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

中国曾经被誉为“礼仪之邦”和“东方道德文明古国”，这无疑是一个民族所能赢得的最高道德荣耀了。然而，这一荣誉毕竟只能代表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而且，当我们千辛万苦地闯入现代工业文明并为之殚精竭力时，却猛然发现，随着“田园诗般的”农业文明风光一起渐渐消失的，不仅仅是往日里桃花源般的田园风光，还有蕴含甚或弥漫于村落、祠堂、家族、家庭、邻里、私塾、学院、寺庙，以及飘荡在晨雾暮色、田间地头和袅袅炊烟间的呼喊应答、作揖问候、短笛长调……工业、城市、商业、现代交通通信，还有正在迅猛突起的网络信息，不仅快速地挤压并改变着曾经广大而宁静的农村、农业和农民，而且也让生活和工作在城市里的人们或多或少有些头昏目眩，茫然失据。于是，乡愁和“记住乡愁”便同时迅速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病症，这其中，乡村伦理当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为纠结的文化症候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不久，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等思想先进们便纷纷将眼光和心思投向了中国农村，考察和分析农民运动、着手乡村道德文化建设试验、进行乡土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我想强调指出，与近世中国社会的其他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成果相比，这些研究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理论成就殊堪卓越，不单最具“中国特色”，而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有的甚至被视为具有典范意义的创造性理论成就。可惜自此以后，这类研究和探讨似乎风光不再，未能持续。大约十余年前，南京师大博士生王露璐告诉我，她准备以乡村伦理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我听后禁不住拍案击节，并极尽怂恿之能事，为其鼓呼唱和。几年后，其文毕，并不出意料地荣获该校优秀博士论文和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越明年，其处女作《乡土伦理——一种跨学科视野中的“地方性道德知识”探究》出版，学业初成。去年，其《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问世，同时又组成其学术团队承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乡村伦理研究》，可谓志业大成。毫无疑问，王君之功不仅在其接续了近世以来的中国乡村研究学统，而且也在其别开乡村伦理之新脉，虽不敢断言其有填补空白之大成，却可云其自有别开生面之善功。眼下，已然成为知名教授的王露璐向读者坦陈其经年探究乡村伦理的思想心迹，字里行间，情理洋溢，让我顿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叹。而陶涛博士的书评虽有未竟，却也堪称高山流水知音语，哲理诚言对手谈了。吾不胜欣之荐之，以为“按语”。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伦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