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诗
一
“石斋语痕”至今已连载五年了。犹记得朋友告诉我吴福辉老师将在《汉语言文学研究》刊物上开辟专栏“石斋语痕”的消息，那是2010年下半年的事，仿佛就在昨天。自那以后，吴老师每年春夏秋各来河南大学博士点一次，被邀讲课并趁机了解研究生看书心得或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并针对我们的疑惑一一作答。那也像是学术答问，给我们一一留下了痕迹。
毕竟，读他的文章要比听课多得多，而他如今收录在新著《石斋语痕》集子里的文字，像《〈创造周报〉复刊骤止却引来〈文化批判〉》《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与营销之间》等，时常会引起我对早期学习现代文学史的反省。因我在读大学时，对左翼文学的了解，像“创造社”“太阳社”等仅被看做是一个个名词而已，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迁徙流转等史料是基本不问的，而我最初的文章也被老师批评不过是“百衲衣”。面对吴老师多次提到的当下研究生论文的弊病，这本学术散文集子《石斋语痕》尤其是辑二《广告史断想》里的文章，就像是对“炒冷饭”、“集纳式”论文下的一剂猛药。作者由材料见“史”的每一欣喜好像都跃然纸上，在提醒我辈去反思应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去学会挖掘新史料，并从中生发出学术题旨和理路来。虽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但吴老师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精进勤勉，足以给今天的文学受教者（也可能是年轻的文学教育者）更多的启示。
关于这些文章如何成文，作者自言：“挖掘出零星的新材料了，有了些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了”，“于是用一天到两天时间涂抹成一篇小文，三四千字，五六干字不等”。在“零星的新材料”上做文章，聚焦于精选的“文化细节”，正是作者作为文学史家的治学情趣之一。而对细节的把握亦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不“泥古”，是“化古”——着重点不在于挖掘出什么东西来爆料，而在于将其“化”入一定的史学视野中，从新材料探寻“缝隙”并生发出新意。如他论述周瘦鹃：“在编《紫罗兰》的时候不但不再改动别人稿子里的‘她’字，且自己也破题第一遭用起了‘她’来。这即是懂得时代的发展，从善如流的品格。”（见《周瘦鹃的务新求变与现代市民文学接受史》）在吴老师眼里，“新材料”不论大小，细节也可包括野史材料和广告。而研究亦由此可以探入文学现场：“期刊、报纸、单行本的出版花絮，作家自传、书信、日记、笔记里的隐秘部分，当事人回忆的旮旮旯旯，甚至耳食的说之者日有、亲践者或拒或迎且流布久远的传闻，一些入不了正史的杂七杂八的材料，都可发挥出助你进入‘现场’的效用。”
《石斋语痕》这种“回到文学现场”的研究，注重琐细史料的挖掘，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诚然会呈现出文学现象本身的繁复性，甚至会涉及有争议的文学命题，让一些约定俗成的定论都重新问题化了。而这就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文学历史的门户，窥探到更多的现代文学真相。作者认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是“向世间提供了一部被认为是异类的作品”：“人性的魔鬼真是厉害已极啊”（见《左翼作家展露人性之作〈丽莎的哀怨〉》）。对于老舍的市民情怀，作者如此感慨：“在经受了长期的‘斗争哲学’熏陶，终于看到两极思维给我们带来的灾难问题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将战斗式的激进讽刺全盘否定的景况下，来欣赏这种由‘穷人’出发而采用的对人世发出会心微笑的从容批评姿态”（见《由〈龙须沟〉想到老舍与市民的血肉联系》）。这些论述着现代文学经久律动和生机的文字，饱含了作者开阔的文学视野和精准锐利的学术眼光，及他多元包容的文学观，这亦可从吴福辉老师的其他著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看出来。
二
《石斋语痕》里气象活泼且兴趣盎然的小品文字，与作者的现代文学史、海派文学史研究的大气相互辉映。然而这一“小”一“大”的对比，正指向作者将学术生命与个人生命相互交融的独特性。在王瑶先生的几个弟子中，吴福辉以细腻著称。他以饱蘸生命感悟的文学情怀面对研究对象，一向为人所乐道。他的学术著作也宛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入生阅历与生活经验的多个维度来。《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记录的是他生命迁徙的足迹：“跟着父母家人离开上海的时候年仅11岁，却有浸透骨血一般的余痕，种下了日后研究‘文学上海’、研究‘海派文学’的根子”，如今“在北京朝夕相处现已生活了30多年，于此安身立命，终老于这个古都相依为命，并同时研究京派文学”。正是出生于沪地，却长期生活于北京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吴老师京海远眺的学术视野：“能用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做对照，来加深体会她们。在这之间，我体会到了京、海在现代中国作为标志性都市所产生的独有的文学显赫位置。”
