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定格在1976年7月28日。这一天，成为唐山人最撕心裂肺的一天。一切美好，毁之于凌晨3时42分53.8秒那场惨绝人寰的7.8级大地震，也致使我终身残疾。
1961年7月，我出生在唐山市开平区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这对已经有了三个女儿的父母来说，我的降临着实令他们格外欢喜。虽然日子紧紧巴巴，我却是父母的宠儿。
而失去幸福快乐，只需短短的23秒。对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来说，那一刻，恍若隔世。我们村有1500多口人，几乎一半人口震亡，就在我居住的小院子里有12人遇难。我永远忘不了大地震那梦魇般的瞬间。弧光闪烁，天摇地动，房屋轰然坍塌，如同世界末日来临。
我在沉睡中被掩埋于废墟之下，令我窒息、昏迷。待被救出后，气息微弱，家人束手无策，便把我抬进旧塑料搭起的小简易棚内，经受着凄风冷雨的侵袭。一直昏迷三天后，家人才手忙脚乱把我送往唐山，解放军医疗队连续抢救了五个昼夜，我却仍处于昏迷状态。
我被紧急送往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医院继续抢救治疗。当时，我左臂溃烂，持续高烧42度，除了四环素、土霉素，基本上没有特效的消炎药。医生诊断为重度脓毒性败血症，不得不截去左臂，后又截断右手中指。接连六次手术，我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的迹象，省市区医院专家联合会诊，拟定新的治疗方案，甚至调用了战备药品。
事后我才得知，当时自己的病情已经恶化到生死一线的边缘。医院一边全力救治，一边派人整理我的头发和面容，还悄悄地给我拍了张照片，可能医生觉得我要有个好歹，给家人留个念想吧。
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我至今心存感恩之情，念念不忘当年医务人员在药品相当匮乏的特殊时期，没有放弃我，没有丢下我，是他们用无私和大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只有亲身经历，方能体会出危难之中的真情厚意。如果不是几位素不相识的好心医生和市民为我及时献血，争取到最后的抢救时机，我的生命在那时就早已经终结。直到1976 年12月底我逐渐康复，一心想回家，可以说是归心似箭。又是医院的医生，为我带上了继续治疗未愈伤口的必备药物，护送我回到唐山。
大病初愈，我在家里休养了一年。这期间，看到同龄的小伙伴已升入初三，一个个又蹦又跳去上学，十分羡慕。再瞧瞧自己残缺的手臂，拿起钢笔用不上力，写不了字，上不了学，顿感心灰意冷。更受不了路人在背后的指手画脚，承受不住他人一个奇异的眼神，这些都刺痛着我敏感的神经，感觉受到了人们的歧视。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泪水打湿了我的眼眶，灰暗的阴霾在心中挥之不去。
我哭泣，绝望，真的绝望至极。我这么青春年少，这么英俊帅气，却成了废人，前程黯淡，何以苟延残喘？我想到了死，唯有死，方可解脱我的灵魂。我用绝食的方式来与自己残疾的躯体对抗。
经过几天的昏昏沉睡，我那正在萎缩的神经，竟被母亲伤心的泪水唤醒，才知已是两世为人。看着母亲红肿的眼泡，我内心受到强烈震撼，最终明白无论何时遇到何种困境，也不能放弃生命。
那一年，我18岁。
既然大难不死，我立志振作，开始理清思路，谋划今后的人生目标。
我酷爱文学，这期间写过短篇小说、散文。那年头的一篇稿费只有三五块钱，每个月我费好大劲才上一篇稿，根本不能养活自己。之后，学画画，学炸油饼，跟老艺人学微雕，甚至在街头摆过地摊，到饭馆打杂，凡是用四根手指能做的工作我几乎都尝试过。这一时期内，我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精神焕发，踌躇满志，渴望尽快自食其力，不再给父母增添经济负担。
处处碰壁，并未灰心，我深知文化可以改变一切，不甘就此虚度年华。于是，我又燃起求知的欲望，决心与命运抗争。我再次拾起课本，从老师那儿抱回所有初高中的书籍和试卷，关紧房门，日夜与书为伴。老师曾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想成为有用的人，就要先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话不多，我一直铭记肺腑。我需要有人鼓励，需要有人鞭策。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用两年时间，自学完成了初高中所有的课程。然而，当我信心百倍准备参加高考时，终因肢体残疾，被拒大学校门之外。我犹如被人在心上捅了一刀，汩汩滴血，自己追求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我失望、恼恨，不禁感叹命运的不公和捉弄，又不得不在唐山建设集团一家医院的工地做了一名看守员。实际上，就是夜里打更看料，每天拿着1.29元的工资，以此维持自己的基本生计。
