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瑜

从默默无闻到声名鹊起，余秀华在一夜之间便走红了。日前，余秀华在北京出席签售会，出版了两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虽然她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妇，但她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农妇了，而成了一名真正的诗人。

余秀华从2009年开始写诗，主要是关于爱情、亲情、生活感悟，以及她的残疾和无法摆脱的封闭村子。对于余秀华的诗，评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批评家沈睿说：“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诗歌，而不是写出来的充满装饰的盛宴或家宴，而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让你目瞪口呆。”诗人沈浩波则做了相反的评价：“仅就诗歌而言，余秀华写得并不好，没有艺术高度。这样的文字确实是容易流行的。”这不禁让人要问，一个连高中都未毕业的农妇拖着残疾的身子竟然写出如此好诗！中国诗歌已经整整沉寂了20多年，当下仍有数以亿万计的诗人每天还在坚持不断地写着。余秀华诗歌的火爆与出名已经成为当下一种文化现象，足以引发了我对当前诗坛创作以及诗歌本身的一些“冷思考”。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真诗”与“伪诗”的思考。在当前诗坛乱象纷呈，尤其是在“梨花体”“羊羔体”与“乌青体”践踏诗的神圣，在那些诗坛大佬们将诗歌定义在“贵族精神”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的时候。她以大胆与真诚的创作提供了“真诗的活样板”。她的诗干净而纯洁，平实而纯粹，直抵生命的本真状态与人性的善恶，揭开了这个时代人们灵魂中真实、脆弱、温暖、善良、柔软的疼痛。正如《诗刊》编辑刘年说：“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人们直观地感到，久违了的真正的诗与诗人又回来了！我坚信，余秀华的诗会成为当代诗坛真诗的活样板，而她也注定会成为自舒婷、海子之后为人们记住的几个真正的诗人。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好诗”与“坏诗”评判标准的思考。尽管目前诗歌界对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没有一个固定的评判标准，但读了余秀华的诗，我认为好诗应有这样的品格：要能够直接把人引入真实的诗歌现场，感受到诗歌优雅的气息与优美的意境；直接以真挚与真诚的情感打动人，她的诗不仅能够触动人的生理，更能直抵人的心灵；要干净而纯洁，温婉而美丽，没有任何杂质；具有某种宗教圣洁意味与高贵不屈的品格，读后能够纯洁心灵与救赎灵魂；长于抒情与叙述，善于营造某种优美的诗歌情境与氛围，在审美上具有某种古典韵味但也不缺乏现代诗的品格；语言平实质朴但表达有力量，既温润细腻而又简约艳丽，富有张力美，每一个词语与意象就像一颗鼓胀的稻谷与麦粒，能够拧出淋漓鲜活的液汁；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抒情话语、言说方式和意象群落；情感纯正而思想健康，风格朴实而格调高雅，具有平民意识与草根情怀，是真正大众的诗。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当下诗歌创作的思考。她以其“真诗”与“好诗”的“活样板”式的创作给当下萎靡不振的诗坛带来一丝新意。这些年，诗的身份很尴尬。正如批评家徐敬亚说：“诗在公众领域的身份，多数是被嘲弄的对象。诗歌每进入舆论中心，必定伴随着一连串的否定与揶揄。而余秀华现象虽然具有争议，但毕竟还是让诗以诗的样貌，较有尊严地站在了公众面前。”余秀华凭借自身卓尔不凡的诗歌创作实绩独立诗坛。艾略特说，重要的不是关注诗人而是诗本身。“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我爱你》）。余秀华的诗句灿烂、优美，《打谷场上赶鸡》《横店村的下午》《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今夜，我想你》《床》《经过墓园》《井台》《梦见雪》《致雷平阳》《那些秘密突然端庄》《打谷场的麦子》《我们在这样的夜色里去向不明》等抒写自己人生感悟、爱情与乡村生活体验的诗，都被广泛传诵。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诗人使命的思考。诗人这个群体似乎早已在公众视野里消失。最近10年，尽管诗人的数量有增无减，但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存在几乎微弱得让人难以察觉。余秀华的出现，把“诗人”变成了热词，更让不同时代的众多诗人一夜间重新找回了诗歌的尊严。她证明了诗人还存在这个世界，还在努力地营造他（她）的诗歌王国，还在承担着诗歌的使命与诗人的使命。无论是“诗言志”“诗缘情”或者是“时代神经的感应者与歌手”或“人类理想生活的引导者”，诗人之所以不是普通的人，正是因为他（她）承担着时代崇高的使命，他们以其优秀的诗篇，实现着以诗述道、感悟人生的意图，实现着人类诗意的栖居和引导人类追求理想性的精神生活的生存目的。读余秀华的诗，不禁令人惊叹，她的心灵世界竟然如此高贵丰盈，她的诗歌才能竟然如此卓越不凡，尽管她的物质生活贫乏，却十几年来如一日地以诗歌作为自己苦难生命的支撑，过着如此高雅清明的精神生活，写下这么多优美的诗歌，实现并完成了一个诗人崇高理想与神圣的使命。