而其学术屐痕与生活印迹的重合几至难以分辨。像这本集子涉猎的“材料阐释、笔记批注、实地考证、读书割记、答读者问、名作重评”等文章类别，即来自于作者受邀参加学术会议的发言、为书籍撰写的序言、讲学时的稿子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比如，吴老师将一份手绘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楼房居住使用图视为宝物，这是在北京虎坊桥访问资深作家葛一虹时所得的。他还会因丁玲检讨书残稿《关于（在医院中）》的披露却反响较少略感不安，因此执笔为文。再联想到平日里偶提及保存有某大家的亲笔信时，吴老师那掩饰不住的一脸兴奋，不难觉出在他眼里、在他笔下，学术史料都变成活生生的了。当然这与作者游历考察了诸多文学史的“现场”不无关系，而写作也“升华”成了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一种亲切对话。虽不敢说每部作品产生的原型、每个作家的诞生地居住地作者都了解过，但我们相信正是有了这样亲近作家作品的心怀，那些貌似生硬的史料才变得有趣活泛起来。而我觉得学问已经在吴老师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
这样，也使得他自然扩大“文学史”的研究眼界，给他所写的“大文学史”的诸多命题带来“文化史”的气息。时代赋予这一代人以文化角色，1950年代成长的学人不可能单单作为一名“述学”者，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使命感的澎湃，都是显见的。如对语文教育的关注有《为大学语文写的知识短文四则》，还有《小说（四世同堂）和话剧〈四世同堂〉（与北京话剧观众问答）》中对表现北京精神、北京文化的雅俗品味均衡发展的呼吁等。而像《费孝通的社会学与我的文学研究》《平津文坛漫议》之类文章所体现的，往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场域挺进，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独特经历决定的，是过往生活教会他的。而著作中蕴含的城市文化、文学环境的转型、以及作品传播与媒体变迁的关系、战争年代作家心态等种种逼近文学发生、变化状态的驳杂文化图景，触及了与文学共生的文化环境的探究。而将文学置于历史文化变动的“长河”之中，敞开的是“文化史”的风景。
三
因此，吴福辉有瞩目文化图景的眼界胸怀，亦有从事小品散文的闲庭信步。二者并不对立，因为史学材料的跃入视野，文思情感的涌动勃发，常常是与“文化细节”对话伴生的。像面向今日浮躁学术而大声疾呼的《从留发、剪辫说到明日之学界》，便由“辛亥”“留发还是留辫”决定是否能保住脑袋，引发出对未来学界“如何能放平一张书桌”的担忧。这是小品的题目，也是小品的写法。作者对散文小品的情有独钟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自1997年的《京海晚眺》到后来的《且换一种眼光》《游走双城》《多棱镜下》，到今日的《石斋语痕》，谁曾想到这种“学术余暇的散步，居然会走得那么远，那样起劲”。但这似乎又可以从作者的学术源头说起。出生于上海的吴老师自有挥洒不去的海派情结（或称江南情结），而他的作品也透露出了南方人的细腻艺术感受力，因细节的描摹到位而显出的“真”来。
作者经营文章细节的功夫处处可见，这在文章感情、结构以及语言等方面的精雕细刻中都有迹可循。如对出生地的眷恋，都满满地写入了《弄堂深处是吾“家”》：“生气勃勃，充满了人间气息的弄堂生活”，是“鲜活鲜活”的，是可以让人“徜徉”的。就连“误撞入我两面带窗的屋子，被我视同宝贝一般养了好几天的鸟雀”，也是“依依不舍”的。《怀想王瑶先生》里，吴老师尤其提到至今保存的“两件极简朴的只对于我有意义的”一个废旧信封和一个华东医院的挂号收据，是关于王瑶先生的上海青浦首届巴金国际研讨会之行如何转为殉现代文学之途的纪念物。恰恰是这类细节的刻画显出的“真心、真情、真意”，使得该书实现了某种学术讲述和散文抒情的“嫁接”。文章有理论、有史实，又有感情酵素之发酵，字里行间处处闪烁出作为抒情主体的“我”的影子来，形成文章的感情之美。如《为一个诚实生活的入画像》中，“叶圣陶长长的白寿眉毛，厚道，诚挚的模样，与读这部‘年谱长编’一样，让人始终感觉着一位令人敬重的文学前辈，所能传诉给你的一床老棉絮般的温暖”。人生普遍之感情的表现并非易事，能融和作者修养、趣味和阅历的知人论世，虽以简约朴素的文字叙述，却传述出了悠长绵绵的韵味，就越难能可贵。该书抒情的气息在对学界的怀人忆旧的“辑三”里更为凸显。《给丛刊带来品格精魂》追思了樊俊“几十年如一日对丛刊用生命呼应的那份感念”，却也真正道出了自己对这份持重刊物的期许、厚望。作者以仁爱善感的情怀来营造散文的气氛，对学术往事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结让人感怀，而名师亲炙，见证并亲历重要学术刊物的工作，以及多年与开封河大的情缘，都镂刻得真实、自然，不露斧凿之痕迹，几近“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的境地，也不至于“端起了‘抒情’架子，咿咿呀呀不止”。
