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骏炎

七宝阁书院特约刊出

在江苏无锡城区东门内，有一片古建筑群，石坊高耸，碧池曲廊，黛瓦粉墙，屋宇鳞比显得格外幽静，这片占地面积近二十亩的古建筑群，就是闻名遐迩的著名历史文化古迹——东林书院。依庸堂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曾激励过无数学人志士，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促进极大，有“天下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誉。东林书院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创建以来，至今约近千年，一直闻名海内，长盛不衰，并且受到历代人们的普遍关注与仰慕。究其原因，主要与书院创建人杨时以及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学者所倡导的文化传统有关。

洛闽中枢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杨时一生不求闻达，主要活动就是探求并传播理学。他先后拜程颢、程颐兄弟为师，因杨时学业优异出众，深得程颢器重称赏。一次南归，程颢亲自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学问思想将要被杨时传到南方。这也是“道南”一词的来历。杨时与当时常州知名学者邹浩及曾任过北宋宰相的无锡李纲交情匪浅，因此杨时学成南归，首先就来到常州、无锡地区讲学，并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创设东林书院进行讲学、传播洛学。至建炎三年（1129年）杨时离开常州、无锡，还将乐故里，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达18年之久，约占他一生讲学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东林书院成为宋代理学南传第一要地。东林书院仪门后门上方至今还嵌置有清代所遗砖雕门额“洛闽中枢”，这也是对杨时将河南二程洛学传至朱熹闽学过程中所起到的“中枢”大梁作用的充分肯定。杨时受业门人几乎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我国东南地区各地。而且门人高足众多，不乏理学大家，如罗从彦、李侗。据不完全统计，杨时受业门人学生多达“千余人”，史上有“龟山弟子遍天下”之说。

杨时在常州、无锡等地的嫡传高弟也不乏其人。据明欧阳东凤《晋陵先贤传》云：“先生一传而得邹德久、喻子才（樗）。再传而得尤延之（袤）。三传而得李元德（祥）、蒋良贵（重珍）。至今绍延学脉，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 从此处可以清晰地看到杨时在无锡的学脉传承，其中提及的“喻子才”即为喻樗，他是杨时在无锡的一传高弟。他当年长期居于东林书院就学于杨时，对程门理学在无锡地区的继承、传播及进一步深化发展均有卓越贡献，是无锡地区延续杨时学脉思想承前启后的主要传承人。东林书院自杨时离去后，他成为继杨时后第二位山长。喻樗对北宋二程理学思想传播还有一段特殊贡献。杨时为了更好地传授推广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曾与同道一起讨论编纂伊川（程颐）语录一书，并试图将门人各自亲身接触所有问答，分门别类，编录成书，但可惜门人这类记录已全部散佚。罗从彦原来保存有一本此类书稿，但当时罗从彦“已死于道途，行李亦遭贼火”，杨时后来还请人专门去罗家代为寻访查找也没有结果。编辑之事于是陷于困境，难以进行。喻樗知道此事后，立即告知老师杨时，说他保存有此类语录稿本甚多，并表示愿意从速寄达。后来喻樗的确如此办理了。据杨时《答胡康侯》书“其十四”云：“《语录》子才所寄已到，方编集诸公所录，以类相从，有异同，当一一考正，然后可以渐次删润，非旬月可了也。俟书成即纳去。”由此可见，当时如没有喻樗及时提供稿本协助，伊川语录编成及传以后人，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由此可见，喻樗对理学传播及东林书院的延续发展均有卓越贡献。

