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海军
司马迁《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实，它在中国经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尽管汉代班彪认为司马迁“离经叛道”，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也认为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但这种说法已经受到了历代学者的驳斥，很多学者都认为司马迁重视六经、孔子儒学，明人焦竑甚至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而且与申、韩相埒，亦曷尝先黄老而后六经哉？”（《焦氏笔乘》卷二《史公权衡》。）
实际上，司马迁的父亲注重黄老之学，而司马迁本人更重视六经、孔子儒家。如朱熹就曾说：“先黄老而后六经，此是太史谈之学，若迁皆宗孔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清冯班也说：“史迁极重仲尼，史谈乃重老子，父子异论。”（《纯吟杂录》卷六）清人王鸣盛也说：“《太史公自序》叙其父谈《论六家要旨》……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马氏父子异尚》）父子之别不仅是个人的思想旨趣，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司马迁对六经、孔子儒家的重视，深受其师董仲舒的影响之外，也是汉武帝时期文化政策转向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董仲舒为了给汉武帝提供这样做的理论依据，便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对《春秋》进行解释，由此奠定了汉代经学诠释的新模式。可以说，董仲舒是先秦子学向汉代经学转型的关键人物。在这种情形下，司马迁无论是在史学编纂、历史叙事还是人物事件的评价方面，自然都认可儒学、经学的主导地位，并为之服务。
司马迁《史记》旨在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扬儒家经典及圣人之道，如其所谓“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极为重视六经、儒学，“考信必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六），同时还在人物事件的评价上，基本上以儒家仁义思想为判定标准。此外，司马迁还结合社会政治的需要，利用对六经的理解、诠释，提出了自己的当时社会政治的看法，经世以致用。
司马迁推尊六经，传承圣人之道，他在其《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章中清晰地记载了孔子修订六经与六经传承等历史事实，由此建构了先秦经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而这些记载成为了后代研究孔子与六经关系及先秦经学史最早、最重要的文献证据。
比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删定《诗经》的史实。他认为孔子在古代三千篇《诗》的基础上，以周礼为标准，经过删减重复，只留下了305篇。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充《论衡·正说》、赵岐《孟子题词解》、郑玄《六艺论·诗论》、魏征《隋书·经籍志》等都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孔子删诗说由此中国古代的基本看法。
又比如《周礼》也称《周官》，它最早出现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司马迁《史记》中周公作《周官》的观点，后来被汉代班固、宋代朱熹等继承，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最为流行的说法。
至于《仪礼》《周易》《孝经》《左传》等其他儒家经典的传承脉络，司马迁《史记》也都有记载，这自然为后人研究六经、十三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论据。司马迁除了梳理记载六经传承、发展的历史的同时，还借助历史考证的形式，对儒家所言的古圣先王及相关历史事实做了最为系统的梳理和建构，这无疑对儒家学说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提供了历史事实上的支持。
总的来说，司马迁对六经传承、发展谱系的记载和梳理，对了解六经学史、先秦经学史、儒学史等都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所说：“孔子六经之传，赖是（司马迁《史记》）得存其真。史迁之功，于是大矣。”梁启超更是认为：“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读书分月课程》）
司马迁早年师承董仲舒，而董仲舒（前179—前104）在当时经学、学术思想界影响甚大，尽管司马迁在经学思想与方法上对董仲舒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但他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强调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以此来论证其天人感应思想体系的合理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在《春秋》的理解与诠释上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春秋》为“礼义指大宗”。清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将司马迁这种解释《春秋》的理念称为“以礼说《春秋》”，所谓：“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经学通论》四《春秋》）其实，司马迁不仅在《春秋》的理解、诠释上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与特色，在其他儒经的理解与诠释上，也都是如此。