至于学术散文的写作形式，作者也是讲究的，尽显了文章从表面到肌理的诚恳亲切语调和庄重细腻的风格。每篇文章的结构布局总是力避平铺直叙，注重段落之间的自然过渡并追求浑然天成，而结尾总是如传统写意画般地给人以言有尽意无穷之感。此外，如因“了”、“的”等字的妙用而显出的口语化色彩，像“本刊和莫言曾有过一点关系，这是可以查实的”；“天才的女性作家萧红的名声，这些年是与日俱增了”；“写《丽莎的哀怨》的，即早期出过大名的左翼作家蒋光慈”。这些句子“好读易懂”且意味深重。其实，把文章写得漂亮，一直是吴福辉向往的目标。他对学术散文的定义，建构在唐弢先生对书话的要求的基础上：“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晦庵书话〉序》）。并提到过：“好的文章就像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文艺之一瞥》诸文，应是阐释与诗的完美体现。”具体写起来需“追求文采却不允矫饰，笔调在松动些的论文和活泼不过分的散文之间”。所以，他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聆听、接触学术，这甚至包括写作中对理论话语的“化解”。明明是具有学院化背景的作者，可他建构在史料基础上的那些文章，全无令人眼花缭乱的未经消化的“新概念”，与时下各种拼贴式、理论话语充溢的论文背道而驰。这使我不禁想起了吴老师曾说过的：我们自己的文学已经很丰美鲜活了，干嘛要成为理论诠释的载体？而那些以灵敏精致的艺术感觉生发出来的文章，才像中国传统印象式的“鉴赏”，无意中却又显出融化了诸如心理分析、市民大众文化、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等文学理论的影子来。套用吴老师评论丰子恺创作的原话：“能把艺术从云端拉下，拉到能食人间烟火的地方来”，（见《丰子恺创作选本导言》）用来形容其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品味其文，如同听一位慈祥的长者对着你娓娓絮叨，亲切而又平易。文章题目中这种文风的流露即有《我们这一拨儿人》《为一个诚实生活的人画像》，以及《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的结尾：“记住，她只活了30岁”。
四
这一切都可归之于作者的学术个性。学术散文“小处着笔，大处着眼”的旨趣，终将通向文学史、文化史的历史长河。数十年来，吴福辉老师的学术研究续有不断的精进突破，不过，其文章特殊的写作方式及本色神貌，却可谓一以贯之。他不要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教化，尽管写的是“高深”的学术，但也有“人间气味”。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同情的理解”，即“拥抱对象”（胡风的一个常用理论词语）所造成的。他还认为：学术文章尤其不能写成高头讲章，包括论题和文字都要有一股“活”气。这些都道出了作者的人生味。所以，可以说，吴福辉老师做的是具有人间情怀的学术研究。散文作为抒情特征突出的文体，也最为作者得心应手，这也是注重生命体验的学术个性使然。他不时地留恋这块栖息地并驻足其间，每回首前一段的跋涉足迹，而下一段的学术锐进气势往往便蓄于其中了。
我们历来不乏学术散文，学术考据和散文情调共存的文章也比比皆是，而《石斋语痕》却是风格独具的学术散文。多年来，吴福辉老师基本上已形成自成一家的写作风格：详实琐细的史料，融合生活感怀的艺术体悟，庄重细腻的风格，妥贴的口语化书面化双重表达。在学术论文频出的年代，这样接地气的文字还是可以让你动容。近年来吴老师专事学术散文写作，一篇篇积累起来，今成《石斋语痕》，未始不是一种通向文学史讲话的普及文字。吴老师曾有心愿，即为中学在校学生写一本现代文学史，甚至专为儿童写一本文学史。《石斋语痕》比现行的文学史教材通俗，是由文化细节构建的“别样文学史”。通读此书，谁能说吴老师的理想不会有实现的一天呢？于此，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作者倾注在这本书里的文学史情结，也明白了为何在继《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的庄重表达之后，还会有此类溢出学术范式、框架的散文漫议式的神侃。
“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止是求知或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吴福辉老师在《石斋语痕》序言中曾流露：“我喜欢石头，因其坚实，同时不乏圆润，正合王瑶先生所持做人宜外圆内方之说”。相信吴老师在那有石相伴的书斋里，将不断开出深长、圆润的人文矿脉来。因他在一篇小结自己学术生涯的文章里传述过：且看一粒粒萤火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