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海
去年9月底，南京师范大学书话研究专家赵普光博士打来电话，说徐雁教授正在编选“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第二辑，推荐我把手头合适的文章编出来给徐教授看看。我按照要求，斗胆把过去七八年来所写的四五十篇文字筛选出19篇，编成《故纸求真》一册，呈请徐雁教授赐教。徐雁教授看过拙稿后，多予鼓励和肯定，并当即把拙稿转发给上海科学献出版社。
曾经拜读过赵普光收入在“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第一辑的大著《书窗内外》，知道这一文丛作者和内容的分量。这几年来，我因为为先父吴奔星编选民国时代的诗文，长时间浸淫在故纸堆中，从而对现代文学史料产生了兴趣，尝试着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坛人物、社团、报刊及事件的文字，不过敝帚自珍而已。一个业余研究者，能够跻身于专家、学者云集的“书香文丛”作者中吗？感动、惶恐之余，惭愧占了上风，倒并没有把出书的事太放在心上。不料，一个月甫过，11月9日就收到徐雁教授的邮件，得知拙编出版社方面审稿已经通过，定稿、清稿、交稿在即了。
记得1981年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上了第一周课后，我曾向班主任葛迟胤老师提出可否转到中文系，因为我觉得新闻系所开课程太杂，感觉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果，葛老师当着全班同学不点名批评我说：有的同学没上几天课就想转系，你以为是到菜场买菜，青菜拣拣，鸡毛菜拣拣啊？说实在的，我当时根本没弄明白葛老师的意思，也不懂上海人所谓青菜和鸡毛菜的区别，但我的转学梦却从此破灭了。在复旦学习新闻的六年里，我选了不少和新闻无关的课程，比如现代文学史，但彼时研究上的禁锢颇多，文学史成为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史，枯燥乏味，实在让我庆幸自己没有转成学。与此同时，我也在学校图书馆里翻看过很多和新闻业务无关的杂书，像钱钟书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是那个时候所接触的，喜欢但没有迷恋；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也同样是这种感觉。没有哪一本中国现代小说，让我有再读第二遍的冲动。不过，张玉书翻译的茨威格的小说，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不是《象棋的故事》，而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最让我感到痴迷，记得还和同窗好友、现在已经成为奢侈品专栏作家的王迩松兄，讨论过小说里对手的精彩描写细节，迩松兄代入感相当之强，聊得兴奋，总是以他修长的双手比划来比划去，让我感觉他就是从茨威格小说里走出的人物。但说来也奇怪，后来我继续在复旦读第二学位国际新闻后，老师基本以英语授课，我反而没有再去看什么外国小说，翻译或原版皆然，想来十分惭愧。
大学毕业后的20多年里，我一直按部就班地从事时事新闻编辑工作，工作繁忙，书读得不多。只是因为父亲吴奔星是诗人和文学史家，耳濡目染，对文坛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有些肤浅的了解，仅此而已。父亲2004年去世后，因为他的学生徐瑞岳也突然因病不治，诸多待办之事，一下把我逼上梁山，承担起为老人家编辑纪念文集的工作。在这段过程中，我惊觉虽然大学毕业后一直和父亲朝夕相处，但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太少；因此在纪念文集出版之后，又在父亲的文朋诗友及学生的鼓励下，为他编选民国时代的诗文。在接触、阅读了一些泛黄的原始报刊后，我的视线豁然开朗，如入宝山，当年读现代文学史时一些闻所未闻的人、闻所未闻的事鲜活地跳跃在我的眼前，让我欲罢不能，竭尽所能去探个究竟。无论是惊觉文坛上的有些人、有些事和眼下坊间出版物上的描述，颇有出入、讹误很多，还是洞察现代文坛上的有些人、有些事，毫无理由地湮没多年，在在都促使我在工作之余，以上网、泡图书馆、混读书论坛、写书信、打电话、发邮件等多种形式，去搜索更多更广的资料，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拿起笔来，去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准确而言，去还原最接近历史的真相。
比如，我最早的一篇探寻史料真相的稿件《王老九抄了吴奔星？——〈新湖南山歌〉与〈想起毛主席〉》及其后续《〈新湖南山歌〉和〈想起毛主席〉史料新探》，就是不轻易下论断，而是以大量的史事“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真实”，让读者通过我提供的史料自己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写罢一篇钩沉现代诗人的史料文章后突然想到，如果自己当年转学到中文系，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头脑有了固定的认知模式，是否还能够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客观看待文学史上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呢？是否还能够以经年累月训练有素的新闻工作者的笔触，到行业外去形诸文字呢？或许被禁锢得动不了，也未可知。
