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纪鸿

在今天这个“大师远去的时代”，人们无不在心里呼唤大师们的归来。著名作家汪兆骞的《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用汩汩流淌的泉水饱蘸着笔墨，把民国时代那些造诣极深、特立独行和身怀绝技的大师们，性格鲜明而又层次分明地宛如水墨画一样勾勒出来。让我们从纯粹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俯察重温那风起云涌时代里，德艺双馨、文采斐然的“士”是怎样的一种风流倜傥，怎样的一种清高俊杰。正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首先，《民国清流》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文人大师天才成长、干预社会、大胆发声、辉煌建树的长篇集体传记。一部优秀的传记著作里，不但要复活传主本来的精神面貌，还应该将作者的生气也焕发出来。所以集体传记不是纯客观的材料展览，它需要对话，作者与传主间的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对话。从而再现那个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时代。汪兆骞老师是集编辑、出版创作于一身的作家、编辑家，曾多年担任大型文学杂志《当代》副主编，很多知名作家的获奖作品出自他的手。凭借多年的文学涵养和丰富的文化史料的沉淀，在长期知识与学养储备的基础上，史海钩沉，学海爬梳，走近大师，与大师进行心灵上的对话。该书按照编年体的写法，分十章，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止。在这精彩绝伦的10年中，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那些大师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雨雪阴晴。呈现了大师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第一章从蔡元培被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讲起，蔡校长走马上任得到了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事情。蔡上任伊始就从国内外延聘人才，邀请陈独秀、胡适分别担任文科学长和教授。就在陈独秀从安徽师范学校校长任上来北大之际， 1917年《新青年》第一期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此文犹如新文学运动的第一声春雷。陈独秀携带着《新青年》到北大，震醒了许多学人。与此同时陈亲自撰写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此时的北大在陈独秀、胡适以及钱玄同、沈尹默、黄侃、章士钊、李大钊、辜鸿铭、刘师培等大师的引领下，为中华的命运焦急地思考，为民族的前途执著地求索。可以说，《民国清流》是各个大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奋斗与抗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激荡的民国舞台上扮演着时代先锋的角色。

其次，《民国清流》比较客观公允地记述民国十年社会上的文化现象和代表人物的激浊扬清，大时代下文化名人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场面，纠正了以往很多由于时代、历史、作者眼界等等局限所造成的扭曲的历史和片面主观的人物印象。作家遍览多种近现代文学史料，打破神化美化和妖魔化历史人物的局限，客观逼真地还原民国十年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比如，对鲁迅和胡适等大师的评述。以往，现代文学史上，由于阶级斗争哲学的影响，“扬鲁贬胡”，一味地拔高对鲁迅的评价，而对胡适等其他文化战士的贡献，或轻描淡写，或根本忽略不计，似乎这些战士就没有对封建主义进行过摧枯拉朽、以笔做刀枪的搏斗。事实上，胡适和鲁迅在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发轫之时，非常默契地联合作战，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批判，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重在建设。之后，两人在两性道德的问题上再度相互支持，相互声援。再比如对辜鸿铭的评传。《民国清流》用一定的笔墨，对这位留着小辫子的清末著名学者予以重现。这位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意大利等语言的学者，是那个时代的一道文化风景，他恃才傲物，批评西方的弊端一针见血。他华英合璧，中西典籍互译善能传神。他是一个传奇，在文坛上留下了美丽的神话。汪兆骞努力对这位被多种文学史轻慢的大儒，做了某种程度的纠偏，这对于后世人们全面客观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文学实绩、思想制度等史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文化兴旺勃发升腾的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成果众多，文化经典绚烂；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再一个就是民国时期，百家争鸣，众说纷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那个时期是中国现代性发育滋长的一个关键时期，传统文人还没有代谢完毕，考过进士、科举的人还在，这些人旧学功底扎实，而新派的留学生也逐渐地发展起来，本土的文人学士也不甘落伍。政治上的混乱，反而给文化人著书立说、扬名立万提供了空间和舞台。加之，当时，民国政府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保有一份尊敬，也促成了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辉煌。民国八年（1919）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激进派与保守派也会互相转换甚至声援。6月陈独秀因撒《北京市民宣言》被段祺瑞政府逮捕，次日刘师培联合大学教授，请求保释陈独秀。9月16日陈独秀出狱。民国政府曾查封100多家报馆，与此同时，竟有400多家报馆诞生。《民国清流》再现了这种大浪淘沙、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大学风尚以及崇尚学问，尊重知识、尊敬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从这点上说，《民国清流》具有让人了解史实真相的功用和填补某种空白的意义。

