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唐宋诗词更是其中最璀璨美丽的明珠。但是，相对于唐诗的普遍传播、人们更加耳熟能详，宋诗则相对有些高冷，在大众普及层面上无法和唐诗相提并论。宋代虽然出现了苏、黄、欧、王、陆等大家，但是人们对宋诗的熟悉程度远低于宋词。虽然此前有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程千帆先生的《宋诗精选》等选本出版，但是，如何突破人们对宋诗的了解只局限于重点作家作品，而是对宋诗的艺术特色、写作规律、审美经验等有更多的认知和总体的把握，则需要靠知名学者的引导和解读。
陶文鹏先生的《陶文鹏说宋诗》就是这样一本带有“指路”性质的著作。它以年代为线，先后对宋代比较有代表性的23位诗人的38首诗进行了解读和阐释。这其中既有大家苏轼，也有大众相对较陌生的孔武仲、道潜、肖德藻等。陶先生除了对这些诗进行文本细读、审美体验之外，还十分注重前人与当代学人对相关作品的解读和评价。不仅如此，为了更通透地把握诗歌的写作手法和艺术规律，陶先生有时还征引当代及外国作家的作品和学者的评论，以便更好地揭示深蕴其间的艺术法则。出于这样的艺术追求和慈悲深心，陶先生在为每篇文章命题的时候，尽量从抓住本篇解读诗歌的艺术规律方面入手，这样，读者在阅读的同时，也就更容易掌握相关的艺术法则和写作技巧，对于有志于诗歌创作的读者，有着莫大帮助。
诗歌是人类文化和灵魂高度发展的结晶，它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最高的智慧，和与自然天地最隐秘而美妙的沟通，本身一经流传，就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因此，解读、阐释这些最高典范，就不仅仅需要极大的勇气、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更需要极高的审美感知力和极优美精准的语言，否则，难以驾驭，反而容易引起适得其反的后果。陶先生的这类文章，则使人在掌握知识和技巧、学习到艺术规律的同时，更有了与本文相得益彰的审美享受。他的解读文字本身，就是优美的令人赏心悦目、陶醉其间的美文。如，他解读苏轼的《新城道中》描写江南山野春日的旖旎风光时说：
艳冶的桃花，在短短的竹篱内露出含笑盈盈的粉红脸庞；溪边嫩绿的柳枝条儿，在清澈见底的沙水上面自在摇舞。诗人捕捉住浙江原野春天最常见也最典型的野桃、竹篱、溪柳、沙水四种景物，把它们巧妙地组合起来，就描绘出一幅秀丽迷人的江南春色图。在竹篱边含笑的野桃和在沙水上起舞的溪柳，都被诗人拟人化了。它们那么自由自在，怡然自乐，活泼可爱，富于生命的活力；对喜爱和欣赏它们的诗人，无限深情，向诗人充分展示它们的美。
（《诗心喜田野 无穷出清新——苏轼〈新城道中〉》，P107 ）
如在解读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时，他写道：
六月二十七日，苏轼在望湖楼上喝醉了酒，举目眺望湖景。突然，一场暴雨从天而降，但瞬息之间，风吹雨霁，依旧湖天一碧。诗人创作的灵感兴会立即喷薄而出。……全篇表现夏日西湖暴雨速来疾去之奇。一句一景，从诗人奇纵的笔势中，联翩涌出。首句写乌云漫卷，像是天公打翻了大桶墨汁，浓黑的一团，尚未遮住青翠明丽的山峦。次句，白色的急雨就已从空中洒落，只见无数闪亮的珍珠乱纷纷地迸跳入船中。三句，一阵清风卷地而来，眨眼之间，便把云和雨都吹散了。结句，又回归原先的风平浪静，望湖楼下，水天一色。
（《系风捕影 状瞬间变动之景——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P88）
像类似优美的文字，在本书中几乎随处可见。
鉴赏性文字门槛低，但写出水平却极难。同时，鉴赏性文字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认为是没有学问的随意的经验之谈，体现不了学术功底和思考深度，因此，许多学者不屑于写类似文章，尤其是当下研究古代文学者日益重视文献材料、考证探佚和出土文物方面的研究。对于这种不平衡，程千帆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
所谓古代文学理论，应该包括“古代的文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理论”这两层含义。因而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就应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既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也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工作，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二者虽然都是重要的，但比较而言，后者是更困难，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古代文论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希望这一方面的研究，能得到更多学者的注意。（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莱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P121—122）
重视文献和考证、重视理论研究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因此而对文本细读、研究和鉴赏忽视或误解，则同样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提倡。从程先生的话语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其实是更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更考验作者的地方。而事实上，广大读者急需要这样帮助他们亲近诗歌、了解和认知诗歌的文章。也因此，我们亟需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去组约稿的时候，经常听一些学者跟我们说，《文史知识》的文章不好做，原因是因为它需要极强的概括力，和把深奥的学术问题转化为大众都能读懂的、深入浅出的文字，要知识性、趣味性和准确性兼顾。所以，2013年开编委会的时候，徐公持先生就提出了“文史知识体”，就是如上所表述的那样。因为再深刻的思想、再有价值的学术发现和研究成果，如果没有明白晓畅的、吸引人的文字作为媒介，大众是没有耐心读下去的，也就更无法达到传播的目的了。