宋元鼎革之际，社会动荡，战事频繁，当时东林书院仅存遗址，其余建筑均不复存在。元贞年间，无锡人虞荐发接受士人之请，主动肩负起振兴“无锡州学”，教授士子的繁重任务。他大力弘扬程氏之学，大力宣传强调杨时在无锡讲学之教，强调要以杨时先师等先贤之道为宗旨，并且重建先贤祠堂，中立杨时神位，左右两旁配以杨时学脉传人无锡喻樗、尤袤、李祥、蒋重珍四位先生木主，春秋祭祀，并整日与士子们推演阐述儒学经旨，考论德业，务求实效，并行之有成。虞荐发出任无锡学宫教授士子，完全是主动尽义务的，对地方广大诸生分文不取，而且尽心尽责，任劳任怨，一直坚持达十数年之久。无锡地方数百名士子中，在他的谆谆教导下，都是各有所成，他为杨时之学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往开来

到了明代，无锡人文之盛，可谓称重江南，文会、诗社等遍布城乡各地，义学、书院这些民间私人所设讲所声名亦著于他邑。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被罢官回到家乡无锡泾里，设“同人堂”讲学。当时他因患有头眩病，体质很弱，一年多常与病痛为伍，即使身体健康状况很差，他对前来问学求教之人，仍振作精神，热情接待，有的就留在家中私塾。同时，他还想方设法为前来问学者提供种种方便。众多门人弟子济济一堂，夜以继日奋发攻读。一些名彦士子皆慕名负笈泾里，争相前往求教，一时盛况空前。当时学生中不乏后来成名者，如缪昌期、马世奇、钱士升、钱谦益等人。

顾宪成在家乡讲学影响越来越大，泾里在明代虽为乡村一个小的市镇，但此时这里已成为江南地区远近闻名的传授儒家传统学术文化的活动中心。顾宪成讲学急需一所书院，更为有效地联络同道，而当时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又是积极主张并支持私人讲学的地方官员，加上无锡城东有东林书院遗址，顾宪成感到条件成熟了，一心想修复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顾宪成正式向无锡知县、常州知府上呈《请复东林书院公启》，请求修复东林书院。与此同时，高攀龙也给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及无锡知县林宰分别写了一书。在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一再恳请下，在原址修复东林书院一事，正式得到地方官府的批准。东林书院修复工程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十一日正式开始动工。在各方大力支持配合下，进展比较顺利，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到同年九月九日全部修复竣工。

东林书院修复后即于当年十月正式举行首次大会，会后顾宪成认为，东林讲学“是一最重的担子”，要肩负担当起来，决不辜负人们的期待。于是他参阅古今，在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的基础上，根据明代东林讲学的实际需要，加以适当引申，较为慎重地亲自审定了《东林会约》，即为东林讲学规条。要求东林学者遵照朱熹白鹿洞学规要旨，胸怀大志，诚意从学，要破除世人卑视讲学的陈旧观念，做到讲与行一致起来，使讲学不图虚名，而为国家社会育人，并广泛联系同志，从严要求，互相探讨，达到增加闻见、整肃风习的作用。要求摒去那些浮躁妄谈等不良做法。《东林会约》较《白鹿洞学规》更为具体、详备，是目前所见古代书院所拟会规中较为完备的。

按此规矩，东林书院开展讲学。东林讲学，除由主讲者先说《四书》一章外，以后有问题就进行集体讨论研究，采取答辩方式。学人中除提问有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中有关章节内容外，还兼有以往一些先哲、贤儒、君王、名臣等人的事迹、懿行、语录、学术见解等方面的问题，大多围绕并针对东林学者所关心的学术理论进行释疑辨难。东林讲会被反复强调的儒家经典著作有《周易》《大学》等。顾宪成是位精通《周易》学的大家。他曾将《周易》一书从头到尾批注几遍，认识深刻，极有见地。其他如高攀龙、钱一本、吴桂森等人都是东林学者中擅长《周易》学的著名学者。顾宪成还曾经延请多位《周易》学大家到东林书院专门执讲《周易》。其中有桐城方学渐、常州钱一本等人。钱一本在东林讲《周易》时间最长，有时一连两个多月。而且，其他地方有擅长《周易》的学者，东林讲会都要邀请前来讲学。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靳州姜汝一前来东林参加会讲，当时正好论及《周易》。姜汝一主动介绍推荐，说他武昌的同乡人刘筠桥这位70多岁的老先生深明《周易》之道。顾宪成听说后马上亲笔写信，嘱门人丁元甫专门前往邀请刘筠桥先生到东林来讲学。