另外，在西汉，经学的传承、诠释非常强调家法、师法，同时又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司马迁在当时并没有倾向哪一家或哪种解释方式，而是兼采今古之学，超越了家法、师法的束缚，如他的《易》学出自杨何，《书》学出自孔安国的古文说，《诗》学出自今文《鲁诗》，《礼》深契“鲁地”之风，《春秋》学思想则继承今文《公羊》学，但对于史实的采择则用古文《左传》说。这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言，司马迁“既未墨守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经和经说，又未严守任何师说”（刘家和：《史记与汉代经学》，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总之，司马迁在儒家今古文经的鉴别、理解与诠释上独具特色：去粗取精、兼采众长、融会贯通，进而实现了对今古文经学整合统一的工作。
总体来说，司马迁在经学解释上独具特色，个性十足，正如刘家和先生所总结的：“一则，与当时株守一经及一家之说而拒斥他说的陋儒不同，司马迁对儒家诸经之间的态度是开放的；二则，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态度不同，司马迁主张兼容百家，只不过以儒家的六经为最高标准来整齐百家，所以对百家的态度也是开放的。”（刘家和：《史记与汉代经学》，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可以说，司马迁在经学诠释上独树一帜，兼采众家、兼收并蓄，既没有墨守董仲舒之说，更没有严守今文经学的说法，而是整合今古文之说，折中于六经，进而形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史记》对六经、儒学传承历史进行梳理，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先秦经学、儒学的基本脉络，为后人研究先秦经学、儒学提供了最权威的文献。司马迁不仅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儒学史上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如宋郑樵在其《通志·总序》中所说：“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
司马迁编纂《史记》，不仅秉笔直书，叙述了历史，更是远绍孔子《春秋》之学，传承了圣人之道，为后世立法。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此言，进一步申明自己要秉承父亲的遗命，上继孔子《春秋》精神，传承六经之义，弘扬周、孔以来的礼乐文明。可以说，司马迁《史记》的思想旨趣，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六经之义、孔子儒学的传扬，而是借此来传承周、孔以来的礼乐文明与王道理想。
司马迁不仅推尊六经、孔子儒学，且建构了先秦儒学发展的基本谱系，更为主要的是借助历史叙事的形式，发展了儒学的基本理论，比如他对天道的认知与理解上，尽管继承了其师董仲舒的一些观点，但司马迁更强调天与人的自然协调，而非简单的比附。另外，司马迁还在其论赞、历史叙事等方面对孔孟的仁、礼等学说都做了一定的传扬与诠释，这无疑丰富了六经之义、孔子儒学。可以说，正是由于司马迁借助《史记》历史叙事的形式来传承六经、弘扬儒学，由此奠定了他在经学史上、儒学史上崇高的地位，这一点正如甘鹏云所说：“嗟乎，续《春秋》而为良史，综六艺而为通儒，左氏以来盖未有如迁者也。”（《经心书院续集》卷三《太史公自序书后》）
总的来说，司马迁在经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继承父亲遗命，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传承六经之义与圣人之道，还借助“以史证经”的方式，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六经的内容与孔子之道，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史证经”的重要典范。此外，司马迁还借助六经诠释、历史叙事、考察盛衰的方式，对孔子儒家的很多内容、思想都做了重要的发展与弘扬，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儒者。
司马迁借助《史记》的形式传承了六经之意、孔子儒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更是奠定了他在儒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司马迁在其《史记》多篇之中都提及六经、儒学，并对它们的传承谱系、发展历史做了梳理补正，并以“以史证经”的方式，对孔子儒学做了自己的理解与诠释，甚至在很多历史叙事、人物评价中也反复以儒学仁义思想为评价标准，以此来弘扬儒学。
正是由于司马迁《史记》言必提六经、取信于孔子儒学，并借助历史叙事的形式对六经、孔子儒学思想做了考证、论证甚至是完善发展，由此史学从此被视为经学的重要补充和展现形式，进而在《汉书·艺文志》以后的中古时期，史学日渐从经学中分离出来，并作为经学的有益补充而独立存在，进而成为中国古代书籍、学术分类中的重要板块。由此可以说，司马迁《史记》不仅在经学史上，还是儒学史上、史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