相比之下，诗文欣赏栏目的赏析文章就更不好做了，尤其是出色的鉴赏文章。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水平的体现。除了学术功底和积淀，对作品本身的深细体验和高超的审美鉴赏力，更是试金石。陶先生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与他一贯主张的四个方面的要求是分不开的。他在探讨钱钟书、程千帆、吴世昌三位先生为何能够别具手眼，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新的理论来的时候说，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他们都怀抱着与时俱进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要从古代作品中抽象出新的文学理论，为当代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提供更多可资借鉴吸收的思想与艺术营养，推进具有我们民族风格和气派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第二，他们都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他们的研究，都从文学作品的实际出发，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也不停留在对具体作品的评析上，而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第三，他们都研读过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审美鉴赏经验。……同时，他们又有中西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修养，有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第四，他们都拥有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这三位老先生都是写作旧体诗词和现代散文的行家里手。钱先生还著有著名的小说《围城》，程先生青年时代便创作了许多优美的现代新诗。他们深知创作的甘苦，并在创作实践中练出了灵敏活跃的艺术感悟力。因此，他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能够中西比较，古今打通，将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从感悟作品到总结理论的飞跃。（陶文鹏《学习钱锺书，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来》，《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三位老先生的修养和成就当然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但是，这四个方面的原因，也应是当代治古代文学者应有的学术训练和修养，尤其是第四点——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鉴赏非常必要。因为只有有过创作经验，才能更深刻地体验古代伟大作家的创作甘苦，而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心得，也更易于激发起对作品艺术规律的探讨和创作手法的总结，这样，创作与研究、写诗与解读诗之间的界限就容易打通，不会有隔靴搔痒之憾，抑或是沦为冰冷的肢解与匠人气。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动力和出发点，陶先生多年来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做了大量唐宋诗词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如他的《苏轼诗词艺术论》《唐诗与绘画》《盛唐山水田园诗赏析》《古诗名句掇英》等著作。他的这些工作，也得到了前辈学者的赞赏和支持。傅璇琮先生在为他的《宋词三百首新译》作的序中说：
古籍今译，古诗今译，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它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还是一种现代创技巧、手法的探索；再提高一步，是否还涉及到：通过今译，是否可把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与当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如何与当代文学沟通，当代文学创作如何吸取、融化传统经验——这已是我们面向新世纪文学研究与创作的大课题了。我学识浅陋，不能也不敢多谈，谨借此向读者与学界请教。
傅璇琮先生原是反对古诗今译的，但在读了陶文鹏等三位先生的著作后，改变了看法。陶先生的诗词解读和鉴赏还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赞赏，程先生在给陶先生的信中，赞扬他发表在《古典文学知识》《名句掇英》栏目的文章是学人应当做的普及工作，是“将古贤摘句图现代化，极具妙解”。这更进一步说明，这样的普及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学术的研究和推进，既需要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钩沉，以及学术观点、主张的掘发和推进，也需要文本的细读，和向更大范围的普及和推广。毕竟，学术为天下公器，使更多的人了解、接受和给予他们启发，并进而有所提高和创造，才是我们的初衷和最终目的。陶先生在这一领域多年来的成就，正所谓是如刘勰所说的“观千器而识器，操千曲而晓声”而所致。
（作者简介：刘淑丽，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执行主编，编审。）