明代东林书院正式开讲之后，全国各地“同志会集”，盛况空前，影响很大。《东林会约仪式》中在谈到书院举行会讲礼仪时，凡临会嘉宾排列顺序是“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次本县，次会主”。这也说明参加东林讲会的不仅仅是无锡本乡本土人士。其他地区，特别是江浙一带有许多人参加，当时人概括说：“吴越同志联翩来集。”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主要有修复并主持东林讲学的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钱一本和薛敷教，这八位学者在朝中为清议领袖，在地方讲学为至交同人，名声称重朝野，被当时称为“东林八君子”。另据不完全统计，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同期参加东林讲学的常州府学者还有吴桂森、缪昌期、李应升、华允诚等三十余人。江南其他邻郡、邻县、邻地先后前至东林参加讲学的主要官员学者有杨涟、魏大中、文震孟等近二十人。东林讲学除了本地学者外，还经常聘请一些学有专长的国内各地知名学者到东林讲学，像朱国祯、刘宗周等许多人都曾至东林讲学。既请观点相同学者，还请不同学派学者，使学人能从不同角度加深理学的认识理解，更好地充实自己，并坚定自己的学术信念。

东林讲会，倾动各地。人们纷纷前往东林书院临会受教，有的是个人，有的是师徒同往，还有的甚至是举家赴会。北京韩参夫，名位，原籍河北真定人。因北方当时讲习风气不及南方，他十分钦慕东林之学，所以携全家从北方来无锡，长年客居东林书院旁舍，临会听讲。有的官员在京任上，因政务繁忙，无暇到无锡参加讲会，但内心非常向往关心，自己来不了，就热情介绍其他人到东林听讲受教。如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字元旦，江西新建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做官时很有声望，并与东林在朝诸人交往密切。他当时有位好友刘铎任扬州知府，万燝直接写信催劝他到东林书院参加会讲。刘铎得信后，当即请假赶赴无锡，与东林诸人一起论学，并对其门人说：“读书以求圣贤至道为上事。否则，追求功名科第，纵使富贵致将相，亦为事之末者。”根据接触材料与书院规模，当时东林讲学每年每月大小会，大约有二三百人或多至四五百人参加。而且会讲三日过后，各地学人也并非马上离去，不少人是继续留在院内讲论，有时停留半月甚至二三月才离开东林。

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学派，他们在讲学中批判王阳明心学流弊的同时，还提出爱国，关心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主张实际有用之学，反对空泛玄虚之论。东林讲学，期以树立一代崭新学风，最终达到振兴吏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在东林学者的不懈努力宣传下，明末学风有重大明显转变。实学有用、拯时救世等爱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东林书院也由此成为国内推行程朱学脉思想，树立学人风范的一面旗帜。东林学者们在讲习之际，往往间或议及朝政，裁量人物。当时朝野之士钦慕其风，多遥相应和。因此，东林名声大著，也因此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一大区会和全国学人探讨理学传统文化思想以利经邦治世的重要舆论活动中心，享有“天下言正学者首东林”之美誉。

天启年间，一些主要东林人士都被重新起用，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认真秉公执法，着意振兴吏治，革除朝野积弊，直接导致与魏忠贤阉党集团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明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矫旨毁天下书院，东林首罹其难；第二年朝廷再下严旨，限期拆毁东林书院，不准存留寸椽片瓦，书院除道南祠外被夷为一片瓦砾。

书院被拆毁后，东林人士并没有屈服于阉党的压力。高攀龙好友，自称“东林素衣”的无锡吴桂森曾率领本邑以往一同长期参加东林会讲的学者储恕行、华认庵等人，亲往东林废墟遗址上进行瞻仰凭吊，寄托内心的无限深情。崇祯二年（1629年），吴桂森捐资重建丽泽堂及来复斋，重新审定东林会约，并与同道主持讲习其中。“其弟桂萼亦预东林讲席，先桂森卒”。另外，还有钱振先，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在东林书院与马世奇、龚延祥等人以学问名节相砥砺。吴桂森与诸友人同好讲习其中，使书院横遭劫难后讲事又很快得以恢复继续，其延续东林学脉之功是令后人敬佩称道的。