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今天时代读者需要什么样的诗的思考。在这个物质化时代，思想贫乏、信仰缺失、情感空虚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症候。余秀华以其超拔卓越的创作，奉献了心灵诚恳、感情真挚、意象鲜活、意境优美的诗歌，让读者欣赏与感受到了诗的美好、高贵、圣洁、优雅，重新让人们从生活找到了久违的诗情与诗意。一位读者激动地说，余秀华的诗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对美对情感对尊严的追求，根植于人性的最本源，无关身体或智力的障碍，我们必须要感谢这个特殊的群体，让我们更好地体会与认识到生命与人性的本质。另一位读者则饱含深情地说，我们更愿意沉浸在她的诗歌里，为她生命里的诗意轻轻鼓掌。再多的磨难也阻挡不了内心对美好的表达，那是我们灵魂的后花园。余秀华的诗犹如山里的小溪，田野里的风，润泽了这个时代人们干枯的心灵，令摸爬滚打于市场大潮中而伤痕累累的“读者”找到了一剂温良而清香的药。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诗人如何完成人生苦难与困境超越的思考。余秀华说，于我而言，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余秀华的诗，不仅有个人肉体与心灵苦难的呼喊，也有宗教式的灵魂救赎与忏悔，也有博大的人文关怀。“苦口良药”是她的诗作的价值定位。“在床上的时光都是我病了的时光/我慢性的，一辈子的病患/让我少了许多惭愧/有时候我想把一张床占满/把身体捶打得越来越薄。/这时候总是漏洞百出/心盖不住肺/这张床不是婚床，/一张木板平整的更像墓床/冬天的时候手脚整夜冰凉/如同一个人交出一切之后的死亡”（《床》）。她的诗之所以能达到如此至深之境，与她苦难的人生遭际及对这种遭际的诗性超越有关：因其孤独才会潜心凝神，思虑博远，观照世象，不致流于浅薄，而身残又才不致掩饰苦难，忌讳揭露疮疤。痛的东西往往更能引起人心的心灵震颤和灵魂反思。好的诗人就像刀笔吏，须一刀一刀地去剖开真实的世象，剔除毒瘤，最后再行缝上、撒药，以求治愈。余秀华就是这样一个将灵魂苦难的疮疤与毒瘤用刀一点点戳破，流着血而又重新缝合上的诗人。“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轻视了清晨”（《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余秀华通过创作不仅拯救了别人，也拯救了她“自己”，通过写作完成了心灵的纯洁与灵魂的自我救赎。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诗歌如何走大众化的思考。余秀华的诗应了那句“诗在乡里、诗在田野、诗在民间”的古语。诗在民间是指诗歌来自民间与人民生活的活水源头的灌溉与滋养，在表达上直逼人性生存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情感与心灵状态，以及对民歌表达方式上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与运用，能够用最简单最素朴的形式抵达诗歌最逼真最实体的境界。土地、阳光、山野、河流、村庄、小树、稻谷、麦田、打谷场等农耕文化意象构成余秀华诗歌主要的意象群落。她的诗是一种新的“现代乡土诗”。她以杰出与不俗的创作，证明好诗在民间，好诗在田野。同时，她的创作或许可以促使诗坛重新把眼光再一次投向广袤的农村的乡野和大地，投向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情感。余秀华的诗没有任何包装，像一位素面朝天的村姑，尽管衣衫褴褛，甚至破洞百出，但以其粗服乱头的自然本色，赢得读者的喝彩。余秀华以其自然本色的写作风格与平民草根意识为我们的诗坛提供了一种自然本色的诗歌样态，为当下诗歌的人民化、大众化开辟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余秀华的诗引发我对诗歌如何通过“小我”来表现“大我”的思考。记得诗人马路明在《宇宙与梨树》一诗中写道：“这棵梨树是宇宙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宇宙/是这棵梨树的延伸。/必是创造宇宙者/创造了这棵梨树；/或者：宇宙形成与一棵梨树形成/一样的原理。”万物向造物主赤露，诗人该万般体察和猜度。将一棵具体的梨树写好了，也就是将一个生命宇宙写好了。写好了你自己的世界，也就写好大千世界；写好了“小我”也就写好了“大我”；写好了个人经验也就写好了时代的经验。余秀华最喜爱的诗人雷平阳说，诗歌要反映现实，但关键是如何将“真实的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她的诗歌是生命的体验，是真实的表达，就像鸟儿需要鸣叫一样。在遍地都是虚情假意的写作现状下，她的声音那么真诚地出现，所谓一夜成名，只是她的因果。”也就是说，在遍地都是无病呻吟的当下诗坛，余秀华以其真挚的个性化感受与真诚的个人生命体验在表达个人情感的时候也表达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别林斯基说：“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历史和人民的土壤中。”正因为余秀华在创作中恰如其分的处理好了“大我”与“小我”的关系，使她的诗在表达个性化生命体验的同时也达到了表现时代与现实的写作使命与目的。

（作者为甘肃陇东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