比如，抗战时期在沦陷区颇为活跃的画家兼作家的胡金人，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默默无闻 ，直到上世纪1980年代张爱玲被发掘出来之后，因为张在散文《忘不了的画》提及其绘画，胡金人的名字才随着张爱玲的文字，出现在数十本书籍里。但胡金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生平如何，却始终没有人去探究。笔者从网络上寻找到蛛丝马迹，原来他是诗人纪弦的妻兄，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剥丝抽茧，基本掌握了他1949年前生活和创作的脉络，并通过电子邮件请教胡兰成（与胡金人有深交）的哲嗣胡纪元，意外取得纪弦公子路学恂在美国的联系方式，又经过一番转辗曲折，最终和胡金人远在法国巴黎的三女婿顾公度、近在上海的大女婿顾训源取得联系，前后历时3个月时间，不知道写了多少电子邮件，通了多少越洋电话，终于厘清胡金人1949年后的下落，写成并发表《胡金人其人其事——从胡兰成和张爱玲笔下走出的画家兼作家三二事》一文。
本书中所涉及沈圣时、常白等人的文字写作过程，都类似新闻工作者的“采访”过程，如果没有不惮其烦地去寻访他们的亲人或后代，并反复核对事实，就不可能有如此多的独家披露。至于《被污名化的白话诗人谢楚桢》，写作契机则来源于掌故专家黄恽兄大著中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由此出发，深入探究，竟然发现对白话诗人谢楚桢及其《白话诗研究集》的诸多评价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给他泼污水的反倒是当年支持他最力的两位友人后来所出的不实回忆录，而为专家、学者引用、讹传的不实的回忆录，仿佛倒成为了铁板钉钉的史实……
在写作《“徐何创作之争”中胡适的失察——从胡适致吴奔星的一封信说起》《伪造历史，厚诬名人——“唐圭璋拒批〈沁园春·雪〉遭中央大学解聘”证伪》《被污名化的白话诗人谢楚桢》等几篇文章前后，我总要不禁想到复旦读书时所选修的中文系黄润苏老师的古典诗词欣赏课，虽然我没有学会做旧体诗词，但我课堂作业的旧诗新译（新诗）得到她的肯定（她曾当堂朗诵我的新译），这门课也成为我唯一得了“优”的选修课。当然，上黄老师课的最大收获，是我第一次从她的口中得知，四川的刘文彩并非我在“文革”中所看连环画《收租院》之类所描绘把农民关进水牢的恶霸地主，而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开明绅士。这段颠覆的历史，多年后我才在媒体上看到。黄老师的先生姓刘，似和刘家有渊源，但具体是什么，当年没有敢开口问个究竟。不过，黄老师让我认识到，读书必须带着疑问，否则，就真的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了，因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当然，当时我不知道“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是胡适所信奉的人格追求，也不会想到，这一追求也会成为我业余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有形或无形的动力。
网络时代，资源共享度高，信息量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又不免泥沙俱下，使人难以取舍。我这些年来写的数十篇涉及文学史料的文章，虽然只是一个业余文学史料爱好者的所思、所得，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力求不囿于成见和“定论”，秉承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原则。无论是钩沉史实，还是挖掘真相，在力求独家披露、独家见解的同时，也努力达到辩冤白谤、还原历史的目的。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发现篇”、“颠覆篇”和“求实篇”，本质上就是和读者分享我浸淫在故纸堆里的发现，体会和快乐。如果读者阅读之后能够有所收获或者耳目一新，则幸甚幸甚！
有朋友说我非“学院派”中人，因此为文顾忌少，不用靠这些文章评职称，也不怕得罪人，所以能够直面史实和现实。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不过，我感觉更重要的，应该是和我在复旦接受的教育，和我所浸染的复旦精神有关。我的同班同学李泓冰女士将复旦精神称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并诠释为：“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能在无边的时空中恣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自由洒脱，无拘无束，淡泊名利，脚踏实地。
这些年来，在我读书和写作过程，不吝赐教、多方鼓励的专家学者和师友颇多。比如，南京的周正章老师，读过我很多文章的初稿，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对我的鞭策良多。而董宁文兄主编的《开卷》杂志，则是我探索文坛史料文字最早的发表园地。在此鞠躬致谢。当然，要感谢的师友还有不少，即便为免俗套不一一列名，但我感恩的心是完全相同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拨冗为拙集写序，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记得1991年11月19日，子善师陪同台湾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秦贤次先生来看望我父亲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和子善师见面，惜当时愚钝，对现代文学史料这座宝山一无所知，错过了向子善师求教的机会，以至于彷徨、徘徊多年，不得入宝山的路径，荒废了多少大好光阴！不过，似乎冥冥中上天自有安排，20多年后，我终于有了向子善师时时请益的机会，也算弥补了当年的遗憾吧！
这几年我除了忙于工作外，业余时间多半放在读书、写文章上，很少为太太分担家务，应允周游世界的计划也一拖再拖。但太太并无抱怨，而是支持我徜徉于书香世界，致使至今仍留连忘返。更难得的是，太太还是我大部分文章的第一读者，并能够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视角提出意见，让我的文字更臻完善。
（本文作者为《故纸求真》一书所做自序，标题为本刊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