明末清初，就在地方官佐士绅认真集议并筹措钱银准备对东林书院进行全面修复之际，高攀龙之侄高世泰从湖广任上辞官返里，对书院建筑修复与讲学等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高世泰捐资筑燕居庙及典籍、祭器二室。又于燕居庙西侧建三公祠，以祭祀原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曾樱及无锡知县林宰三人。又于燕居庙东侧建再得草庐四楹，同时修葺道南祠与丽泽堂。经高世泰此次整修复建，书院内除依庸堂外其他建筑大体修缮完成。在此基础上，高世泰又重新审定东林讲会规则，亲自入主讲席，集远近同志，恪遵高攀龙遗训遗规，坚持春秋会讲，长期进行。当时在江南乃至国内影响较大的“四方学者相率造庐问道”，从各地前来东林书院探讨切磋学问。休宁人施虹玉，号诚斋，曾主讲徽州紫阳、还古两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四方学者都非常尊崇他。当时，无锡高世泰主持东林书院，对远近学者更有吸引力。施虹玉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负笈来游锡山，对高世泰执贽行师事礼。高世泰亦十分借重他，东林每次讲会，均推他为祭酒，即位尊司祭礼者。施虹玉也直任不辞。他与东林高世泰等人之间关系极为融洽。比如，施虹玉参与东林讲会，每次临别时，高世泰总要相约以后某年月日必赴讲。每至约期将临之时，高世泰总设榻以待。而施虹玉也一定如约而至东林，足见高世泰与施虹玉之间取信程度之深。高世泰是清初重建书院并长期居中主持讲学第一人，也是确立讲学规条使东林讲会能长期延续传承下去的重要山长，对保护这一文化古迹立有卓著功绩。

清乾隆年间，东林书院属金匮县管辖。当时，金匮知县王允谦到任后，首先捐资修葺书院依庸堂，其次再修道南祠。乾隆四年（1739年），王允谦在东林书院内增建两处建筑。一处位于依庸堂之左，名曰时雨斋，另一处位于依庸堂之右，名曰寻乐处。这两处新增建筑功用，即“用以课士肄业焉”，东林书院教习举业也从此时正式开始。

清末，新的教育思潮与模式发展变化，对各地原有书院教育及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执教东林书院多年并充任山长者为陶云组先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陶云组因受举办新学思潮影响启示，主动呈报上级官府批准，正式改东林书院为东林学堂，由陶云组任东林学堂总董。陶云组去世后由其次子陶世凤担任东林学堂总董，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课士育人上，陶世凤一生推崇服膺东林前贤高攀龙的学问人品。陶云组、陶世凤父子继承弘扬了东林书院历来的爱国务实的讲学遗风，以东林先贤关心社会，志在世道为榜样，精心组织学校教育，认真培养社会人才，他们确定的教学宗旨与思想堪称后人楷模。他们的革新教育之举与开创学校之风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景仰的。

2002年无锡市政府全面修复东林书院，延续了近千年学脉的东林书院恢复了明清时期的布局形制与鼎盛时期的风貌，这座明清学子争相踏访的学府再现盛貌，成为现代无锡的文化坐标和文脉象征。很多人来到书院都会情不自禁地在依庸堂驻足良久，因为在这里悬挂着东林领袖顾宪成所撰的那副天下闻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正是东林学者们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之爱国精神的真实写照，东林先贤倡“实学以救世”、视“天下为己任”的东林精神必将绵延不息，万世流芳。千年学府东林书院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醒目的坐标，也必将薪尽火传，璀璨依然。

（作者单位：无锡市东林书院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