父母心疼我，用节省下来的120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以方便我下班骑车回家。我整日无所事事，就买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一天到晚抱着听新闻听小说，以此打发日子。一个残疾人要想自强自立于社会，要想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
记得那是1985年12月的一天，我由工地下班骑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听新闻。戛然间，收音机里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钻入我的耳朵。唐山市建立一所残疾人学校，设置中医班和无线电修理班，招收残疾人学员。我欣喜若狂，脚下用力蹬着自行车飞快回到家，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父母和家人。高兴、开心，似乎来得有些突然。
我先到开平区民政局开了一张残疾证明，然后走进唐山市残疾人职业技术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学校第一批招收了60名学员，每期学费400元。民政局给我开了证明，又减免掉100元。那时候的钱挺值钱的，我一天才1.29元的工资，把我乐得合不上嘴，说是雪中送炭绝不为过。到现在，我一直感念当初为我开具证明的开平区民政局的同志。
我喜欢当医生，源于稍有一点基础，会针灸。为此，我选择了学中医，回到教室，回到课堂，重新找回自己人生的坐标。老师在第一堂课并未讲中医理论，而是向学员们介绍了一个人，那就是促成这所学校得以建立的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老师深情地说，邓朴方主席在省会石家庄建有一所残疾人学校，结果大部分报名者都是唐山残疾人，为此决定在唐山建一所残疾人学校，以满足残疾人求知的欲望。老师还说，你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次学习的机会，重塑自我，一个人要成为有用的人，必须学到有用的知识，回报社会，服务于民，才能被社会接纳和认同。
我豁然开朗。至今，我记忆犹新，始终忘不了当年的情景。班里学员们的身体有着不同残疾，听完老师的讲话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自然我也不例外。从那一刻起，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掌握高超技能，回报社会。
我历经过生死、逆境，闯过了悲观和失落等种种困惑。此时，我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浑身上下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昂扬斗志。我决心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课余时间大多泡在书店里蹭书看。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我只读不买。新华书店里的数百册中医理论书籍，我爱不释手，有时间就钻进去。我还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本，把认为有用的章节记录下来。强烈的求知欲，深深打动了书店经理。他动情地说，虽然你只有一只胳膊，但你头脑聪明，有这份毅力真不简单，我欢迎你常来。我又遇上了好心人。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在实习操作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他人所不知的困难。我学的专业是针灸，必须有一双灵巧的手。而我左臂残缺，右手失去中指，成为学习中最大的障碍。我性格倔强从不服输，不认为只有四根手指就不能成为一个好中医。我不气馁，不难堪，不退缩，时时给自己打气加压。为了掌握把脉要领，实习期间我都会伸手为对方号脉。这一动作被不少同学讪笑，我也总是红了脸。但是，下次我依然如故。
为了提高指尖灵敏度，我苦思冥想，悟出一个锻炼手指的好办法。每天晚上，我用仅有的四根手指，数一粒粒细小的沙子，不厌其烦，反复数着。有时不知不觉睡着了，等第二天早晨醒来手里还捏着沙粒。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坚持练习，勤学苦练。最终，我的号脉技艺成为班里最出色的一个。