第三，《民国清流》犹如《史记》中的“列传”，是关于民国时期文人大师们的群体性列传，而不是单个人的列传。他把民国六年至十六年期间的文化精英们的旷世奇才，与奋勇争先启发民智，大腕巨擘们的启蒙教育，以及他们的“谁主沉浮”的气概，一一描绘出来。展示了当时社会文化精英们自由的思想，清高的奉献，仁人志士的义无反顾。特别是书中运用了不少传神的细节和精妙的小情节，使得传主个个栩栩如生。比如，学贯中西文理的辜鸿铭，在英国倒着看英文报纸，并用纯正流利的英语和熟练的法语戏虐英国人，大长了华人的志气，使牛气的英国佬儿也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即便是英国大文豪毛姆1921年来北京拜访辜鸿铭，也是亲自到辜鸿铭府上拜访，因为他在六国饭店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辜鸿铭先生的人影儿。至于辜鸿铭先生与胡适吵架斗嘴，对日本文化不以为然，对日文“改良”一词甚至厌恶至极等表现，既幽默风趣，又充满童心，仿佛一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天真少年。类似的大量文坛趣事在书中比比皆是。所以说，《民国清流》具有很强的现场感，用勾连在一起的一个个细节，将大师们在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上的交流、碰撞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恩怨是非描述得活灵活现；把近百个时代人物的爱国情怀、凛然风骨、澡雪精神和名士风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人忍俊不禁，又发人深省。

我们在《民国清流》中发现，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这段混乱的时代，军阀翻云覆雨，政客朝秦暮楚，共和终于成立，帝制短暂复辟，土匪占山为王，帮会大肆横行，新旧文化冲突，中外思想碰撞，破坏与建设并行。这么乱哄哄的氛围下，偏偏出现了一大批特立独行的人，犹如暗黑苍穹里的群星，努力使自己不被淹没，固执地探求真知。胡适、陈独秀等人顶住压力，做出尝试；徐志摩、闻一多另开新风，让白话诗一度辉煌。二周兄弟各自创造，走出了迥然不同的艺术人生道路。更为可贵的是，这部“集体列传”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立体的，因而也是丰满的客观的，与此同时也就避免了扁平的、单一的、高大全的虚假的人物形象，有着所谓优点和缺点。比如陈独秀，既有嫉恶如仇、英雄无悔地与旧恶势力斗争，亲自上街发传单被捕被监押的红色经历，也有夫妻吵架失和甚至风流倜傥地去八大胡同泡妞狎妓的灰色经历；而我们一直以来印象中猥琐的汉奸文人周作人，也有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谋划革命对旧势力造反冲杀的豪迈作为。如此这般才使我们全面真实地认识和理解当时的民主战士是怎样的血脉喷张、神智丰盈、精力充沛地战斗在五四时期。一本书能够给读者提供真实的历史事件，再现毫不虚假的历史人物，鲜活的人物故事，可资后人镜鉴，启发今人思考。这样的力作，看起来十分容易，做起来确实万分困难。

还有，动荡的民国时期堪称大师的为数众多。他们在哲学、文学、教育、史学等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又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影响政治和参与政治，由文人学者变成了各个部门的重要高官，真名士自风流。回到孔子那句话，“士”当“行己有耻”，故而民国士子无论是旧派大师，还是新派骁将，都坚持理念蔑视权威，坚持苦学精进，引来西学方法整理国故，以延续五千年文明之传承。他们重品行风骨、学识才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无论顺境逆境均保持着独立的人格。这或许也是《民国清流》引起我们复杂而丰富的思考之一吧。

人们会永远铭记这些学术巨匠和大师的历史贡献，也不会遗忘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所留下的痕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和探索，他们的政治选择与困惑，都是近百年来人们一直关注和津津乐道的事情。如果说不足的话，我觉得作家在《民国清流》夹叙夹议的时候，个别议论有点失之游离。

《民国清流》在汪兆骞的笔下，流出了那个时代群星璀璨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当今这个浮躁俗气的时代，我们再次回望“民国清流”，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人，才让冰冷的历史，还能泛出几分暖意，让那痛苦而绝望的年代里平生几许希望。读着《民国清流》在与先辈心灵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感受到文字碎片间传递出的吉光片羽。我们发出一声声赞叹，心中涌动着崇敬与怜悯。这是一种多么美好和珍贵的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