他指的是1929年萧干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莱编过八期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中国简报》一事。对这件事，作为萧干的第一个文学老师的沈从文，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揭发出人意料，但作为学生的萧干，只是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人在运动面前自保的一种方式，没有过多地去计较。因为在当时，只有像这样上纲上线，声嘶力竭地来批判对方，才能让大家相信他们之间已划清了界限。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师生关系还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到了“文革”期间的残酷岁月，无路可走的萧干亦想走他老师沈从文曾走过的老路，以喝白酒服安眠药的方式自杀未遂。1972年，萧干从湖北干校回京治病，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四下奔波。在去看望沈从文时，见老师正在狭小的居室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于是便出于不忍之心，频频为沈从文呼吁扩大住房，还想托当时在北京市革委的一位朋友来帮忙。谁料沈从文得知此事后，不仅不领情，反为之动怒，二人在路上相遇后，便声色俱厉地痛骂萧干此举是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怒斥道：“我的住房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不顾而去。为了此事，有着几十年师生之谊的两个友人，断然绝交，不复往来。后来，萧干还收到沈从文让夫人张兆和转来的一封亲笔信，说他一旦去世，不许萧干参加追悼会，亦不许他写悼念文章，不然的话就要诉诸法律。
萧干在一篇遗稿里写到，他并不认为老师真的要申请入党，他只不过在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并没有像学生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只是想在政治上占一个上风罢了。萧干的分析是对的，50年代末沈从文有条件入党，他尚不积极入党，更何况社会纷乱的“文革”期间呢。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融合，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外界因素，师生二人始终未能再晤一面，以尽释前嫌。
现代著名作家夏衍，“文革”时身陷囹圄，孤愤之余，写下了言近旨远的《整人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此诗原系清代前明遗老雪庵和尚做的《剃头歌》转化而来的：“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几十年来，诚如上面两首打油诗所形容的，中国文坛上类似这种互相整治、冤冤相报的事例不胜枚举，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出自己的两面性。如当年违心去批判胡风的巴金，到头来自己也成了文坛“黑老K”；几十年一贯正确的周扬，不但“文革”时遭受厄运，到晚年时也难逃被人批判而无处申辩的困境；“反右”期间引诱吴祖光出来“鸣放”结果把他打成右派的戏剧家田汉，自己在“文革”期间又遭到了灭顶之灾。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现象只能用在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性格软弱、人性扭曲和性格分裂来解释。对此，我们可以从31卷本《沈从文全集》新增佚文中找到作者心灵轨迹转化的一些答案。
作者在“文革”期间上交的思想汇报《劳动感想》里，一方面忏悔自己“脱离人民过了六十多岁，过的完全是寄生虫的生活，不以为耻”；另一方面，又企盼着“但手中的笔还得用，将可用到讴歌这个地方人民的一切新成就”。看看这些沉痛的语言，不是告别旧我迎接新我的反思又是什么？所以，沈从文主动与自己的右派学生划清界限、说出自己正在申请入党的话语，都可视为是在非常时期里，人的生存本能的一种正常反应。
可以说，如果不是萧干本人出面来说这件事情的话，谁也不会想在沈从文身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评论家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沈从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他从不宣传自己，可他的作品却默默地从边城走向了世界，所以当年在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时候，左中右都能接受。对此，2002年秋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马悦然在接受专访时证实：假如沈从文不是在1988年早些时候去世的话，该年10月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极有可能会颁发给沈从文。马悦然表示，“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促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这不仅是沈从文的个人遗憾，也同样是中国文学的遗憾。然而，即便是没有这个奖项，即便有他学生萧干所讲的那些荒唐岁月中的伤怀往事，也无损于沈从文在世界文坛上有目共睹的文学成就。诚如著名的翻译家荒芜生前在写给沈从文一首诗中所吟唱的：“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我论文学追五四，至今心仪沈从文。”
（选自《文笔》2012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