为熟练掌握针灸技巧，我关上房门，在微弱的灯光下，按照老师的教导，偷偷对着自己的穴位一针一针地扎。有时候扎偏了，疼得泪水簌簌流下来，我经常把自己身上扎得青一块紫一块。两年下来，我几乎扎遍了浑身上下所有够得着的穴位。单科结业时，老师对我刮目相看，十分感慨地说，黄亚林，你受了这么多苦，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的。这份毅力和精神，后来忆起，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1988年1月我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征得父母同意，拿着借来的175块钱，花20元办了一个诊所营业执照，在家开了一间12平方米属于自己的中医诊所。那一年，我27岁。
我们村有一千多口人，却有13人从医。可想而知，对于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中医来说，竞争十分激烈。还好，这些从医人员当中，没有一个是以针灸为主的。为此，在诊所开业第一年，我坚持为患者免费诊治。谦虚的态度，细心的治疗，精湛的技艺，为我赢得了众多患者的口碑和信誉，一时传遍了周边地区。
我并未陶醉其中，深知自己的功力还欠火候。为了掌握中医知识，提高水平，攻克难题，我开始利用空闲时间提升自己的医学知识水平。
古人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时，为提高自己，我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饿了，啃一个一毛五分钱的面包；渴了，喝一碗凉白开；困了，和衣而卧，倒那儿睡一会儿，醒来继续学习研读。我先后取得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学历和清华大学国学班研究生学历，不仅圆了我的大学梦，也增长了许多医学知识。为博采众长，我还抽出时间拜访全国各地中医前辈，这一路走来，有过艰辛，更多的是收获。我就是想趁着年轻多学点知识，掌握中医本领，为患者解除痛苦。
从医以来，我一直恪守职业道德，每天坚守在医疗第一线，为患者消除病痛的折磨。随着治疗经验和名气越来越大，专程找我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
为解决更多患者看病难、治病难的问题，1999年12月，我自筹资金，建起一座占地3630平方米，设有50张床位，以中医治疗颈椎病为主的特色专科医院——唐山市亚林中医院，由我任院长，招收了16名专业医护人员。与此同时，我又投入资金建起中药调剂室。近年来，已研制出30多个治疗疑难杂症的有效良方。
2003年非典时期，我市乡村出现大量游医到处兜售劣质药品，我非常气愤，当场揭穿游医骗术。为减少群众恐慌，我一次捐出十几万元的药品，免费发放给老百姓，提高了本地的疫情防控能力。
多年来，我一直对残疾人、五保户、孤寡老人、困难户这些弱势患者坚持不收诊断治疗费，药品有时也不收费或只收个成本价，减轻了他们的医疗负担。
2015年7月，中国中医科学院组成一支医疗队，赴西藏义诊，我欣然接受了邀请。24日我在北京与其他队员集结，一同乘坐飞机到了拉萨。25日中午12点多我们到达义诊地，见到了许多闻讯赶来的病人。我主要负责诊治过敏性鼻炎、痛风和关节病。虽然我有高原反应，呼吸困难，但只是吃药吸氧顶一下，接着就一刻不停开展工作。直到夜间12点，才终于把问诊的病人全部诊疗完毕。
第二天，我和医疗队挺进海拔4700米以上的嘉黎县，这里氧气更加稀薄，密度仅55%左右，连树木都难以生长。来义诊点看病的人太多了，我只得一边号脉，一边询问下一个病人的状况。当时，真是一心两用了，否则根本就看不过来。每当我诊治完一个病人，看到患者病情有了缓解，脸上露出笑容，自己也就有了一种成就感。
在西藏，十几天的义诊活动，走了拉萨、日喀则、那曲和嘉黎，使我感受颇深：西藏太需要医生了，如果还有这样的义诊活动，我仍会义无反顾地去参与。曾记得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说到底，我是一名医生，医者仁心是大道。况且，我的生命是他人用鲜血挽救回来的，没有大地震时几位好心医生和市民的大爱，就没有我的今天，他们是我的榜样。而我在日后工作生活中也常常自问：“我是否对得起大地震中救我的人？”
时光荏苒，转眼40年。对于在唐山大地震中受到的创伤，虽刻骨铭心，却也能一笑置之。而平日的我却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到无愧于自己的内心，才配得上医生这个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